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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和恐惧感，是卡夫卡作品中鲜明的主题特征，而《判决》作为卡夫卡创作步入成熟的标志性作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则更能理解把握卡夫卡的创作，同时也能借此敲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大门。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通过隐性叙事的文学批评方法，从社会化角度分析主人公格奥尔格最终走向死亡的历程，并指出死亡历程背后所隐藏的癫狂话语。
关键词：卡夫卡;《判决》;隐性叙事;疯癫
卡夫卡的《判决》不仅是其文学作品的代表，也是认识二十世纪文学的关键。关于这一短篇小说的论述，国内外学者已做了丰富的论述：结合卡夫卡给其父亲的书信进行文本解读，指出父权威严下主人公格奥尔格必定走向死亡的必然性，是这一短篇小说的代表性解读12;或以心理分析的角度探讨家庭关系对个体社会化的影响，指出恋母情结与父权威严的两相角逐3;或放置在社会化的隐性叙述运动中，揭示出文中父子互相以对方为社会压力的相向施压4。总体而言，关于这篇小说的研究基本以两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展开，一种是以情节冲突为核心的传统批评方法，一种是以隐性叙事运动为核心的文本解读方法，围绕前者，学术界已有了深入且丰富的论述，后者则具有较大的发掘空间，本文尝试延续前人的理论基础，围绕隐性叙事进程探讨《判决》中主人公走向死亡的历程——死亡不仅是格奥尔格自我解脱的手段，也是其保持个人化、在中心化中得以保留边缘自我的癫狂选择。
学界对《判决》不乏共识性论述——这一小说是卡夫卡对自身所经历的父子冲突的心理投射。但从隐性叙事结构角度究之，父子冲突的情节设置背后所指向的，不仅是作者在家庭关系中所体会到的沉闷与孤独，也是作者在社会化语境下所体会到的边缘与绝望。
所谓“隐性叙事”，由学者申丹在《何为叙事的“隐性进程”？如何发现这股叙事暗流？》5一文中所提出，是有别于亚里士多德以来文学批评传统的文本解读方法。这一方法在《情节冲突背后隐藏的冲突：卡夫卡<判决>中的双重叙事运动》6一文中得到具体运用，揭示了《判决》一文中的显性情节与隐性进程：《判决》的显性情节为父子冲突，主人公格奥尔格在父权压力下逐步走向死亡;隐性进程则为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父子互为对方的社会压力，作为儿子的格奥尔格则在这场压力相较中走向了死亡，而父亲也在儿子的死亡中走上了绝路。显性与隐性的进程互为补充，各有特定的主题关怀，构成了《判决》这一小说更为丰富的内涵。
一、个体焦虑：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
格奥尔格在小说中本应是个在社会上取得一定成功的社会人士，如在生意上颇有建树，即将拥有一段美好的婚姻等。但通过细读文本可发现，格奥尔格本人的心境并未因此处于自信的状态中，而是时时受到父亲与朋友的影响，前者主要以其权力中心的地位对格奥尔格进行施压，后者则是以社会边缘的地位，激起相对处于社会中心地位的格奥尔格滑向边缘的焦虑与不安。
（一）与父亲的交互：社会外的边缘者
关于父亲具体如何利用父权对格奥尔格进行打压，已有較多文献对此进行探讨，在此不作赘述。本段试将论述重心深入至心理动机层面，透过文本提供的细节窥探父亲压制格奥尔格背后的社会驱动因素。
父亲这一角色在家庭范围内掌握着中心权力，同时就社会范围内而言，处于退休状态的父亲业已将事业交由格奥尔格打理，远离社交则意味着逐渐处于边缘化的社会位置中。因此，父亲这一角色看似处于话语权力中心，实质上也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人物，在文中处处可见蛛丝马迹。而父亲时时以家庭中心的位置向格奥尔格施压，也是在通过这一方式减弱社会边缘化所带来的焦虑与不安。
如格奥尔格对父亲的生活状况作出了以下描述：
“我们必须为你安排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你坐在这阴暗的地方，而客厅里阳光充足。你早饭只抿一小口，不好好保养身体。你坐在紧闭的窗边，新鲜空气会对你大有好处的。……”
在“明媚春天”的时节本应接受阳光，父亲却依然只待在阴暗的角落中，这象征了父亲退休后与社会的脱节。处于退休状态的父亲已远离了生意管理，而发展生意实则意味着以社会人的身份获取独立经济来源、在社会中立足，远离了事业发展的父亲是在与过去的人际交往、金钱交易等社会资源发生疏离，这一远离社会资源的过程实则是走向社会边缘的过程。
人在社会的语境下，在社会中得以立足，是作为社会人获取自尊感所必要的，而父亲被社会边缘化的过程，深入至个体内心世界而言，实则是其自尊心不断受损的过程。随着个人事业发展的脱离，父亲被动远离社会意味着被社会所放逐，无法在社会这一自主可控性较低的人际结构中获取自尊，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家庭这一较为牢固、地位仍处中心的结构中获得自尊心的弥补——而弥补自尊心的方式则是利用父权压迫，从儿子处抽取维系精神稳定的自尊心。
例如父亲与格奥尔格争执时，便以讽刺、贬低儿子的方式，抬高自己的道德地位，进而获取所谓的父权尊重：
鳏居的老父还有什么慰藉？……我在这后屋里，受背信弃义的仆人的迫害，老得骨头都快散架了，还能做什么？我的儿子春风得意招摇过市，做成了我打好基础的一笔生意，高兴得直打滚，在父亲面前俨然一位三缄其口的正人君子，然后就溜了！你以为我没有爱过你这个亲生儿子吗？
父亲在话语中强调格奥尔格是“我的儿子”，父子关系的捆绑使得在父亲眼中，格奥尔格所做出的行为并非单纯是“格奥尔格本人”的行为，而更包含了作为“父亲的儿子”的蕴意。在父亲这样的语言暗示下，格奥尔格在社会上所作出的行为则具有了父亲代言人的意味，以父亲的角度观之，当格奥尔格以“父亲的儿子”这一身份在社会上进行各种活动时，便能给父亲带来他依然没有远离社会的心理暗示，得以获得精神稳定。
（二）与朋友的交互：社会中的边缘化倾向
格奥尔格与朋友的交互看似与《判决》中着重表现的父子冲突情节关系甚微，但放置在社会中心与边缘的视角下观察，格奥尔格对朋友心态的变化以及朋友所处的客观境况可看出，朋友本身即处于社会边缘之中，这与格奥尔格身处社会中心但心态时时有边缘的惯性产生了相呼应的效果。 作品中朋友这一角色并未直接出现于小说中，读者所获知的朋友相关的信息大多出自格奥尔格的心理活动，不免带上格奥尔格本人的情感色彩，读者也得以由这层主观色彩感知格奥尔格对待朋友的态度，进而窥探格奥尔格的内心世界。
文本在描写格奥尔格与朋友的交往时，著重表现的当属格奥尔格看待朋友事业与婚姻的态度。从格奥尔格写信给朋友时的心路历程可看出，人人都处于随时边缘化的可能性中，人人都处于随时被社会放逐的可能性中：
……他还试图劝说格奥尔格移居俄国，并向他描绘，如果格奥尔格在彼得堡开一家分店，前景将会如何。他所设想的数目与格奥尔格的商行现在所具的规模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然而，格奥尔格一直没想写信告诉这位朋友自己在生意上的成功……
……格奥尔格却宁可给他写这种事，也不愿坦白，他自己一个月前与一位富家之女弗丽达·勃兰顿菲尔德小姐订婚了。
个体在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要在各方面相互比较，以是否获得更优质的社会资源为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而个体也时时在这样的语境下得到或是自豪或是自卑的心境，正是因为身处于一个心照不宣的评价体系中，所以人们会在时时刻刻的对比之中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格奥尔格将看待事物的视角放置在这样的语境中，认为朋友在事业、婚姻上不如自己，因而对朋友稍显边缘化的处境表现出了顾忌的态度。
但最后格奥尔格依然决定将自己订婚的消息告诉朋友，是脱离社会评价体系的表现。格奥尔格回到了纯粹朋友交往的语境中，而非社会成就层面的相互比较：
他既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我的幸福的订婚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喜事。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对他和盘托出了。
格奥尔格的心境回到纯粹友情之中，是对社会压力的暂时脱离，而然这种脱离的状态很快就为父亲所打破：
这是件小事儿，不足挂齿的小事儿，你就别骗我了。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一位朋友吗？
父亲通过质疑朋友的存在是否真实，进而反驳格奥尔格脱离社会压力的选择，使得格奥尔格不得不再次面对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由此，格奥尔格的心境在“纯粹人际关系“与”功利社会关系“之间反复拉扯，伴随其中的是社会边缘感与社会中心感的来回对抗，在二者复杂情感的不断回溯间，个体所感受到的心灵压力亦渐渐累积，逐渐使得格奥尔格走向崩溃与死亡。
二、死亡导向：自我人格的癫狂回归
在小说最后，格奥尔格选择了自杀，落入水中身亡。诚然，格奥尔格奔向死亡的情节可以解读为对父权威严的惯性顺从，但也能从癫狂的角度解读为对理性权力、对社会压力的爆发式逃避。
死亡情节的设置是格奥尔格作为自我个体表现的集中式爆发，他表现出近似癫狂的状态，以父亲的宣判为导火索，心中一直被压抑在平静之下的冲动终于被释放而出：
他急匆匆地下楼，仿佛滑过一块倾斜的地面，一头撞上了女仆，……。
他跳出大门，穿过车行道，奔向河水。他已经抓牢了栏杆，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牢牢地抓着食物。
如果格奥尔格顺由着这一系列猛烈的举止继续行动，他本应将这一连串动作毫无迟滞地与死亡连接，但在真正落水以前，格奥尔格一直紧握着桥边的栏杆，直到轻声吐露出对双亲的爱语，才松开了那根撑住他生命的栏杆：
他飞身撑在栏杆上，优秀体操运动员的动作，少年时，他曾以此令父母骄傲。他的手有些撑不住了，可他仍紧握栏杆……。
汽车的嗓音将很容易掩盖他的落水声，他轻声说道：“亲爱的双亲，我一直都是爱你们的，”松开手落了下去。
撑栏杆这一动作使得格奥尔格暂时停下了飞奔的脚步，肉体脚步的停下也是精神癫狂的暂时性休止，有关于双亲的记忆重新占据了格奥尔格的精神世界。源自家庭亲情本应是个体情感的避风港，是社会压力的良好释放所，但父亲长久以来对格奥尔格的压制使得这份情感已然与社会压力紧密结合，格奥尔格无力继续将身体支撑在栏杆之上，也是无力继续将亲情之爱支撑在父权威严之下、支撑在社会压力之下。
从以上解读则可窥见，格奥尔格的死亡选择既是对社会压力的逃避，也是对自我人格的回归。社会化意味着融入社会，融入社会则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舍弃与社会规则不相符的个人化色彩，人格的异化亦由此产生，个体便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受到“社会化”与“个体性”的拉扯，无边的压力与恐惧伴随而来。因而格奥尔格的自杀亦是一场向死而生的冒险，以近乎癫狂的方式从社会异化中逃离，回归到个体色彩之中，而父亲看似在这场争吵中获得了胜利，却因儿子的死亡失去了日后养老的依靠，从显性情节的角度观之，是父亲将格奥尔格送上了绝路，但从隐性叙事进程的角度观之，则是父亲同时将自己和儿子送上了绝路，在儿子死后，父亲只能以活着的状态继续成为社会压力的牺牲品。
在《判决》中，隐性叙事进程的呈现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本解读视角，并由此表达出丰富深刻、充满矛盾的主题寓意。进一步对隐性叙事的进程进行窥探，则能进而把握隐性叙事背后的个体心灵状态，感知潜藏在叙事暗流背后的个体关怀。
参考文献
[1][奥]卡夫卡口述;[捷]雅诺施记录;赵登荣译：《卡夫卡口述》，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2][德]马克斯·伯罗德著;叶廷芳，黎奇译：《卡夫卡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3]林和生：《“地狱”里的温柔：卡夫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4]曾艳兵：《卡夫卡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5]阎嘉：《反抗人格：卡夫卡》，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
[6]盛百卉：《卡夫卡现代性思想研究：以权力批判为视角》，北京：群众出版社，2020年
[7]李军：《出生前的踌躇：卡夫卡新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8]姜智芹：《我国大陆新时期卡夫卡研究综述》，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9]申丹：《何为叙事的“隐性进程”？如何发现这股叙事暗流？》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05期
[10]申丹：《情节冲突背后隐藏的冲突：卡夫卡<判决>中的双重叙事运动》，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01期
[11]谢莹莹：《权力的内化与人的社会化问题——读卡夫卡的<审判>》，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03期
[12]任卫东：《个体社会化努力的失败——评卡夫卡的小说<判决>》，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03期
注释
1曾艳兵：《卡夫卡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2叶廷芳：《卡夫卡及其研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
3任卫东：《个体社会化努力的失败——评卡夫卡的小说<判决>》，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03期
4申丹：《情节冲突背后隐藏的冲突：卡夫卡<判决>中的双重叙事运动》，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01期
5申丹：《何为叙事的“隐性进程”？如何发现这股叙事暗流？》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05期
6申丹：《情节冲突背后隐藏的冲突：卡夫卡<判决>中的双重叙事运动》，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01期
关键词：卡夫卡;《判决》;隐性叙事;疯癫
卡夫卡的《判决》不仅是其文学作品的代表，也是认识二十世纪文学的关键。关于这一短篇小说的论述，国内外学者已做了丰富的论述：结合卡夫卡给其父亲的书信进行文本解读，指出父权威严下主人公格奥尔格必定走向死亡的必然性，是这一短篇小说的代表性解读12;或以心理分析的角度探讨家庭关系对个体社会化的影响，指出恋母情结与父权威严的两相角逐3;或放置在社会化的隐性叙述运动中，揭示出文中父子互相以对方为社会压力的相向施压4。总体而言，关于这篇小说的研究基本以两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展开，一种是以情节冲突为核心的传统批评方法，一种是以隐性叙事运动为核心的文本解读方法，围绕前者，学术界已有了深入且丰富的论述，后者则具有较大的发掘空间，本文尝试延续前人的理论基础，围绕隐性叙事进程探讨《判决》中主人公走向死亡的历程——死亡不仅是格奥尔格自我解脱的手段，也是其保持个人化、在中心化中得以保留边缘自我的癫狂选择。
学界对《判决》不乏共识性论述——这一小说是卡夫卡对自身所经历的父子冲突的心理投射。但从隐性叙事结构角度究之，父子冲突的情节设置背后所指向的，不仅是作者在家庭关系中所体会到的沉闷与孤独，也是作者在社会化语境下所体会到的边缘与绝望。
所谓“隐性叙事”，由学者申丹在《何为叙事的“隐性进程”？如何发现这股叙事暗流？》5一文中所提出，是有别于亚里士多德以来文学批评传统的文本解读方法。这一方法在《情节冲突背后隐藏的冲突：卡夫卡<判决>中的双重叙事运动》6一文中得到具体运用，揭示了《判决》一文中的显性情节与隐性进程：《判决》的显性情节为父子冲突，主人公格奥尔格在父权压力下逐步走向死亡;隐性进程则为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父子互为对方的社会压力，作为儿子的格奥尔格则在这场压力相较中走向了死亡，而父亲也在儿子的死亡中走上了绝路。显性与隐性的进程互为补充，各有特定的主题关怀，构成了《判决》这一小说更为丰富的内涵。
一、个体焦虑：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
格奥尔格在小说中本应是个在社会上取得一定成功的社会人士，如在生意上颇有建树，即将拥有一段美好的婚姻等。但通过细读文本可发现，格奥尔格本人的心境并未因此处于自信的状态中，而是时时受到父亲与朋友的影响，前者主要以其权力中心的地位对格奥尔格进行施压，后者则是以社会边缘的地位，激起相对处于社会中心地位的格奥尔格滑向边缘的焦虑与不安。
（一）与父亲的交互：社会外的边缘者
关于父亲具体如何利用父权对格奥尔格进行打压，已有較多文献对此进行探讨，在此不作赘述。本段试将论述重心深入至心理动机层面，透过文本提供的细节窥探父亲压制格奥尔格背后的社会驱动因素。
父亲这一角色在家庭范围内掌握着中心权力，同时就社会范围内而言，处于退休状态的父亲业已将事业交由格奥尔格打理，远离社交则意味着逐渐处于边缘化的社会位置中。因此，父亲这一角色看似处于话语权力中心，实质上也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人物，在文中处处可见蛛丝马迹。而父亲时时以家庭中心的位置向格奥尔格施压，也是在通过这一方式减弱社会边缘化所带来的焦虑与不安。
如格奥尔格对父亲的生活状况作出了以下描述：
“我们必须为你安排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你坐在这阴暗的地方，而客厅里阳光充足。你早饭只抿一小口，不好好保养身体。你坐在紧闭的窗边，新鲜空气会对你大有好处的。……”
在“明媚春天”的时节本应接受阳光，父亲却依然只待在阴暗的角落中，这象征了父亲退休后与社会的脱节。处于退休状态的父亲已远离了生意管理，而发展生意实则意味着以社会人的身份获取独立经济来源、在社会中立足，远离了事业发展的父亲是在与过去的人际交往、金钱交易等社会资源发生疏离，这一远离社会资源的过程实则是走向社会边缘的过程。
人在社会的语境下，在社会中得以立足，是作为社会人获取自尊感所必要的，而父亲被社会边缘化的过程，深入至个体内心世界而言，实则是其自尊心不断受损的过程。随着个人事业发展的脱离，父亲被动远离社会意味着被社会所放逐，无法在社会这一自主可控性较低的人际结构中获取自尊，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家庭这一较为牢固、地位仍处中心的结构中获得自尊心的弥补——而弥补自尊心的方式则是利用父权压迫，从儿子处抽取维系精神稳定的自尊心。
例如父亲与格奥尔格争执时，便以讽刺、贬低儿子的方式，抬高自己的道德地位，进而获取所谓的父权尊重：
鳏居的老父还有什么慰藉？……我在这后屋里，受背信弃义的仆人的迫害，老得骨头都快散架了，还能做什么？我的儿子春风得意招摇过市，做成了我打好基础的一笔生意，高兴得直打滚，在父亲面前俨然一位三缄其口的正人君子，然后就溜了！你以为我没有爱过你这个亲生儿子吗？
父亲在话语中强调格奥尔格是“我的儿子”，父子关系的捆绑使得在父亲眼中，格奥尔格所做出的行为并非单纯是“格奥尔格本人”的行为，而更包含了作为“父亲的儿子”的蕴意。在父亲这样的语言暗示下，格奥尔格在社会上所作出的行为则具有了父亲代言人的意味，以父亲的角度观之，当格奥尔格以“父亲的儿子”这一身份在社会上进行各种活动时，便能给父亲带来他依然没有远离社会的心理暗示，得以获得精神稳定。
（二）与朋友的交互：社会中的边缘化倾向
格奥尔格与朋友的交互看似与《判决》中着重表现的父子冲突情节关系甚微，但放置在社会中心与边缘的视角下观察，格奥尔格对朋友心态的变化以及朋友所处的客观境况可看出，朋友本身即处于社会边缘之中，这与格奥尔格身处社会中心但心态时时有边缘的惯性产生了相呼应的效果。 作品中朋友这一角色并未直接出现于小说中，读者所获知的朋友相关的信息大多出自格奥尔格的心理活动，不免带上格奥尔格本人的情感色彩，读者也得以由这层主观色彩感知格奥尔格对待朋友的态度，进而窥探格奥尔格的内心世界。
文本在描写格奥尔格与朋友的交往时，著重表现的当属格奥尔格看待朋友事业与婚姻的态度。从格奥尔格写信给朋友时的心路历程可看出，人人都处于随时边缘化的可能性中，人人都处于随时被社会放逐的可能性中：
……他还试图劝说格奥尔格移居俄国，并向他描绘，如果格奥尔格在彼得堡开一家分店，前景将会如何。他所设想的数目与格奥尔格的商行现在所具的规模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然而，格奥尔格一直没想写信告诉这位朋友自己在生意上的成功……
……格奥尔格却宁可给他写这种事，也不愿坦白，他自己一个月前与一位富家之女弗丽达·勃兰顿菲尔德小姐订婚了。
个体在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要在各方面相互比较，以是否获得更优质的社会资源为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而个体也时时在这样的语境下得到或是自豪或是自卑的心境，正是因为身处于一个心照不宣的评价体系中，所以人们会在时时刻刻的对比之中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格奥尔格将看待事物的视角放置在这样的语境中，认为朋友在事业、婚姻上不如自己，因而对朋友稍显边缘化的处境表现出了顾忌的态度。
但最后格奥尔格依然决定将自己订婚的消息告诉朋友，是脱离社会评价体系的表现。格奥尔格回到了纯粹朋友交往的语境中，而非社会成就层面的相互比较：
他既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我的幸福的订婚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喜事。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对他和盘托出了。
格奥尔格的心境回到纯粹友情之中，是对社会压力的暂时脱离，而然这种脱离的状态很快就为父亲所打破：
这是件小事儿，不足挂齿的小事儿，你就别骗我了。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一位朋友吗？
父亲通过质疑朋友的存在是否真实，进而反驳格奥尔格脱离社会压力的选择，使得格奥尔格不得不再次面对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由此，格奥尔格的心境在“纯粹人际关系“与”功利社会关系“之间反复拉扯，伴随其中的是社会边缘感与社会中心感的来回对抗，在二者复杂情感的不断回溯间，个体所感受到的心灵压力亦渐渐累积，逐渐使得格奥尔格走向崩溃与死亡。
二、死亡导向：自我人格的癫狂回归
在小说最后，格奥尔格选择了自杀，落入水中身亡。诚然，格奥尔格奔向死亡的情节可以解读为对父权威严的惯性顺从，但也能从癫狂的角度解读为对理性权力、对社会压力的爆发式逃避。
死亡情节的设置是格奥尔格作为自我个体表现的集中式爆发，他表现出近似癫狂的状态，以父亲的宣判为导火索，心中一直被压抑在平静之下的冲动终于被释放而出：
他急匆匆地下楼，仿佛滑过一块倾斜的地面，一头撞上了女仆，……。
他跳出大门，穿过车行道，奔向河水。他已经抓牢了栏杆，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牢牢地抓着食物。
如果格奥尔格顺由着这一系列猛烈的举止继续行动，他本应将这一连串动作毫无迟滞地与死亡连接，但在真正落水以前，格奥尔格一直紧握着桥边的栏杆，直到轻声吐露出对双亲的爱语，才松开了那根撑住他生命的栏杆：
他飞身撑在栏杆上，优秀体操运动员的动作，少年时，他曾以此令父母骄傲。他的手有些撑不住了，可他仍紧握栏杆……。
汽车的嗓音将很容易掩盖他的落水声，他轻声说道：“亲爱的双亲，我一直都是爱你们的，”松开手落了下去。
撑栏杆这一动作使得格奥尔格暂时停下了飞奔的脚步，肉体脚步的停下也是精神癫狂的暂时性休止，有关于双亲的记忆重新占据了格奥尔格的精神世界。源自家庭亲情本应是个体情感的避风港，是社会压力的良好释放所，但父亲长久以来对格奥尔格的压制使得这份情感已然与社会压力紧密结合，格奥尔格无力继续将身体支撑在栏杆之上，也是无力继续将亲情之爱支撑在父权威严之下、支撑在社会压力之下。
从以上解读则可窥见，格奥尔格的死亡选择既是对社会压力的逃避，也是对自我人格的回归。社会化意味着融入社会，融入社会则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舍弃与社会规则不相符的个人化色彩，人格的异化亦由此产生，个体便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受到“社会化”与“个体性”的拉扯，无边的压力与恐惧伴随而来。因而格奥尔格的自杀亦是一场向死而生的冒险，以近乎癫狂的方式从社会异化中逃离，回归到个体色彩之中，而父亲看似在这场争吵中获得了胜利，却因儿子的死亡失去了日后养老的依靠，从显性情节的角度观之，是父亲将格奥尔格送上了绝路，但从隐性叙事进程的角度观之，则是父亲同时将自己和儿子送上了绝路，在儿子死后，父亲只能以活着的状态继续成为社会压力的牺牲品。
在《判决》中，隐性叙事进程的呈现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本解读视角，并由此表达出丰富深刻、充满矛盾的主题寓意。进一步对隐性叙事的进程进行窥探，则能进而把握隐性叙事背后的个体心灵状态，感知潜藏在叙事暗流背后的个体关怀。
参考文献
[1][奥]卡夫卡口述;[捷]雅诺施记录;赵登荣译：《卡夫卡口述》，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2][德]马克斯·伯罗德著;叶廷芳，黎奇译：《卡夫卡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3]林和生：《“地狱”里的温柔：卡夫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4]曾艳兵：《卡夫卡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5]阎嘉：《反抗人格：卡夫卡》，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
[6]盛百卉：《卡夫卡现代性思想研究：以权力批判为视角》，北京：群众出版社，2020年
[7]李军：《出生前的踌躇：卡夫卡新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8]姜智芹：《我国大陆新时期卡夫卡研究综述》，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9]申丹：《何为叙事的“隐性进程”？如何发现这股叙事暗流？》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05期
[10]申丹：《情节冲突背后隐藏的冲突：卡夫卡<判决>中的双重叙事运动》，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01期
[11]谢莹莹：《权力的内化与人的社会化问题——读卡夫卡的<审判>》，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03期
[12]任卫东：《个体社会化努力的失败——评卡夫卡的小说<判决>》，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03期
注释
1曾艳兵：《卡夫卡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2叶廷芳：《卡夫卡及其研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
3任卫东：《个体社会化努力的失败——评卡夫卡的小说<判决>》，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03期
4申丹：《情节冲突背后隐藏的冲突：卡夫卡<判决>中的双重叙事运动》，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01期
5申丹：《何为叙事的“隐性进程”？如何发现这股叙事暗流？》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05期
6申丹：《情节冲突背后隐藏的冲突：卡夫卡<判决>中的双重叙事运动》，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