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語言和研究文学語言史的任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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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七) 文学語言手段的人民性問題 文学语言和作家语言的人民性也是一个根据对语言的全民性的研究,而要求具体探討的最現实的问题。人民語言文化所有的卓越成就在文学語言和艺朮作品語言中的体現,作家語言和全民語言的有机
其他文献
<正> 解放后,我们出版了许多古代作家的文集和古典文学的选本。选注者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贡献,对今天的青年学习过去的遗产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也有一些选注本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題,本文仅
<正> 一、問題的意义現实主义作为創作方法和文学潮流,極其深刻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現实。現实主义是在特定的歷史条件下,在时代的階級斗爭和思想斗爭的錯綜复雜底关系中形成的,并在各个不同的歷史階段上發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研究現实主义問題有助于樹立真正科学的世界文学史观,把世界文学史看成是有規律的發展过程,有助于闡明各个不同民族文学的相互关系和相互联系,有助于闡明每个民族文学發展的特点以及人类藝術發展的性質和方向。深刻研究这一問題可以,并且一定有助于解决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向苏联科学提出的極重大的任
<正> (一) 古代士人的社会地位,是在群雄竞起,思想活跃解放的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确立的。社会地位的确为他们人格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人格理想的形成则标志着古代士人的生存意义追求已经开始了,隐逸便是士人人格与生存意义双重追求的结果。 西周时期,作为萌芽状态里的士人,还是贵族宗法制度里依附卿大夫的底层力量,还不能参与政治,社会的各种规范要求他们不得超出礼制的藩篱,从事越权的社会活动。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传统的宗法体制逐渐解体,束缚人们身心自由的礼法制度也逐渐松弛起来,贵族士大夫失去对士人的支配力
<正> 一、王弼是道家的代表者王弼哲学的發展可分二期,这是有極明確的材料可以檢証的。他傾心于道家在哲学問题上的深刻的提法,以及那种不为正宗思想傳統所拘的哲学思維的解放;他的哲学便是由道家学說出發,進而大体上確立他自已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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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心雕龙》是一千四百多年前出现的一部伟大的文艺理论专著。作者刘勰,原籍山东莒县,寄居江苏镇江,是儒家学说的信徒,也是佛教的信徒。他的思想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但不免有唯心主义的局限。为了批判地继承古典文艺理论方面的宝贵遗产,应该对《文心雕龙》作细致的
<正> 近三十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历史理论在帝国主义阵营中传布甚广。汤因比自命为“总结了全人类的历史经验,并且从中找出历史之科学规律的人。”一些浅薄无聊的资产阶极的文化走卒,把汤因比吹嘘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家,说他的成就已经达到不可企及的高峯。更有人
<正> 一、《远游》是仙真人诗,是天学吗? 怀疑《远游》不是屈原所作,从近代始。近代学者中有这样的怀疑,从廖平始。廖平以为“屈原并没有这个人。”他以为“《秦本记》,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即《楚辞》也。”“始皇有博士七十人,命题之后,各自呈撰,年湮代远,遗佚姓氏。及史公立传,后人附会改捝,多不可通。”“著书諱名,文人恒事。使为屈子一人拟撰,自当整齐故事,扫滌陈雷,不至旨意緟复,詞語参差若此。”又说:“《楚辞》为《诗》之支流,其师说见于《上古天真论》,专为天学,详于六合之天。盖圣人于
<正>一、为金圣叹翻案,海峡两岸,人同此心,心同此感 近十年来,在我国大陆,是古典文学研究的繁茂期,大文学家金圣叹也由反面人物一跃而成为正面人物,而且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最近我又高兴地读到了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增订出版的、著述等身的钱宾四(穆)先生的论文集《中国文学论丛》,深为钱先生对我国历史文化的执着的爱的精神所感动,也接触了生长于江南太湖流域的钱先生“总抹不去的”“一番恋旧思乡之情绪”(原书第213页),特别是在详细阅读其中《中国文化与文艺天地——论评施耐庵水浒传及金圣叹批评》一文
<正> (五) 文学语言的语体文学語言是一个多种語体的体系,这些語体的对比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特性在不同的时代里依据由社会发展所引起的語言的发展而演变着。应該把语体理解为历史上所形成的語言变态,它具有自己独特的語言体系,独特的語言手段的选擇、結合以及运用这些語言手段的傳統标准。文学語言語体的发展不能被看做是脫离文学的文体的(此处文学应理解为广义的文学,即包括科学,政论,生产技朮等文学),因为无論語言手段本身的組成,或是应用这些手段的标准都是和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