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去世，享年84岁。威廉姆斯是美国黑人学者里极为罕见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笃信市场竞争。他的核心观点是种族歧视并不是黑人社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政府的过度保护和照顾，才是造成黑人社区现状的罪魁祸首。这些观点与“黑人的不幸都是种族歧视造成的”的主流论述相悖，威廉姆斯因此被认为背叛了自己的出身，长期遭到自由派的口诛笔伐。但他终身不改其志，一直通过各种专栏文章和公开活动鼓励黑人走出接受照顾的被动地位，自立自强。
　　给予黑人大量福利和照顾，正是民主党开的头。民主党的拜登也正是因为得到大量的黑人选票才得以在党内初选中胜出，最终当选总统。可以想象，拜登当政的未来四年，给予黑人的福利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任何要求黑人反省、指出他们所存在的问题的言论，会继续被冠上种族主义的标签，而类似几个月前黑人青年弗洛伊德被警察跪压致死的事件，也会继续发生。美国黑人的困境，还是一眼望不到头。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温沃尔特·威廉姆斯的那些言论，无疑能激发人们对美国黑人现状的另类思考。

国家反对黑人

　　威廉姆斯1936年3月31日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一间政府廉租房里。和很多黑人一样，他出生于单亲家庭，父亲在他成长过程中几乎没发挥什么作用，家里只有母亲和妹妹。高中毕业之后，他一度到加州和父亲生活，并在洛杉矶城市学院读了一学期，之后返回费城开出租车。1959年，他被美军征召为二等兵，在美国南部服役。在此期间，他抗议军中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措施，并因为挑战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军令，被一个军官告上了军事法庭。威廉姆斯最终被判无罪。他打算对那名军官进行反诉时，被换防到韩国的美军基地。
　　在韩国，他继续对黑人在政府和军队里遭到的不平等对待发声，并为此写信给时任总统肯尼迪，最终得到了国防部助理副部长的回复。威廉姆斯说，那是他从官方得到的所有回复里最合理的一份。退伍之后，威廉姆斯一边在洛杉矶担任假释官，一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继续学业，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在读博士之前，威廉姆斯还是一个传统的黑人，秉承的是黑人传统的价值观。他后来写道：“我当时是一个激进主义者，我更同情马尔科姆·X而不是马丁·路德·金，因为马尔科姆·X敢于和种族主义正面冲突，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我认为最低工资能够帮助穷人和黑人，使他们免于遭到剝削。直到有一天，教授们用相反的事实说服了我。”威廉姆斯在加州大学的导师包括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阿门·阿尔奇安、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等人，这些人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他们彻底改变和塑造了威廉姆斯的人生观和学术观。
　　博士毕业后，威廉姆斯先后在多家大学任教，1980年加入了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直到去世。
　　威廉姆斯的学术观点在他1982年的著作《国家反对黑人》里初露锋芒。这本书数据丰富、相当雄辩地抨击了职业许可、出租车管制、工会特权和其他听起来挺好的政府政策，威廉姆斯认为，这些政策通过限制就业机会和推高商品及服务成本，对黑人造成极大伤害。他认为“最低工资法的作用是降低种族歧视的成本，并对其进行补贴。毕竟，如果一个雇主无论雇用谁都必须支付相同的工资，那么他歧视不喜欢的人的成本就会降低。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如果菲力牛排每磅售价9美元，而肩胛牛排售价4美元，那么歧视肩胛牛排的成本就是每磅5美元。但如果有法律强制规定肩胛牛排的最低价格，比如说7美元一磅，这就会降低歧视肩胛牛排的成本。”
　　在观察到纽约和其他城市的那些破败、废弃的房屋后，威廉姆斯把责任归咎于租金管制，认为租金管制抑制了房东维护自己房产的积极性，甚至创造了破坏房屋以保证收益的激励。
　　让很多人困惑的是，民权运动之后美国黑人的处境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黑人在各个方面和白人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越拉越大。2016年10月21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从6个方面比较了美国黑人与白人中产家庭之间存在的差距：
　　第一，婴儿死亡率。黑人中产家庭的婴儿在1岁前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家庭婴儿的两倍;
　　第二，结婚率。年龄25岁到35岁之间、有大学以上学历的黑人妇女60%从来没结过婚，同等条件的白人妇女从来没结婚的只有38%;
　　第三，社会流动。黑人中产从现有地位向下滑落的可能性是白人中产的两倍;
　　第四，大学学债。获得本科学位的黑人大学生平均背负52726美元助学贷款，而白人学生平均为28006美元，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第五，社区贫困。即便是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富有黑人，其住在贫困社区里的可能性也比白人富人高出4倍;
　　第六，教育资源。即便是有大学以上学历的黑人父母，其孩子上好学校的比例也比高中学历白人的孩子少。
　　威廉姆斯将其中的原因归咎于公共政策在鼓励依赖和不负责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福利国家制度（welfare state system），它看起来是为黑人好，实际上剥夺了他们提升自己的机会，从而永远处于一直接受施舍和同情的可悲境地。“黑人应该庆幸的是，这些鼓励堕落和不负责任的公共政策不是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的一部分。如果那时就有这些政策，黑人就不会有那种卓越智力和精神勇气去创造世界上最成功的民权运动。“他称。
　　威廉姆斯认为，没有人可以否认美国还残存一些种族歧视，但种族歧视并不是黑人社区面临的主要问题。美国黑人在科学领域的明显缺席和种族歧视没有太大关系。这主要和学术准备有关。如果一个人高中毕业还没有掌握起码的代数、几何和微积分知识，那么很可能就被工程、医学、物理学、计算机技术等高薪职业终身封杀了。 　　黑人战斗机飞行员也相对少。这个职业对体格、性格和心理的严格要求，很多黑人申请者都能达标。但战斗机飞行员还必须具备丰富的空中导航、飞机操作程序、飞行理论、流体力学、气象学和工程学知识。数学、物理学和工程学都是有助于本科生从事战斗机飞行员职业的大学课程。但如果一个人高中毕业时还没有接受过数学方面的初级训练，就不太可能去选修那些能使他有资格接受战斗机飞行员训练的大学课程。
　　美国80%以上的职业篮球运动员是黑人，70%的职业足球运动员是黑人，有什么理由来解释这个事实？只有白痴才会认为这是由于缺乏多样性和包容性。相反，只有“优异”才可以解释这种比例失衡。
　　更可悲的是，“在很多以黑人学生为主的高中，没有一个黑人学生精通数学，精通阅读的黑人学生也很少;但这些学校却颁发文凭来证明这些学生已经达到12年级的阅读、写作和数学水平，而且这些学校还经常吹嘘自己有70%以上的毕业率。这些学校通过颁发假文凭来误导学生、学生家长和其他人。“
　　威廉姆斯在一封信中提到，某所医学院“有一条几乎是成文的政策，禁止让黑人医学生不及格。”他警告说，那些轻信的病人将会为这种不负责任的双重标准付出代价，有些人甚至会为此付出生命。

积重难返

　　应该说，美国自1960年代以来陆续推出的对黑人的照顾政策，初心是好的，一方面是为当年奴隶制犯下的罪恶赎罪，另一方面，黑人被奴役了多年，经济文化方面的基础很薄弱，给予一定的照顾有其合理性。
　　但当福利和选票结合起来时，事情就开始起了变化。为了巩固来自黑人的支持，福利就只能扩大不能减少，未来不得罪黑人，就不能说让他们不高兴的话，于是只能回避黑人自身的问题，把一切都归咎于歧视和照顾不周，导致“政治正确”大行其道，人人口头吹捧黑人，同时用脚投票，远离黑人社区。二十多年前，著名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曾经公開说过这么一段话，“最让我感到痛苦的是：当我走过一个街道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我想这可能是遇到抢劫了，我一转身，看到是一个白人，顿时松了一口气。”

　　在今天的美国，任何要求黑人和弱势群体反省、指出他们所存在的问题的言论，都会被冠上种族主义的标签，种族主义成了解释黑人社区现状的万应灵药。黑人犯罪率高，因为种族歧视;黑人失业率高，因为种族歧视;黑人社区破败，因为种族歧视;黑人收入低，因为种族歧视;黑人不重视教育，因为种族歧视;黑人无家庭观念，因为种族歧视……
　　这其实是以大爱之名，剥夺了他们自我反思和改善的可能性。就如同威廉姆斯的好友、另一位黑人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在《美国种族简史》所说，“一个种族，倘若听到任何人说它曾经肮脏就不高兴，认为这只是那些偏执分子无中生有的捏造，那它就永远不可能干净起来。如果他们认为问题仅仅在于种族主义的教员和有偏见的测试，那么他们的子女在学校就不可能克服学习上的困难。”
　　要消除针对黑人的歧视，黑人群体的自强是根本。早年的黑人领袖，无论是布克·华盛顿，还是杜波依斯，抑或是马丁·路德·金，都强调了黑人自强的重要性，也就是要承认和直面黑人群体自身的问题，而不是否认问题。
　　美国近些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精英可以从世界范围获得财富和认可，而底层的人因为产业转移等原因失去工作，一筹莫展。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是要从分配层面着手，进行社会变革，而拿精英和既得利益者开刀，难度可想而知。在此情况下，通过在中下层制造冲突、让“群众斗群众”来减轻压力，转移矛盾，就成了一个很方便的选择。毕竟，要解决黑人所面临的贫困、高犯罪率、单亲家庭等问题，是非常麻烦而且注定久久不见效的事，而谴责种族主义、下跪，或者推倒某座种族主义者的雕像，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