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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圣经》为纳撒尼尔·霍桑的小说提供了大量的原型和素材，从其代表作《红字》中，可以看到“伊甸园”原型、“魔鬼原型”、“亚当—夏娃”原型、“圣母”原型、“替罪羊”原型，这些原型在霍桑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体现了他矛盾复杂的宗教观。
关键词： 霍桑小说 圣经原型 宗教观
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他是美国“文艺复兴”时期与基督教关系密切的一批作家中独具特色的一位。清教主义对霍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其经典《圣经》不仅为霍桑提供了丰富的主题思想，还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原型和素材。
神话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诺思洛普·弗莱认为，原型就是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1]。原型通常是指可以在大量的各种不同的文学作品中，以及神话、梦幻、仪式化了的社会行为方式中发现的叙述构思、人物类型或者意象。通过对霍桑小说的分析研究，不难发现霍桑有意无意地将《圣经》中的许多原型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
一、“伊甸园”原型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2]亚当和夏娃偷食了禁果以后，上帝将他二人赶出了伊甸园，让他们在人间遭受苦难。后世的人们将伊甸园比喻成“快乐之地”或“乐园”。伊甸园的失落和重建被许多作家运用到文学创作中，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寻找失落的乐园，渴望重建人间的乐土。霍桑也不例外，伊甸园的原型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霍桑生活的时代是理想主义色彩浓郁的时代。独立革命之后的美国生机勃勃，获得了政权和自由的美国人民以极大的信心和热情，积极地在新大陆的土地上，开垦新的文明。现代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使社会各阶层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上不安定的因素增多了，人们的生活受到了新的冲击。许多人对现代文明碾碎并取代传统文化的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为了重建心目中理想的“伊甸园”，霍桑曾经参与了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们合股经营的乌托邦式的农场——布鲁克农场的实验，但在入股后几个月，他便退出了。
《红字》的第十七章中，海丝特希望丁梅斯代尔和她一起逃离小镇，去森林的深处或重返欧洲大陆。穿过林中小径，“越往深处去，就更深深地通向蛮荒野地”[3]，在森林的深处，海丝特幻想着一处将他们从苦恼的世界带出，享受幸福的地方。或者海上的宽阔航道，离开这把他们禁锢已久的小镇。森林深处和遥远的欧洲大陆，是海丝特心目中的伊甸园，她深切地希望丁梅斯代尔可以“把遭受到的一切损害都留在发生地”[4]，追寻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不再为罪恶所累。霍桑在《红字》中，向读者展示了另一个版本的“伊甸园”，那是挣脱罪恶的枷锁，开始新生的地方。
伊甸园的追寻、重建与失落，是霍桑从《圣经》中移植到自己作品中的一个原型。人间是否有真正的伊甸园呢？霍桑认为，那只是一个遥远而不可即的美好的理想，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最终无法到达那美好的圣地，正说明了这一点。
二、“魔鬼”原型
在霍桑的小说中，“魔鬼”的形象反复出现，被刻画得较为生动形象。从《圣经》中的故事开始，魔鬼作为诱惑人类、骗取人类灵魂的形象，在西方文学创作中不断出现：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的撒旦、歌德的《浮士德》中的梅菲斯特……作家们赋予了魔鬼形象不同的含义。霍桑笔下的“魔鬼”，有的是作为诱惑者出现，有的是被仇恨异化了的人，有的则以企图改变造物规律，作为神的创造力的对立面的形象出现。
被仇恨异化了的人在霍桑的笔下成了魔鬼的化身。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红字》中的罗杰·齐灵渥斯。被妻子背叛了的齐灵渥斯本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然而，被嫉妒与仇恨扭曲了的他为了报复摈弃了自己的理性，粗暴地侵扰他人的灵魂。他那丑陋的外表和畸形的身体，成了他丑陋和畸形的灵魂的真实写照，“一个丈夫忌妒时的愤怒是最可怕的，他的报复是无止境的”[5]。为了报复丁梅斯代尔，齐灵渥斯一边给他治病，一边“竭力深入他病人的心扉，挖掘于他的准则之中，探询着他的记忆，而且如同一个在黑暗的洞穴中寻找宝藏的人一样，小心翼翼地触摸每一件东西”[6]。齐灵渥斯将自己装扮成一位可信赖的朋友，不断地以险恶的方法刺探丁梅斯代尔不安的灵魂，折磨他的精神，并在这种变态的复仇行为中获得快感。基督教教义规定，为了想知道别人的反应侵害别人的灵魂和感情是不可饶恕的行为，因为人的躯体由于生活的煎熬和命运的变迁可能要经受各种磨难，但是人的内心却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中，上帝教导他的信徒不仅要善待恩人而且要善待恶人，不要向错待自己的人进行报复。齐灵渥斯疯狂的报复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最终他由一个受害人变成了一个魔鬼。
三、其他《圣经》原型
通过对霍桑小说文本的细读，发现其中有很多从《圣经》中移植而来的原型，其中，“伊甸园”原型、“魔鬼”原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在具体的文本中，还可看到其他一些《圣经》原型。
“亚当—夏娃”原型被霍桑巧妙地移植到《红字》中，海丝特·白兰就是夏娃的化身，她是一个堕落的妇人，而丁梅斯代就是被诱惑偷食禁果的亚当。被驱逐出伊甸园的夏娃要承受生育的痛苦，要以辛苦的工作来赎罪。海丝特本可过着安逸的生活，由于偷食了禁果，她被周遭的人们排斥、抗拒。丁梅斯代尔的堕落是亚当的堕落，本来他是神所宠眷的孩子，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使他背弃了上帝，从此不得不饱受良心的苛责。
海丝特在《红字》中站在刑台上示众时候的样子，不禁让人联想到“圣母”的形象。她怀抱着婴儿，服饰如画，神采安详，这正是在西方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中的“圣母”形象的体现。海丝特那坎坷的人生道路和行善积德的仁爱善行更让人觉得她具有圣母一般的高尚品格。
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提出：“一个典型的或偶然成为牺牲品的形象，正如他在反讽的调子中被深化一样，他在家庭悲剧中则开始被定型，我们可以称这种典型的牺牲者为替罪羊。”[7]霍桑笔下的海丝特·白兰和丁梅斯代尔还体现了《圣经》中的“替罪羊”原型。“替罪羊”既不是无辜的，又不是有罪的。他们是罪恶的社会的一个成员，但他们所得到的报应远远超过了他们所犯的错。
霍桑小说在原型的移植上，体现出本人的宗教理念。他将自己的宗教理想融入小说创作，还运用清教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精神评价笔下的人物、处理他们的命运。通过对霍桑小说的研读和对其中《圣经》原型的研究，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霍桑那矛盾复杂的宗教观。
参考文献：
[1][加]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99.
[2]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7.
[3][美]纳撒尼尔·霍桑著.胡允桓译.红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54.
[4]同3，第155页.
[5]基督教《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90.
[6][美]纳撒尼尔·霍桑著.胡允桓译.红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94.
[7][加]诺思洛普·弗莱著.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批评的剖析.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17.
关键词： 霍桑小说 圣经原型 宗教观
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他是美国“文艺复兴”时期与基督教关系密切的一批作家中独具特色的一位。清教主义对霍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其经典《圣经》不仅为霍桑提供了丰富的主题思想，还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原型和素材。
神话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诺思洛普·弗莱认为，原型就是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1]。原型通常是指可以在大量的各种不同的文学作品中，以及神话、梦幻、仪式化了的社会行为方式中发现的叙述构思、人物类型或者意象。通过对霍桑小说的分析研究，不难发现霍桑有意无意地将《圣经》中的许多原型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
一、“伊甸园”原型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2]亚当和夏娃偷食了禁果以后，上帝将他二人赶出了伊甸园，让他们在人间遭受苦难。后世的人们将伊甸园比喻成“快乐之地”或“乐园”。伊甸园的失落和重建被许多作家运用到文学创作中，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寻找失落的乐园，渴望重建人间的乐土。霍桑也不例外，伊甸园的原型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霍桑生活的时代是理想主义色彩浓郁的时代。独立革命之后的美国生机勃勃，获得了政权和自由的美国人民以极大的信心和热情，积极地在新大陆的土地上，开垦新的文明。现代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使社会各阶层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上不安定的因素增多了，人们的生活受到了新的冲击。许多人对现代文明碾碎并取代传统文化的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为了重建心目中理想的“伊甸园”，霍桑曾经参与了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们合股经营的乌托邦式的农场——布鲁克农场的实验，但在入股后几个月，他便退出了。
《红字》的第十七章中，海丝特希望丁梅斯代尔和她一起逃离小镇，去森林的深处或重返欧洲大陆。穿过林中小径，“越往深处去，就更深深地通向蛮荒野地”[3]，在森林的深处，海丝特幻想着一处将他们从苦恼的世界带出，享受幸福的地方。或者海上的宽阔航道，离开这把他们禁锢已久的小镇。森林深处和遥远的欧洲大陆，是海丝特心目中的伊甸园，她深切地希望丁梅斯代尔可以“把遭受到的一切损害都留在发生地”[4]，追寻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不再为罪恶所累。霍桑在《红字》中，向读者展示了另一个版本的“伊甸园”，那是挣脱罪恶的枷锁，开始新生的地方。
伊甸园的追寻、重建与失落，是霍桑从《圣经》中移植到自己作品中的一个原型。人间是否有真正的伊甸园呢？霍桑认为，那只是一个遥远而不可即的美好的理想，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最终无法到达那美好的圣地，正说明了这一点。
二、“魔鬼”原型
在霍桑的小说中，“魔鬼”的形象反复出现，被刻画得较为生动形象。从《圣经》中的故事开始，魔鬼作为诱惑人类、骗取人类灵魂的形象，在西方文学创作中不断出现：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的撒旦、歌德的《浮士德》中的梅菲斯特……作家们赋予了魔鬼形象不同的含义。霍桑笔下的“魔鬼”，有的是作为诱惑者出现，有的是被仇恨异化了的人，有的则以企图改变造物规律，作为神的创造力的对立面的形象出现。
被仇恨异化了的人在霍桑的笔下成了魔鬼的化身。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红字》中的罗杰·齐灵渥斯。被妻子背叛了的齐灵渥斯本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然而，被嫉妒与仇恨扭曲了的他为了报复摈弃了自己的理性，粗暴地侵扰他人的灵魂。他那丑陋的外表和畸形的身体，成了他丑陋和畸形的灵魂的真实写照，“一个丈夫忌妒时的愤怒是最可怕的，他的报复是无止境的”[5]。为了报复丁梅斯代尔，齐灵渥斯一边给他治病，一边“竭力深入他病人的心扉，挖掘于他的准则之中，探询着他的记忆，而且如同一个在黑暗的洞穴中寻找宝藏的人一样，小心翼翼地触摸每一件东西”[6]。齐灵渥斯将自己装扮成一位可信赖的朋友，不断地以险恶的方法刺探丁梅斯代尔不安的灵魂，折磨他的精神，并在这种变态的复仇行为中获得快感。基督教教义规定，为了想知道别人的反应侵害别人的灵魂和感情是不可饶恕的行为，因为人的躯体由于生活的煎熬和命运的变迁可能要经受各种磨难，但是人的内心却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中，上帝教导他的信徒不仅要善待恩人而且要善待恶人，不要向错待自己的人进行报复。齐灵渥斯疯狂的报复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最终他由一个受害人变成了一个魔鬼。
三、其他《圣经》原型
通过对霍桑小说文本的细读，发现其中有很多从《圣经》中移植而来的原型，其中，“伊甸园”原型、“魔鬼”原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在具体的文本中，还可看到其他一些《圣经》原型。
“亚当—夏娃”原型被霍桑巧妙地移植到《红字》中，海丝特·白兰就是夏娃的化身，她是一个堕落的妇人，而丁梅斯代就是被诱惑偷食禁果的亚当。被驱逐出伊甸园的夏娃要承受生育的痛苦，要以辛苦的工作来赎罪。海丝特本可过着安逸的生活，由于偷食了禁果，她被周遭的人们排斥、抗拒。丁梅斯代尔的堕落是亚当的堕落，本来他是神所宠眷的孩子，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使他背弃了上帝，从此不得不饱受良心的苛责。
海丝特在《红字》中站在刑台上示众时候的样子，不禁让人联想到“圣母”的形象。她怀抱着婴儿，服饰如画，神采安详，这正是在西方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中的“圣母”形象的体现。海丝特那坎坷的人生道路和行善积德的仁爱善行更让人觉得她具有圣母一般的高尚品格。
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提出：“一个典型的或偶然成为牺牲品的形象，正如他在反讽的调子中被深化一样，他在家庭悲剧中则开始被定型，我们可以称这种典型的牺牲者为替罪羊。”[7]霍桑笔下的海丝特·白兰和丁梅斯代尔还体现了《圣经》中的“替罪羊”原型。“替罪羊”既不是无辜的，又不是有罪的。他们是罪恶的社会的一个成员，但他们所得到的报应远远超过了他们所犯的错。
霍桑小说在原型的移植上，体现出本人的宗教理念。他将自己的宗教理想融入小说创作，还运用清教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精神评价笔下的人物、处理他们的命运。通过对霍桑小说的研读和对其中《圣经》原型的研究，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霍桑那矛盾复杂的宗教观。
参考文献：
[1][加]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99.
[2]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7.
[3][美]纳撒尼尔·霍桑著.胡允桓译.红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54.
[4]同3，第155页.
[5]基督教《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90.
[6][美]纳撒尼尔·霍桑著.胡允桓译.红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94.
[7][加]诺思洛普·弗莱著.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批评的剖析.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