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晚期至萧齐海南岛不在大陆王朝版图之外——与谭其骧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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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先生的《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洗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一文(按:载本刊1988年第5期),对祖国第二大宝岛之早期政区沿革和民族关系等状况,作了考证与阐发,读后多受教益。惟对文章前半部分反复论证的一个重要观点,却不能无疑。这个观点是:从西汉初元三年珠崖罢郡以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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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言必及德先生与赛先生,但又总觉得赛先生的面孔有些苍白或是模糊。其中原因,恐怕大半是因为学者多以革命史的视角去研究新文化运动,赛先生在"革命"面前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笔者以为还有必要提供一个科学史的视角。科学史研究,有一个分支称科学社会史,侧重考察科学发展与其文化社会背景的关系,它或许能有补于革命史和一般文化史讨论的某些不足。
几千年前,标志古希腊文明的阿波罗庙宇上镌刻了"认识你自己"的神谕,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关怀和需要认识自己的渴望。人猿相揖别之后,人类长期奋斗,已认识了无数个必然王国。但是迄今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解答。例如,人类的历史是谁创造的?谁是历史的主人?见仁见智,分歧甚大。多少年来,人类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位置、权利和价值。无数磨难使人类逐渐聪明起来,对世界、对自我的认识不断明晰深刻,反思的步伐日益加快。我国史学界、思想界自1984年以来就"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谁是历史的主人"再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传教士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传教士本来的使命是传播基督教,并不负有介绍除宗教以外的中西文化的任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传教士中绝大多数是神职人员,专职的文教医务工作者极少;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直到20世纪40年代,由于各传教团体不断扩大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医务事业,传教士不得不有所分工,除神职人员外,增加了许多不直接传教的文教医务工作者,但身分仍然是传教士,吸收教徒和扩大基督教在华势力始终是他们的
一个半世纪以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东西方经历了不同的、曲折的发展过程(这里所说的东、西方,不是严格的地理概念,而是指社会制度的分布。西方,指美国和西欧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指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总的说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的关系是由对抗到对话;在东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是从封闭到开放。
骆宾基先生研究五帝史的论文集《金文新考》出版后,全国各大报刊都在显要位置作了宣传,声称骆先生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发现了五帝时期的金文,证明远在商代甲骨文之前,金文即已存在。还有人赞扬此书"在文字考证方面有新的发展,对祖国上古历史的研究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它填补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段空白"。但是,当我们拜读了这部大作之后,不禁大失所望,该书的所谓"发现",完全是驰骋想象、主观臆造的产物,它不仅没有将五帝史研究向前推进一步,相反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这些年来少见的倒退,考证烦琐,逻辑混乱,随意杜撰新名词而又不
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兴起,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现象和规律,美国200多年移民政策的演变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一政策表现为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相互渗透,利已主义与博爱主义的相互作用,宽容和歧视的相互影响,开放与限制的相互补充等种种矛盾现象。但是归根结底,都是为美国自身的发展与强大,短期目标和长远利益服务的。本文就这一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动因予以阐述。
美国的市政体制主要有三种形式:市长暨市议会制、城市委员会制、城市经理制。这三种体制中,城市经理制虽形成较晚,但发展却异常迅速。它自本世纪初问世以来,不断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所采用,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分别形成两个高峰期。此后,其数量仍在持续稳定地增长,尤其是西部和南部的新兴城市,这种趋势更为明显。截止1984年,实施城市经理制的城市已达到2523个,占美国城市总数的47%,在人口为25000到250000之间的中小城市中,则居半数以上。其范围遍布全国除印第
对美国总统制的研究,实质上属于美国宪法史、政治制度史的范畴。本文拟就美国总统的产生、总统制的性质及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并就教于读者。一、总统的权力、选举与政党美国独立后,由于联邦政府的松散和软弱,不能适应和解决建国后在国内外新形势下面临的各种要求和任务,1787年5月25日至9月7日,各州有产者的政治代表,在费城秘密召开了制宪会议,经过三个多月的激烈争执,各州的代表达成妥协,拟定了美国宪法草案,经各州讨论批准,于1789年3月正式成为美国的基本大法。在宪法草案交付各州批准过程中,由于各州民主派和人民的强烈要
《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3章"货币或商品流通",有一条编号(83)的脚注,按现行"全集"本的译文为: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卡·阿伯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54页。)自3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为正确译述这段注文,对其中涉及的人名、官衔和
怎样评价近代外国在华兴办教育一事,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以19世纪香港西式学校作为典型事例,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些初步探索。一英国占领香港初期,港英政府关心的只是设置统治机构,修筑办公房舍,建立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