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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拉大，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当前国内外人士所普通关注的一个重大经济与社会问题。在这里，不仅是作为判断收入分配差距基本指标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而且不同人群间个人资产拥有量的急剧拉大幅度更是引人注目。先富起来的政策，已造就了为数不少的富裕者，有的人资产积累已经是以10亿、百亿计算。与此同时，西部仍有不少农民至今还陷于绝对贫困之中，城市新贫民所拥有的资产也是寥寥可数。房产是当前中国经济中的一个热点，个人拥有的房产状况，可以从一个侧面判断人们之间贫富差别的总面积。以上海为例，松江等地的高级别墅，价格已上亿元，而一般劳动者住房，获得住房商品化优惠以后，其价值也不过 二、三十万元，更不要讲一些无房户了。
对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之急剧拉大社会各方的议论不一。当前，中央提出的均衡、协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强调要关心弱势群体等一系列措施。都是有针对性的，反映了中央对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
分析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及其是非曲直，首先得从问题产生的来源来研究收入差距拉大的具体原因，否则，我们的有关措施就难以得当。
（一）
1、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加重了城乡“二地名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我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等差别很大，造成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体制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导致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此外，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我国经济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会带来个人之间、行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2、经济体制改革及体制变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在改革和体制变迁过程中，一方面，由于 我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在体制转轨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再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
3、原有体制的政策惯性及部分宏观政策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强制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城市化方向明显走偏，它不是将增加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将大量资金、土地等资源投向赤峰市基础设施房地产建设方面，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三是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
4、制度的缺陷及政策制度不到位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所进行的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一些制度的缺位不可避免。目前，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新旧体制并存、体制氛位、体制错位、体制虚设、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政策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正是这些体制和政策的缺陷为寻租活动设置了大量租金。应当说在体制转轨期间制度缺陷的存在是很难避免的，因而在我国近期非法正常收入的大量滋 生是有其制度根源的。加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与灰色财产转移由此大量出现，特别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5、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职工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城员。我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二）
1、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制度具有全面性、长期性、稳定性、根本性等特点，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个分配制度在实践中难于操作，出现了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现象。针对收入差距拉大趋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研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又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保证制度。《决定》强调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可以说，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与秩序的完善与规范已经相当清晰，完善与规范的重点应为建立一系列具体制度，以支撑和保证分配制度和总体分配格局的实现。比如建立公民就业制度、农民增收制度、最低工资制度、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制度、公务员工资制度、地区津贴制度、国有企业工作制度、非公有制企业收入分配制度、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公共财产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个人基本医疗制度、个人基本住房制度、高收入调控制度、取缔非法收入等制度。建立系统的、覆盖全社会的收入分配的具体制度，以保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各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实践操作得以实现。
2、消除政策性因素，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最大的难点也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应推进城市化，使农民向城市转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①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安邦治国民进城的身份障碍。②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③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④建立农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3、积极扩大就业。扩大就业是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当代社会中，就业不仅是谋生的必要手段，还是人们参与社会的主要渠道；要逐步确立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更多的就业增长点。
4、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促进西部加快发展。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大趋势的重要体现之一是东西差距，东部发达省区城乡居民收入大大高于西部这是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所致，国家已经制定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过程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过程中，关键在于促进西部加快发展。为此应加大对西部的政治领导、政策支持、资金投入、扶贫开发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增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加快西部经济发展，实施西部居民低收入补贴制度，努力缩小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
5、在收入分配中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更新观念，逐步确立公平正义观，形成公开、公正、公平意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形成了竞争、价值、优胜劣汰等一系列新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要求确立公平正义观，努力做到点到、机会、制度、准则等公平竞争，各尽所能，个得其所，构建和谐市场经济。在收入分配中更加注重 社会公平，是公平正义观的集中体现，应当在社会分配再分配中具体体现。过去一次分配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现实情况是兼顾难以公平，一次分配就使差距过大，二次分配怎样努力也就无济于事。当前一次分配中最低工资越来越低、最低工资制度、缺乏法律保障、名存实亡，而垄断行业垄断企业的工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工资管理失控，管理人员工资逐层升高、老总们年薪数十万、奖金十多二十万，形成高收入群体。尽管各行业的收入不可能平等，但差距过大，主要是垄断行业造成的。二次分配要着重提供公共交通、基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服务、社会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穷人比富人更具依赖性，目前公共服务不到位，价格不断上涨，方便富人障碍穷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出不了门的呼声主要来自穷人。在收入分配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要把公平贯彻到社会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的全过程。
6、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场利润的垄断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发生较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序，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少垄断行业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7、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在体制内重点加大反腐败力度，这是已经并将继续做的事情。此外，灰色收入、劳务收入、职务消费、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等等，对加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加大对黄、堵、毒、坑蒙、拐骗的打击力度，真正取缔非法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雏形已经形成，正在逐步建立对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难点在农村，重点在特困人群，要为低收入者提供生活保障和人文关怀，使他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8、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政府不仅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而且应调整转移支付的结构方向。要改变重城镇居民，轻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模式，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分工、各有侧重、互为配套、城乡一体的转移支付体系。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政府的转移支付重点应突出以下几个领域。一是对农的转移支付。即通过对农业生产，特别是对从事粮食生产农民的补贴，弥补该地区居民因保护环境而损失的收益。二是对特殊阶层的转移支付。即通过建立相关社会基金，对失业者或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者给予救济或者补贴，由于现阶段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点在明显的不平衡性，不同地区的政府财政实力差距悬殊，因此，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问题，可以借鉴国外经验，以中央政府的投入为主，相关地方政府的财政配套为辅。
9、增加农村公共物品投入。我国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不平衡的一个原因是公共物品的不均衡配置。公共物品主要偏向于城市和城市居民，而农村则长期供给不足，导致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较差，这些不利的外部环境制约了农村居民各要素收入的实现。这就是说，公共物品投入直接影响私人物品的生产效率，公共物品的不均衡配置加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我国目前总体上已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因此，政府应调整公共物品投入格局，通过以农村建设，增加对农村地区，尤其是农村落后地区的公共物品投入力度，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进步的支持力度，加快而促进城乡之间、工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
对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之急剧拉大社会各方的议论不一。当前，中央提出的均衡、协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强调要关心弱势群体等一系列措施。都是有针对性的，反映了中央对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
分析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及其是非曲直，首先得从问题产生的来源来研究收入差距拉大的具体原因，否则，我们的有关措施就难以得当。
（一）
1、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加重了城乡“二地名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我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等差别很大，造成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体制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导致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此外，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我国经济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会带来个人之间、行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2、经济体制改革及体制变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在改革和体制变迁过程中，一方面，由于 我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在体制转轨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再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
3、原有体制的政策惯性及部分宏观政策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强制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城市化方向明显走偏，它不是将增加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将大量资金、土地等资源投向赤峰市基础设施房地产建设方面，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三是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
4、制度的缺陷及政策制度不到位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所进行的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一些制度的缺位不可避免。目前，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新旧体制并存、体制氛位、体制错位、体制虚设、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政策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正是这些体制和政策的缺陷为寻租活动设置了大量租金。应当说在体制转轨期间制度缺陷的存在是很难避免的，因而在我国近期非法正常收入的大量滋 生是有其制度根源的。加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与灰色财产转移由此大量出现，特别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5、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职工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城员。我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二）
1、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制度具有全面性、长期性、稳定性、根本性等特点，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个分配制度在实践中难于操作，出现了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现象。针对收入差距拉大趋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研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又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保证制度。《决定》强调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可以说，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与秩序的完善与规范已经相当清晰，完善与规范的重点应为建立一系列具体制度，以支撑和保证分配制度和总体分配格局的实现。比如建立公民就业制度、农民增收制度、最低工资制度、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制度、公务员工资制度、地区津贴制度、国有企业工作制度、非公有制企业收入分配制度、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公共财产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个人基本医疗制度、个人基本住房制度、高收入调控制度、取缔非法收入等制度。建立系统的、覆盖全社会的收入分配的具体制度，以保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各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实践操作得以实现。
2、消除政策性因素，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最大的难点也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应推进城市化，使农民向城市转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①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安邦治国民进城的身份障碍。②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③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④建立农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3、积极扩大就业。扩大就业是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当代社会中，就业不仅是谋生的必要手段，还是人们参与社会的主要渠道；要逐步确立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更多的就业增长点。
4、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促进西部加快发展。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大趋势的重要体现之一是东西差距，东部发达省区城乡居民收入大大高于西部这是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所致，国家已经制定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过程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过程中，关键在于促进西部加快发展。为此应加大对西部的政治领导、政策支持、资金投入、扶贫开发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增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加快西部经济发展，实施西部居民低收入补贴制度，努力缩小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
5、在收入分配中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更新观念，逐步确立公平正义观，形成公开、公正、公平意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形成了竞争、价值、优胜劣汰等一系列新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要求确立公平正义观，努力做到点到、机会、制度、准则等公平竞争，各尽所能，个得其所，构建和谐市场经济。在收入分配中更加注重 社会公平，是公平正义观的集中体现，应当在社会分配再分配中具体体现。过去一次分配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现实情况是兼顾难以公平，一次分配就使差距过大，二次分配怎样努力也就无济于事。当前一次分配中最低工资越来越低、最低工资制度、缺乏法律保障、名存实亡，而垄断行业垄断企业的工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工资管理失控，管理人员工资逐层升高、老总们年薪数十万、奖金十多二十万，形成高收入群体。尽管各行业的收入不可能平等，但差距过大，主要是垄断行业造成的。二次分配要着重提供公共交通、基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服务、社会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穷人比富人更具依赖性，目前公共服务不到位，价格不断上涨，方便富人障碍穷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出不了门的呼声主要来自穷人。在收入分配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要把公平贯彻到社会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的全过程。
6、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场利润的垄断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发生较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序，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少垄断行业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7、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在体制内重点加大反腐败力度，这是已经并将继续做的事情。此外，灰色收入、劳务收入、职务消费、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等等，对加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加大对黄、堵、毒、坑蒙、拐骗的打击力度，真正取缔非法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雏形已经形成，正在逐步建立对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难点在农村，重点在特困人群，要为低收入者提供生活保障和人文关怀，使他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8、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政府不仅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而且应调整转移支付的结构方向。要改变重城镇居民，轻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模式，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分工、各有侧重、互为配套、城乡一体的转移支付体系。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政府的转移支付重点应突出以下几个领域。一是对农的转移支付。即通过对农业生产，特别是对从事粮食生产农民的补贴，弥补该地区居民因保护环境而损失的收益。二是对特殊阶层的转移支付。即通过建立相关社会基金，对失业者或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者给予救济或者补贴，由于现阶段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点在明显的不平衡性，不同地区的政府财政实力差距悬殊，因此，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问题，可以借鉴国外经验，以中央政府的投入为主，相关地方政府的财政配套为辅。
9、增加农村公共物品投入。我国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不平衡的一个原因是公共物品的不均衡配置。公共物品主要偏向于城市和城市居民，而农村则长期供给不足，导致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较差，这些不利的外部环境制约了农村居民各要素收入的实现。这就是说，公共物品投入直接影响私人物品的生产效率，公共物品的不均衡配置加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我国目前总体上已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因此，政府应调整公共物品投入格局，通过以农村建设，增加对农村地区，尤其是农村落后地区的公共物品投入力度，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进步的支持力度，加快而促进城乡之间、工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