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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春芽行走于汉、藏、中、西之间，复杂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他必须面对主体建构和身份认同的尖锐问题。这位异乡人的密藏之旅，开始于祛现代城市的庸俗和异化之魅。但小说中的汉藏二元对立结构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频频效仿，似乎又使其陷入赋魅的“圈套”。细读文本，他将宗教神性和启蒙理性很好地嫁接，并不刻意包藏藏地的前现代特征。站在现代人的再祛魅立场，对民间的杰出善良个人的信任，对形而上问题的思索，成为他解决现实精神危机和对话普世精神的良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