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熟悉章文晋的人会把他说成是传奇式的人物，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是一位真正的人民勤务员。作为周恩来总理亲自培养起来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他在起草外交文件、边界谈判、开拓和发展中美关系、开展友好交流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7年，13岁的章文晋赴德国留学。次年即加入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的活动。当时德国语言组的成员有成仿吾、廖承志和张崿等八个人，章文晋年纪最小，是唯一一个共青团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章文晋回到上海，投身党的地下工作，在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编辑《中联报》。193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8年，他在清华南迁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强对红十字会的控制，中共党员陆续撤出。此后，章文晋到西南联大完成学业。1944年秋，党中央决定把大后方一批学生出身的党员撤回延安，以便为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的建设储备人才。章文晋亦接到调令，准备经重庆赴延安。
章文晋到重庆后，领导决定把他留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外事组工作。这成为他外交生涯的起点和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当时，外事组受周恩来、叶剑英直接领导，章汉夫、陈家康、龚澎、王炳南等都是外事组成员，后来乔冠华也加入这一队伍。周恩来原来的秘书兼翻译是龚澎，龚澎后因工作繁忙，便推荐章文晋接替了她的工作。
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在会见加拿大驻华大使时，章文晋被选定做翻译。会见后，毛主席夸赞彬彬有礼的章文晋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主席可能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雇员了。章文晋赶忙说，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主席听后非常开心。
此后，章文晋亲历了1946年周恩来与马歇尔谈判的全过程。在谈判的过程中，国、共、美三方代表都带自己的翻译，轮流上场担任翻译。但在谈判过程中，国、美代表都发现，他们的翻译难以胜任翻译工作。后来，三方会谈只由章文晋一人担任翻译。章文晋跟随周恩来为和平奔走，足迹遍及祖国各地，从重庆、上海、南京到延安；从济南、武汉到开封、花园口，同美蒋无休止地谈判、周旋了一年多，最终以马歇尔的调停失败告终。章文晋晚年所写《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华》一文，对这一历史事件做了分析和总结。其中谈到，周恩来、马歇尔之间的谈判是新中国建立前，我党与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接触，也是我党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它有着两方面的意义，包括国内斗争方面和国际斗争方面。
国共谈判破裂后，章文晋与张颖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于1947年的元宵节之夜，在南京梅园新村喜结良缘。由董必武担任证婚人，军调处的美方人员也送来了礼品。1947年3月，章文晋随董必武等从南京最后撤出，返回延安。1948年秋，周恩来在西柏坡召开外事组会议，就全国解放后的外事工作作了部署。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请未来的新中国外交官们共进晚餐。章文晋夫妇同外事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展望祖国的未来，心情无比舒畅。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章文晋随解放大军到了天津，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副处长，后任处长。日常事务是处理外国在华机构的企业问题，以及外侨撤离等。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市长黄敬（后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任部长）知道章文晋是清华大学机械系的高材生，在筹建长春汽车制造厂时，就一心想拉章进那里的领导班子。兼任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总理得知后，劝章“还是安心干外交吧！”章才彻底打消了离开外交部门的念头。
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多边外交活动。由于事关重大，外交部忙得不可开交，四处调兵。章文晋也被从天津调来，担任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翻译组负责人。出发前，外交部组织了一次英语考试，章文晋口试笔试统考总分第一名。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亮相。会议期间，周恩来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和崇高的风范，对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风格，对初涉重大国际会议的章文晋影响极大。章文晋用心学，周恩来则对章既亲切关怀又严格要求。有一次，发往国内的通讯译稿出了差错，周恩来曾严厉批评过章文晋。章文晋就在这些外交实践中，在周恩来的严格要求中成长。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章文晋随同前往。中印、中缅双方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它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可追溯到1953年底至1954年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问题的谈判，那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五项原则。在开始的时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多强调的是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后来在处理社会制度相同国家之间关系时，也强调贯彻这五项原则。这无疑是对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一大重要贡献。在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的最后一个晚上，为写好以正式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著名的中印总理联合公报，章文晋在印度总理府熬了一个通宵，一直到窗外已出现鱼肚泛白才完工。正是在这样一字一句地推敲中，他才深刻领会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方针，对指导我国外交事业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他日后正确执行我国外交政策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1944年一直到周恩来逝世，章文晋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了差不多30年。1991年初，他为纪念周恩来逝世15周年撰文《魂系周公》，深切地回忆起周恩来在同马歇尔谈判中所表现出的不畏艰险、不辞辛劳的奉献精神，以及为贯彻党的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所作的不懈努力。回忆到周恩来对身边工作同志的态度时，他写道：“他做思想工作总是寓情于理，循循善诱。”“对同志严格要求，但下级出了差错，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章文晋一生都以周恩来的人品和作风为楷模。
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上最迫切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边界谈判。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着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能否公正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边境的安宁以及边境居民的和平生活，而且关系到同邻国的正常关系。 章文晋主管亚洲事务前后长达15年之久，亚洲外交事务中最为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就是边界问题谈判。为此，章文晋主管的亚洲司专门成立了边界处。请专家、查资料、阅档案、起草照会、审定地图、与有关国家官员会晤等，工作十分庞杂。他们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有时连续几天不能回家，一直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在中国缅甸边界谈判、中国尼泊尔边界谈判、中国巴基斯坦边界谈判、中国阿富汗划界和中国印度边界谈判中，章文晋肩负重任。
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为和平友好解决同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树立了楷模，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章文晋率领他的亚洲司团队，从始至终参与中缅边界问题的谈判，包括如何正确理解和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起草有关文件，参与边界谈判，实地划界等许多工作。同时，他还陪同周恩来总理出席了全部中缅双方的高层互访活动和重要谈判事宜。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研究调查中缅边界的历史和现状，到1961年10月13日签订中缅边界协定书，历时五年。至此，中缅边界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
从1961年到1963年底，《中国尼泊尔边界条约》《中国蒙古边界条约》《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地区之间的边界问题的协定》和《中国阿富汗边界条约》都陆续生效。
但中国印度边界谈判，由于对方的原因，一直未能得到公平合理解决，而且还导致边界冲突。为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章文晋及他领导的团队做了大量工作。仅仅照会资料，最后都汇集了五大本。由于周恩来总理亲自抓中印谈判，工作班子经常被召到总理办公室。因地图大，桌面上摊不开，就都围着地图坐在地板上，一点一线地查找。1960年6月至12月双方谈判代表多次在北京、新德里和仰光晤谈。中方首席代表为章文晋，印方首席代表为中国司司长梅达，但都没有取得应有的结果。在会谈中，中方出示了相当翔实的材料，如100多年前，中国山水画技法画的踏勘图、清朝官员拒绝签字的“麦克马洪线”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上的中印边界图以及在当时出版物上有关中国清代以来在当地收税、驻兵等文字记载。还有印度总理尼赫鲁自己的著作和印度不同时期出版物上的边界线图等等。这些材料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中方的立场和主张理由充分，论据确凿，使印度官员无言以对。他们的立场和论据既缺乏事实根据，逻辑上也不能自圆其说。但在印方的报告上却蛮横无理地说：“中国方面引用的材料完全不说明问题。”至此，中印边界形势日趋恶化，最后导致边界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到1962年的三年间，尼赫鲁在不同场合，就中印边界问题讲了300次话，对中国进行无端的攻击和污蔑。为向亚洲和世界说明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章文晋主持编写了《中印边界》一书，还亲自审定外文版本，以正视听。
2006年，梅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承认，因为没有正式划界，印方公开确定的边界就不存在法律效力。”“坦率地说，我们的事实材料并不平衡。”他还透露，尼赫鲁在印度议会上宣布：“不管是否存在，麦克马洪线就是我们的边界。”从个人角度，梅达对章文晋的人格魅力十分欣赏，他说：“章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最有能力、最有修养的职业外交官和谈判家。”“他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在谈判桌上坚韧不拔，同时却又不失理性和自信。”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无果而终。1969年10月，在北京又恢复了谈判。当时章文晋正在外交部江西干校下放劳动改造，周恩来总理让章文晋参加谈判，造反派却说，他的社会关系还未查清楚。十分了解章文晋家世的周总理风趣地说：“要把章的社会关系查清楚，那得等到世界大同了。”就这样，章文晋才重新回到他熟悉的外交岗位上。但他参加谈判还不到一年，就被调往接待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岗位上了。
1.开拓中美关系的排头兵
1971年至1972年，从基辛格秘密和公开访华到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并发表上海公报，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这是中国外交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时任外交部西欧美大司司长的章文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圆满地履行了这一历史使命。
基辛格决定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来华秘密访问。因章文晋曾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与巴官方熟悉，中央遂决定派他去接基辛格。7月5日凌晨，章文晋、王海容、唐龙彬、唐闻生四人匆匆登上了巴基斯坦叶海亚·汗的专机。临行前，周总理对大家说，这是中美交往中断后，首次重要的高级别会晤，说明了美国政府敌视中国政策的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傲慢的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我们应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接待工作。总理又语重心长地对章文晋说，我知道你平时不爱说话，但此行事关重大，他是客，你是主，你一定要采取主动，要多讲一点……遵照总理的指示，接到美国客人后，章文晋和基辛格等人谈得很融洽，消除了他们不少顾虑。这是基辛格遇到的第一位新中国外交官。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章文晋：“他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它运用英语的能力令人敬佩。”基辛格承认，章文晋改变了他对新中国外交官的看法。在短短几天的访问中，共举行六轮会谈。中方代表有周恩来、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和王海容；美方代表有基辛格、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
基辛格此次秘密访问，章文晋一直和他在一起。两人相识相知，从此成了好朋友。
1971年10月20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这次是公开的），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重点就联合公报进行磋商。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不仅会改变两国敌对了20多年的状况，开启两国正常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将会改变整个国际形势的格局，对全世界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至关重要，其定稿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1972年2月21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了举世瞩目的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
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尼克松来访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作为西欧美大司司长的章文晋，为会谈、为起草联合公报，不知熬了多少夜，加了多少班。章文晋作为“上海公报”主要起草人之一，充分显示了他在政治上和语言（特别是英语）上的功底。美方代表洛德回忆说：美方争取写入公报的有关美从台撤军的措辞是“在中方承诺或承担义务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美国将撤军”；中国方面则说：“你们无论如何是要走的，我们最多能说以和平方式为希望，美国将撤出其军队。”中方用希望，美方用承诺，没有达成一致。最终是章文晋用英语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提出用“prospect（前景）”，“在和平方式的前景下，美国将撤军。”洛德回忆说：“这一措辞妙不可言，既捍卫了中方的立场，也符合美国的政治胃口。”这是公报谈判的一次大突破。 当被问及尼克松访华，在人民大会堂全体合影为什么没有章文晋本人时，他笑答：“我忙得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哪有时间等着照相？宴会是非出席不可，因为我是那桌的主人。吃完饭赶快回去工作。直到离京，那份公报还没完全达成一致，最主要的一些争议还要带到上海、杭州去谈。”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章文晋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负责对美国事务。恰在那时，“四人帮”掀起一股打倒周恩来总理的暗流。1973年7月，毛主席批评外交部“153《新情况》”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四人帮”以此为借口，开始批周恩来。由于某些人把章文晋看作是他们扫除周总理在外交部影响的障碍，所以急匆匆派章文晋去加拿大任职。
2.陪同邓小平访美和参与“八一七公报”制定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按双方谈判约定，邓小平副总理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将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陪访人员有方毅副总理、黄华外长、章文晋副外长、冀朝铸、杨洁篪和其他官员，章文晋为代表团秘书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领导人首次访美。美方很重视，除了在正式欢迎仪式上，按副总理级鸣礼炮19响外，其他礼仪都按总理级安排。当专机抵达华盛顿机场时，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国务卿万斯等到机场迎接。第二天，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正式欢迎仪式，中国的五星红旗首次同美国国旗并列飘扬在美国上空。2月1日，邓小平结束了在华盛顿的访问，中美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双方回顾了国际形势，一致认为，双方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相似的观点。双方也讨论了彼此看法不同的方面。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和支配别国，决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民族独立做出贡献。双方认为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不应妨碍彼此加强友好关系和合作。”
作为主管美国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在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这些重大外交事件中，他夜以继日地与同事们研究磋商，制定各种对策，写讲话稿，细心梳理每个细小环节，做了大量繁杂细致的工作，倾注了很多心血。
尽管中美已建交，但美国却没有完全放弃它干涉中国内政的打算。1979年1月26日，卡特总统向美国国会提出了立法调整的《综合法案》，将在非官方基础上同台湾继续保持商务、文化及其他关系，通过“美国在台湾协会”实施。但国会审议该法案后，改成了“与台湾关系法”，其基本精神和许多具体规定都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特别是所谓“保证台湾安全”问题和美台关系性质问题上“非官方”一词被删除。该法案还规定美台之间以“国家”名义签订的59个条约和协定，除《共同防御条约》及其有关的协定外，都一字不改地保留下来，继续有效。对此，中方坚决不答应，从此，展开了长达三年半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谈判。章文晋作为主管副部长，研究对策，起草文件，反复交涉，几乎贯穿了他做副部长的这五年时光。从1981年12月4日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韩叙同美驻华大使恒安石在北京开始了马拉松式会谈。会谈异常艰苦，1982年春陷入僵局。同年5月，美国副总统布什访华。邓小平强调，美国领导人必须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方式和措辞可以商量。又经过三个月的拉锯谈判，1982年8月双方终于达成正式协议，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著名的“八一七公报”。
3.出使美国
邓小平说，对美工作非常重要，也异常复杂。章文晋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要去管年龄大小。当时已届70岁的章文晋出任驻美大使，意义不同寻常。中国已实行干部年轻化和离退休制度，是邓小平力排众议，坚持这项任命的。
章文晋抵美前，中美就已出现摩擦。里根总统在美国西部的一次讲话中指责了中国。章文晋到任后，国务卿舒尔茨想缓和、冲淡这种气氛。然而过了不久，就在章大使要递交国书的前三天，美国允许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政治避难。虽经中国政府几次交涉，美仍一意孤行。适逢中国官方文化代表团访美，已到达旧金山。为表示对美方抗议，代表团决定取消访问并立即返回中国。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章大使必须按美方早已定好的日子，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不能更改。但美方表示，倘若国书内容要修改是允许的，同时又告知国书、颂辞要见报。面对这样棘手的大问题，章文晋断然回答：国书和颂辞不改，但此次中国递交的国书不见报。章文晋大使上任伊始，就同美国进行了第一次交锋。
1983年4月7日下午4时半，章文晋夫妇被安排在里根总统办公室接见并接受国书，而并非专门的接待大厅。仪式结束后，里根总统竟留章文晋夫妇坐下叙谈。交谈中，里根表示对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很感兴趣，希望在他任期内，能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登上长城。章文晋及时捕捉到契机，立刻点头微笑回应道：如果我们能陪同总统阁下及夫人访问中国，将会感到极大荣幸。几分钟的对话，尴尬局面大改。通过一系列接触，章文晋发现，美国还是愿意同中国发展关系的。特别是国务卿舒尔茨明确转达了里根总统访华的愿望，希望在中国总理访美之后成行。为此，他希望中国外长访美，以磋商两国高层互访事宜。经过中美双方半年多的共同努力，两国首脑互访的条件渐趋成熟。为此，章文晋大使的团队不知付出多少辛劳。但是就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高层互访时，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了所谓“台湾前途决议案”，章文晋在递交抗议照会的同时，又和他的团队再次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决定找几位重要人物来斟酌这关键的一步。他拜见了前总统尼克松，了解他对中美高层互访的看法。尼克松一直自视为中国的老朋友，他坦率地向章文晋大使提出建议：总的来说，促成美中首脑互访是有益的。他认为里根总统很看重内阁成员中的舒尔茨和温伯格的意见，二人较了解中国，且希望搞好中美关系；另外，里根比较直，喜欢开门见山，严重分歧能摆到桌面上谈。后来，章文晋又约见了基辛格博士，谈了同一问题。基辛格风趣地说，里根喜欢谈具体的事，不爱谈理论。同时还提醒章文晋，不要低估里根夫人的作用。经过外部调研，又同使馆团队综合分析后，章文晋大使向国内提出了如下建议与分析：总的是，应对两国高层互访持积极态度，理由有四：一、受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影响，里根已逐渐认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及对亚洲的影响；二、中国改革开放唤起了美企业界的很大热情，对宣传中国和争取美国人民的认知有益；三、美国各级政府对中国了解甚少，故对中国总理访美抱有很大热情；四、中美由于长期缺乏了解和沟通，逆流和困难确实存在。通过广泛接触，定会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起到以民促官的作用。考虑到两国高层互访是中美建交后的首次，意义非比寻常。那段时间，章大使精神高度紧张，工作异常繁忙。经过反复研究和多方努力，终于达成一致。中国外交部宣布：中国总理将于1984年1月10至16日访美；美国总统里根于同年4月26至30日访华。在中国总理访美前的1983年秋，吴学谦外长正式访问了美国。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相当成功，美国朝野反响很大。章文晋总结此访时说，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各国新闻媒体都做了较客观的报道，受到世界好评，可以说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胜利。里根访华后，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率军事代表团访美。领导人和高层官员成功互访使中美关系得到较全面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继续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前进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作为驻美大使，章文晋要同美国官员、参众两院的议员和工商业巨子等多些交往。此外，还要参加频繁的社会活动。这对70岁高龄老人，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想到，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才能交到朋友，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才能上下贯通地做好美国工作，他们夫妇宁肯累也要出席活动。章大使还利用和支持中美各种交流来增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章文晋同时动员全馆的力量来做美国的工作，调动了全馆从下到上各级外交官的工作热情。从1983年8月起不到一年时间，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在美国65个大小城市做讲演106次。1984年圣诞节，他亲笔签名的贺卡就达500多张。
1985年4月，章文晋从驻美使馆离任回国。1986年1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此时他已72岁，又登上了民间外交舞台。
1.主持协调国际和平年活动
国际和平年是联合国倡导的一项重要活动。1985年10月24日，由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的联合国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庄严通过了国际和平宣言，并宣布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同时还重申《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避免后世再遭战祸”“维护国际和平安全的宗旨”。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国际和平年活动，1985年4月成立了国际和平年中国组织委员会，并确定对外友协负责组织和协调国际和平年工作。王炳南任中国组委会主任，章文晋为副主任。1986年3月21日，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仪式的有以国务院总理为首的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代表约3500人，继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40多项涉及10多亿人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活动，包括研讨会、座谈会、国际知识竞赛、音乐会和画展等。各宗教团体举办了和平大祈祷。还发行了纪念邮票、纪念币，举办首届环球火炬接力长跑等活动。同时也派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和其他国家举行的国际和平年纪念会。同年12月，章文晋以一篇《国际和平年在中国》的文章，回顾了我国开展和参加国际和平年的活动。文章说，经过一年来的活动，我国各族人民大大加强了对世界和平问题的关注和为和平事业贡献力量的决心。开展此活动，生动地告诉人们，人心思和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只要各国政府和人民不懈努力，世界和平的前景是美好的。为表彰中国对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联合国秘书长向国际和平年中国组委会授“和平纪念章”，对外友协获得“和平使者”奖。
2.召开第一次友协全国理事会
1954年5月3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成立。随着各国纷纷成立对华友好组织，以及我国对外友好交往的增多，协会的工作远远超出了文化交流的范畴。1966年4月20日，协会常务理事会决定更名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文革”期间，活动一度中断，1969年5月恢复活动。并于同年10月，更名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简称对外友协。章文晋意识到，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人民团体，必须与地方协会密切配合，全国一盘棋，才能把协会的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于是他提出召开全国理事会会议。1986年12月16日，对外友协全国理事会在京举行，这是自1969年恢复活动17年来的首次全国理事会，也是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一次重要会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及各界知名人士共200多人与会。全会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通过了新的会章，健全了地方友协组织，为日后开展同各国对华友好组织的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大会开得很成功，全国政协主席、对外友协名誉会长邓颖超给大会发来了贺电，章文晋在会上作了主旨报告。会议继续推选邓颖超为中国对外友协名誉会长，聘请王炳南为顾问，选举章文晋为会长，凌青、刘庚寅、黄世民、孙平化、王孝贤为副会长，理事会共有192人。可以说这是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在对外友协的历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3.被授予“巴基斯坦新月勋章”
自1951年中巴建交，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友谊在各种考验中不断发展，两国成为全天候的朋友。对章文晋来说，这是一个难忘的国度。他曾作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参加了中巴边界谈判。从1962年10月到1963年3月中巴达成并签署了两国有关地区的边界问题协定。1966年8月，章文晋出使巴基斯坦。由于“文革”的干扰，他于1967年1月被“押送”回国。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时，章文晋赴巴迎接，并得到巴方全力配合。1987年3月，巴基斯坦国庆40周年，章文晋应邀参加庆典，并接受齐亚·哈克总统授予的“巴基斯坦新月勋章”。正是由于章文晋对巴基斯坦人民有着深厚的情谊，并尽力为中巴友谊添砖加瓦，巴人民才给了他这么高的荣誉，以表彰他对巴中关系所作的杰出贡献。卡拉奇巴中友好协会主席希拉利说，中巴之交非比寻常，在巴最困难的时候，是中国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中国是最可信赖的朋友。当然，巴也是中国最可靠的邻邦，也曾给予中国巨大可贵的支持。章文晋访巴期间，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巴对中国人民最深厚的情谊。章文晋深知，这荣誉不属于他个人，它属于祖国和全体中国人民。回国后，他曾以《邻邦新月照我心》一文，表达他对巴人民的深切感激和怀念。
4.积极促使工合国际恢复活动
中国抗战初期创立的工合国际全名为促进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在当时，它是个响当当的国际组织。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为支援中国抗战作出了贡献。该组织最初是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等人发起的。创建初期，曾得到宋庆龄和周恩来等人的支持。它于1939年在香港成立，1952年至1986年间停止活动。1987年，在章文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才得以在北京恢复活动。
1986年1月，章文晋担任对外友协会长后，常去探望住在友协大院30多年的老朋友路易·艾黎。艾黎的几位老友马海德、汉斯·米勒、吴蔚然等也常去那儿。聚会时，艾黎总免不了谈起恢复工合国际一事，章文晋表示愿意帮助。友协是工合国际的业务主管单位，章文晋亲自主持操办恢复工合国际的各项手续。中央同意工合国际恢复活动后，又指定刘庚寅副会长代为主管工合事务，安排工合国际在友协召开恢复大会。当耄耋之年的艾黎看到终生为之奋斗的工合国际重新焕发了青春时，兴奋不已。为此，他撰写长文《夙愿已偿》表达其欣慰之情。许多同志称赞章文晋为工合国际恢复活动立下了汗马功劳，说他有使命感，敢于负责，善于沟通。凡是利国利民的事，凡是能增进中国同各国对华友好组织友谊的事，他都尽力去做，而且做得很细致，很彻底，决不敷衍塞责。
章文晋在跟随周总理出国访问的起草文件班子中，被大家戏称为“文草工”“文定工”，最后以“文晋公”的尊称定名。他为周总理做翻译多年，当时既没有录音，也没有速记，全凭脑子记。别人休息，他要整理记录。谈一小时，用两小时也整理不完。他就这样夙夜匪懈地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办的案子力求原委本末清楚。问到什么问题，一五一十如数家珍。他所积累的国际知识和外交资料如电脑硬盘，随存随取运用自如，难怪人们叫他“外交部活字典”。故称他“文敬公”更贴切，夙夜警戒曰敬，合善典法曰敬。
他思想缜密，作风严谨，原则性强；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事必躬亲，严于律己；他坦诚待人，学贯中西。他一生得益于周恩来总理的言传身教，在工作和生活中一直自觉地以周恩来为榜样。他从不以长者自居，平等待人。不拉关系，不封官许愿。工作中，对同志对下属尽显关怀之情。他感情丰富，唯多流露于钢琴弹奏时。但这点“闲情逸致”也很难看到，他是一位十分淡泊名利的人。
香港著名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先生回忆他1989年专程来京访问章文晋时的情景，那年章文晋已是75岁高龄。阮次山说：“他对整个中国外交那种见树又见林的分析、评判，不但见解独到，而且坦然直陈……中国外交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事，似乎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1990年底，美国第二任驻华大使恒安石再访北京时，对章文晋说，像你这样儒雅的外交家最能赢得美国人民的信任。美国政要在章文晋1985年从美国离任回国前，有过不少类似的表述。万斯在章文晋离任时说过一段话：“在许多情况下，他明智的判断和建议，使我们得以绕开暗礁，克服挡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是非凡的人，睿智，富有思想，善解人意并且幽默。”洛德回忆说：“我坚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国家的利益而当然不取决于个人。但我认为，章大使与他十分能干的夫人一起，个人的才能和品质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就像他所做的那样，他可以坚定地捍卫其国家的利益，但他采用的是能使两国关系取得进展的方式。他到美国人民中去，与美国的精英、国会和政府接触，有力地阐述中国立场，并且能更好地了解和向北京转达我们这个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为什么它不同于中国以及两个社会应该怎样相处。我认为，在过去几年里中美关系的极大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和章大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霍尔布鲁斯写道：“他经历了所有的大事件，如果有一天他能写回忆录，一定是一部不同寻常的文献。我认为，他确实是我所见到的最高明的外交实践家。如果说能通过观察你的谈判对手学到些东西，那么我从外交家章文晋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其他人都多。他从来不让外交僵局影响个人的关系，他在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方面也极富才华。”基辛格说道：“他极巧妙而又不失尊严地消除了我的顾虑，使我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在飞往北京的途中，他尽量了解我们的想法，但只字不提他们的看法……”
美国学者盛赞章文晋：“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谈吐儒雅，机智幽默”。一位旅居美国多年的华裔老报人说：“章先生了不起呀！他是儒家外交。”是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传统培育了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和而不同”这些经典的儒家思想融进了章文晋的血液中并落实到他的外交实践。
1991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四，76岁的中国杰出外交家章文晋悄悄地走了。他的家人、部分朋友和同事与他做最后的告别时，厅堂里播放的不是哀乐，而是他生前最喜欢的肖邦《革命练习曲》和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按着他的遗嘱，后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一部新中国外交史，有多少篇章都有他的参与和贡献。然而，他一生谦虚谨慎、低调做人，既没有留下长篇回忆录，也不允许别人为他树碑立传。（编辑 黄 艳）
本文在章文晋夫人张颖的关怀下得以完成。她提供了全部自己撰写的书籍和照片供作者参阅和使用。
（作者是前驻瑞典、加拿大、新西兰外交官）
跟随周恩来走上外交之路
1927年，13岁的章文晋赴德国留学。次年即加入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的活动。当时德国语言组的成员有成仿吾、廖承志和张崿等八个人，章文晋年纪最小，是唯一一个共青团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章文晋回到上海，投身党的地下工作，在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编辑《中联报》。193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8年，他在清华南迁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强对红十字会的控制，中共党员陆续撤出。此后，章文晋到西南联大完成学业。1944年秋，党中央决定把大后方一批学生出身的党员撤回延安，以便为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的建设储备人才。章文晋亦接到调令，准备经重庆赴延安。
章文晋到重庆后，领导决定把他留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外事组工作。这成为他外交生涯的起点和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当时，外事组受周恩来、叶剑英直接领导，章汉夫、陈家康、龚澎、王炳南等都是外事组成员，后来乔冠华也加入这一队伍。周恩来原来的秘书兼翻译是龚澎，龚澎后因工作繁忙，便推荐章文晋接替了她的工作。
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在会见加拿大驻华大使时，章文晋被选定做翻译。会见后，毛主席夸赞彬彬有礼的章文晋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主席可能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雇员了。章文晋赶忙说，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主席听后非常开心。
此后，章文晋亲历了1946年周恩来与马歇尔谈判的全过程。在谈判的过程中，国、共、美三方代表都带自己的翻译，轮流上场担任翻译。但在谈判过程中，国、美代表都发现，他们的翻译难以胜任翻译工作。后来，三方会谈只由章文晋一人担任翻译。章文晋跟随周恩来为和平奔走，足迹遍及祖国各地，从重庆、上海、南京到延安；从济南、武汉到开封、花园口，同美蒋无休止地谈判、周旋了一年多，最终以马歇尔的调停失败告终。章文晋晚年所写《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华》一文，对这一历史事件做了分析和总结。其中谈到，周恩来、马歇尔之间的谈判是新中国建立前，我党与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接触，也是我党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它有着两方面的意义，包括国内斗争方面和国际斗争方面。
国共谈判破裂后，章文晋与张颖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于1947年的元宵节之夜，在南京梅园新村喜结良缘。由董必武担任证婚人，军调处的美方人员也送来了礼品。1947年3月，章文晋随董必武等从南京最后撤出，返回延安。1948年秋，周恩来在西柏坡召开外事组会议，就全国解放后的外事工作作了部署。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请未来的新中国外交官们共进晚餐。章文晋夫妇同外事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展望祖国的未来，心情无比舒畅。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章文晋随解放大军到了天津，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副处长，后任处长。日常事务是处理外国在华机构的企业问题，以及外侨撤离等。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市长黄敬（后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任部长）知道章文晋是清华大学机械系的高材生，在筹建长春汽车制造厂时，就一心想拉章进那里的领导班子。兼任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总理得知后，劝章“还是安心干外交吧！”章才彻底打消了离开外交部门的念头。
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多边外交活动。由于事关重大，外交部忙得不可开交，四处调兵。章文晋也被从天津调来，担任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翻译组负责人。出发前，外交部组织了一次英语考试，章文晋口试笔试统考总分第一名。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亮相。会议期间，周恩来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和崇高的风范，对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风格，对初涉重大国际会议的章文晋影响极大。章文晋用心学，周恩来则对章既亲切关怀又严格要求。有一次，发往国内的通讯译稿出了差错，周恩来曾严厉批评过章文晋。章文晋就在这些外交实践中，在周恩来的严格要求中成长。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章文晋随同前往。中印、中缅双方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它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可追溯到1953年底至1954年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问题的谈判，那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五项原则。在开始的时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多强调的是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后来在处理社会制度相同国家之间关系时，也强调贯彻这五项原则。这无疑是对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一大重要贡献。在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的最后一个晚上，为写好以正式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著名的中印总理联合公报，章文晋在印度总理府熬了一个通宵，一直到窗外已出现鱼肚泛白才完工。正是在这样一字一句地推敲中，他才深刻领会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方针，对指导我国外交事业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他日后正确执行我国外交政策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1944年一直到周恩来逝世，章文晋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了差不多30年。1991年初，他为纪念周恩来逝世15周年撰文《魂系周公》，深切地回忆起周恩来在同马歇尔谈判中所表现出的不畏艰险、不辞辛劳的奉献精神，以及为贯彻党的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所作的不懈努力。回忆到周恩来对身边工作同志的态度时，他写道：“他做思想工作总是寓情于理，循循善诱。”“对同志严格要求，但下级出了差错，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章文晋一生都以周恩来的人品和作风为楷模。
躬身于边界谈判
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上最迫切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边界谈判。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着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能否公正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边境的安宁以及边境居民的和平生活，而且关系到同邻国的正常关系。 章文晋主管亚洲事务前后长达15年之久，亚洲外交事务中最为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就是边界问题谈判。为此，章文晋主管的亚洲司专门成立了边界处。请专家、查资料、阅档案、起草照会、审定地图、与有关国家官员会晤等，工作十分庞杂。他们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有时连续几天不能回家，一直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在中国缅甸边界谈判、中国尼泊尔边界谈判、中国巴基斯坦边界谈判、中国阿富汗划界和中国印度边界谈判中，章文晋肩负重任。
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为和平友好解决同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树立了楷模，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章文晋率领他的亚洲司团队，从始至终参与中缅边界问题的谈判，包括如何正确理解和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起草有关文件，参与边界谈判，实地划界等许多工作。同时，他还陪同周恩来总理出席了全部中缅双方的高层互访活动和重要谈判事宜。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研究调查中缅边界的历史和现状，到1961年10月13日签订中缅边界协定书，历时五年。至此，中缅边界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
从1961年到1963年底，《中国尼泊尔边界条约》《中国蒙古边界条约》《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地区之间的边界问题的协定》和《中国阿富汗边界条约》都陆续生效。
但中国印度边界谈判，由于对方的原因，一直未能得到公平合理解决，而且还导致边界冲突。为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章文晋及他领导的团队做了大量工作。仅仅照会资料，最后都汇集了五大本。由于周恩来总理亲自抓中印谈判，工作班子经常被召到总理办公室。因地图大，桌面上摊不开，就都围着地图坐在地板上，一点一线地查找。1960年6月至12月双方谈判代表多次在北京、新德里和仰光晤谈。中方首席代表为章文晋，印方首席代表为中国司司长梅达，但都没有取得应有的结果。在会谈中，中方出示了相当翔实的材料，如100多年前，中国山水画技法画的踏勘图、清朝官员拒绝签字的“麦克马洪线”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上的中印边界图以及在当时出版物上有关中国清代以来在当地收税、驻兵等文字记载。还有印度总理尼赫鲁自己的著作和印度不同时期出版物上的边界线图等等。这些材料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中方的立场和主张理由充分，论据确凿，使印度官员无言以对。他们的立场和论据既缺乏事实根据，逻辑上也不能自圆其说。但在印方的报告上却蛮横无理地说：“中国方面引用的材料完全不说明问题。”至此，中印边界形势日趋恶化，最后导致边界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到1962年的三年间，尼赫鲁在不同场合，就中印边界问题讲了300次话，对中国进行无端的攻击和污蔑。为向亚洲和世界说明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章文晋主持编写了《中印边界》一书，还亲自审定外文版本，以正视听。
2006年，梅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承认，因为没有正式划界，印方公开确定的边界就不存在法律效力。”“坦率地说，我们的事实材料并不平衡。”他还透露，尼赫鲁在印度议会上宣布：“不管是否存在，麦克马洪线就是我们的边界。”从个人角度，梅达对章文晋的人格魅力十分欣赏，他说：“章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最有能力、最有修养的职业外交官和谈判家。”“他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在谈判桌上坚韧不拔，同时却又不失理性和自信。”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无果而终。1969年10月，在北京又恢复了谈判。当时章文晋正在外交部江西干校下放劳动改造，周恩来总理让章文晋参加谈判，造反派却说，他的社会关系还未查清楚。十分了解章文晋家世的周总理风趣地说：“要把章的社会关系查清楚，那得等到世界大同了。”就这样，章文晋才重新回到他熟悉的外交岗位上。但他参加谈判还不到一年，就被调往接待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岗位上了。
致力于中美关系发展
1.开拓中美关系的排头兵
1971年至1972年，从基辛格秘密和公开访华到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并发表上海公报，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这是中国外交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时任外交部西欧美大司司长的章文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圆满地履行了这一历史使命。
基辛格决定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来华秘密访问。因章文晋曾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与巴官方熟悉，中央遂决定派他去接基辛格。7月5日凌晨，章文晋、王海容、唐龙彬、唐闻生四人匆匆登上了巴基斯坦叶海亚·汗的专机。临行前，周总理对大家说，这是中美交往中断后，首次重要的高级别会晤，说明了美国政府敌视中国政策的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傲慢的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我们应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接待工作。总理又语重心长地对章文晋说，我知道你平时不爱说话，但此行事关重大，他是客，你是主，你一定要采取主动，要多讲一点……遵照总理的指示，接到美国客人后，章文晋和基辛格等人谈得很融洽，消除了他们不少顾虑。这是基辛格遇到的第一位新中国外交官。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章文晋：“他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它运用英语的能力令人敬佩。”基辛格承认，章文晋改变了他对新中国外交官的看法。在短短几天的访问中，共举行六轮会谈。中方代表有周恩来、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和王海容；美方代表有基辛格、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
基辛格此次秘密访问，章文晋一直和他在一起。两人相识相知，从此成了好朋友。
1971年10月20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这次是公开的），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重点就联合公报进行磋商。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不仅会改变两国敌对了20多年的状况，开启两国正常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将会改变整个国际形势的格局，对全世界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至关重要，其定稿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1972年2月21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了举世瞩目的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
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尼克松来访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作为西欧美大司司长的章文晋，为会谈、为起草联合公报，不知熬了多少夜，加了多少班。章文晋作为“上海公报”主要起草人之一，充分显示了他在政治上和语言（特别是英语）上的功底。美方代表洛德回忆说：美方争取写入公报的有关美从台撤军的措辞是“在中方承诺或承担义务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美国将撤军”；中国方面则说：“你们无论如何是要走的，我们最多能说以和平方式为希望，美国将撤出其军队。”中方用希望，美方用承诺，没有达成一致。最终是章文晋用英语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提出用“prospect（前景）”，“在和平方式的前景下，美国将撤军。”洛德回忆说：“这一措辞妙不可言，既捍卫了中方的立场，也符合美国的政治胃口。”这是公报谈判的一次大突破。 当被问及尼克松访华，在人民大会堂全体合影为什么没有章文晋本人时，他笑答：“我忙得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哪有时间等着照相？宴会是非出席不可，因为我是那桌的主人。吃完饭赶快回去工作。直到离京，那份公报还没完全达成一致，最主要的一些争议还要带到上海、杭州去谈。”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章文晋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负责对美国事务。恰在那时，“四人帮”掀起一股打倒周恩来总理的暗流。1973年7月，毛主席批评外交部“153《新情况》”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四人帮”以此为借口，开始批周恩来。由于某些人把章文晋看作是他们扫除周总理在外交部影响的障碍，所以急匆匆派章文晋去加拿大任职。
2.陪同邓小平访美和参与“八一七公报”制定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按双方谈判约定，邓小平副总理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将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陪访人员有方毅副总理、黄华外长、章文晋副外长、冀朝铸、杨洁篪和其他官员，章文晋为代表团秘书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领导人首次访美。美方很重视，除了在正式欢迎仪式上，按副总理级鸣礼炮19响外，其他礼仪都按总理级安排。当专机抵达华盛顿机场时，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国务卿万斯等到机场迎接。第二天，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正式欢迎仪式，中国的五星红旗首次同美国国旗并列飘扬在美国上空。2月1日，邓小平结束了在华盛顿的访问，中美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双方回顾了国际形势，一致认为，双方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相似的观点。双方也讨论了彼此看法不同的方面。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和支配别国，决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民族独立做出贡献。双方认为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不应妨碍彼此加强友好关系和合作。”
作为主管美国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在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这些重大外交事件中，他夜以继日地与同事们研究磋商，制定各种对策，写讲话稿，细心梳理每个细小环节，做了大量繁杂细致的工作，倾注了很多心血。
尽管中美已建交，但美国却没有完全放弃它干涉中国内政的打算。1979年1月26日，卡特总统向美国国会提出了立法调整的《综合法案》，将在非官方基础上同台湾继续保持商务、文化及其他关系，通过“美国在台湾协会”实施。但国会审议该法案后，改成了“与台湾关系法”，其基本精神和许多具体规定都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特别是所谓“保证台湾安全”问题和美台关系性质问题上“非官方”一词被删除。该法案还规定美台之间以“国家”名义签订的59个条约和协定，除《共同防御条约》及其有关的协定外，都一字不改地保留下来，继续有效。对此，中方坚决不答应，从此，展开了长达三年半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谈判。章文晋作为主管副部长，研究对策，起草文件，反复交涉，几乎贯穿了他做副部长的这五年时光。从1981年12月4日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韩叙同美驻华大使恒安石在北京开始了马拉松式会谈。会谈异常艰苦，1982年春陷入僵局。同年5月，美国副总统布什访华。邓小平强调，美国领导人必须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方式和措辞可以商量。又经过三个月的拉锯谈判，1982年8月双方终于达成正式协议，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著名的“八一七公报”。
3.出使美国
邓小平说，对美工作非常重要，也异常复杂。章文晋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要去管年龄大小。当时已届70岁的章文晋出任驻美大使，意义不同寻常。中国已实行干部年轻化和离退休制度，是邓小平力排众议，坚持这项任命的。
章文晋抵美前，中美就已出现摩擦。里根总统在美国西部的一次讲话中指责了中国。章文晋到任后，国务卿舒尔茨想缓和、冲淡这种气氛。然而过了不久，就在章大使要递交国书的前三天，美国允许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政治避难。虽经中国政府几次交涉，美仍一意孤行。适逢中国官方文化代表团访美，已到达旧金山。为表示对美方抗议，代表团决定取消访问并立即返回中国。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章大使必须按美方早已定好的日子，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不能更改。但美方表示，倘若国书内容要修改是允许的，同时又告知国书、颂辞要见报。面对这样棘手的大问题，章文晋断然回答：国书和颂辞不改，但此次中国递交的国书不见报。章文晋大使上任伊始，就同美国进行了第一次交锋。
1983年4月7日下午4时半，章文晋夫妇被安排在里根总统办公室接见并接受国书，而并非专门的接待大厅。仪式结束后，里根总统竟留章文晋夫妇坐下叙谈。交谈中，里根表示对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很感兴趣，希望在他任期内，能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登上长城。章文晋及时捕捉到契机，立刻点头微笑回应道：如果我们能陪同总统阁下及夫人访问中国，将会感到极大荣幸。几分钟的对话，尴尬局面大改。通过一系列接触，章文晋发现，美国还是愿意同中国发展关系的。特别是国务卿舒尔茨明确转达了里根总统访华的愿望，希望在中国总理访美之后成行。为此，他希望中国外长访美，以磋商两国高层互访事宜。经过中美双方半年多的共同努力，两国首脑互访的条件渐趋成熟。为此，章文晋大使的团队不知付出多少辛劳。但是就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高层互访时，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了所谓“台湾前途决议案”，章文晋在递交抗议照会的同时，又和他的团队再次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决定找几位重要人物来斟酌这关键的一步。他拜见了前总统尼克松，了解他对中美高层互访的看法。尼克松一直自视为中国的老朋友，他坦率地向章文晋大使提出建议：总的来说，促成美中首脑互访是有益的。他认为里根总统很看重内阁成员中的舒尔茨和温伯格的意见，二人较了解中国，且希望搞好中美关系；另外，里根比较直，喜欢开门见山，严重分歧能摆到桌面上谈。后来，章文晋又约见了基辛格博士，谈了同一问题。基辛格风趣地说，里根喜欢谈具体的事，不爱谈理论。同时还提醒章文晋，不要低估里根夫人的作用。经过外部调研，又同使馆团队综合分析后，章文晋大使向国内提出了如下建议与分析：总的是，应对两国高层互访持积极态度，理由有四：一、受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影响，里根已逐渐认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及对亚洲的影响；二、中国改革开放唤起了美企业界的很大热情，对宣传中国和争取美国人民的认知有益；三、美国各级政府对中国了解甚少，故对中国总理访美抱有很大热情；四、中美由于长期缺乏了解和沟通，逆流和困难确实存在。通过广泛接触，定会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起到以民促官的作用。考虑到两国高层互访是中美建交后的首次，意义非比寻常。那段时间，章大使精神高度紧张，工作异常繁忙。经过反复研究和多方努力，终于达成一致。中国外交部宣布：中国总理将于1984年1月10至16日访美；美国总统里根于同年4月26至30日访华。在中国总理访美前的1983年秋，吴学谦外长正式访问了美国。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相当成功，美国朝野反响很大。章文晋总结此访时说，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各国新闻媒体都做了较客观的报道，受到世界好评，可以说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胜利。里根访华后，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率军事代表团访美。领导人和高层官员成功互访使中美关系得到较全面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继续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前进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作为驻美大使，章文晋要同美国官员、参众两院的议员和工商业巨子等多些交往。此外，还要参加频繁的社会活动。这对70岁高龄老人，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想到，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才能交到朋友，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才能上下贯通地做好美国工作，他们夫妇宁肯累也要出席活动。章大使还利用和支持中美各种交流来增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章文晋同时动员全馆的力量来做美国的工作，调动了全馆从下到上各级外交官的工作热情。从1983年8月起不到一年时间，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在美国65个大小城市做讲演106次。1984年圣诞节，他亲笔签名的贺卡就达500多张。
开展友好交流
1985年4月，章文晋从驻美使馆离任回国。1986年1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此时他已72岁，又登上了民间外交舞台。
1.主持协调国际和平年活动
国际和平年是联合国倡导的一项重要活动。1985年10月24日，由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的联合国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庄严通过了国际和平宣言，并宣布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同时还重申《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避免后世再遭战祸”“维护国际和平安全的宗旨”。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国际和平年活动，1985年4月成立了国际和平年中国组织委员会，并确定对外友协负责组织和协调国际和平年工作。王炳南任中国组委会主任，章文晋为副主任。1986年3月21日，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仪式的有以国务院总理为首的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代表约3500人，继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40多项涉及10多亿人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活动，包括研讨会、座谈会、国际知识竞赛、音乐会和画展等。各宗教团体举办了和平大祈祷。还发行了纪念邮票、纪念币，举办首届环球火炬接力长跑等活动。同时也派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和其他国家举行的国际和平年纪念会。同年12月，章文晋以一篇《国际和平年在中国》的文章，回顾了我国开展和参加国际和平年的活动。文章说，经过一年来的活动，我国各族人民大大加强了对世界和平问题的关注和为和平事业贡献力量的决心。开展此活动，生动地告诉人们，人心思和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只要各国政府和人民不懈努力，世界和平的前景是美好的。为表彰中国对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联合国秘书长向国际和平年中国组委会授“和平纪念章”，对外友协获得“和平使者”奖。
2.召开第一次友协全国理事会
1954年5月3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成立。随着各国纷纷成立对华友好组织，以及我国对外友好交往的增多，协会的工作远远超出了文化交流的范畴。1966年4月20日，协会常务理事会决定更名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文革”期间，活动一度中断，1969年5月恢复活动。并于同年10月，更名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简称对外友协。章文晋意识到，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人民团体，必须与地方协会密切配合，全国一盘棋，才能把协会的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于是他提出召开全国理事会会议。1986年12月16日，对外友协全国理事会在京举行，这是自1969年恢复活动17年来的首次全国理事会，也是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一次重要会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及各界知名人士共200多人与会。全会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通过了新的会章，健全了地方友协组织，为日后开展同各国对华友好组织的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大会开得很成功，全国政协主席、对外友协名誉会长邓颖超给大会发来了贺电，章文晋在会上作了主旨报告。会议继续推选邓颖超为中国对外友协名誉会长，聘请王炳南为顾问，选举章文晋为会长，凌青、刘庚寅、黄世民、孙平化、王孝贤为副会长，理事会共有192人。可以说这是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在对外友协的历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3.被授予“巴基斯坦新月勋章”
自1951年中巴建交，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友谊在各种考验中不断发展，两国成为全天候的朋友。对章文晋来说，这是一个难忘的国度。他曾作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参加了中巴边界谈判。从1962年10月到1963年3月中巴达成并签署了两国有关地区的边界问题协定。1966年8月，章文晋出使巴基斯坦。由于“文革”的干扰，他于1967年1月被“押送”回国。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时，章文晋赴巴迎接，并得到巴方全力配合。1987年3月，巴基斯坦国庆40周年，章文晋应邀参加庆典，并接受齐亚·哈克总统授予的“巴基斯坦新月勋章”。正是由于章文晋对巴基斯坦人民有着深厚的情谊，并尽力为中巴友谊添砖加瓦，巴人民才给了他这么高的荣誉，以表彰他对巴中关系所作的杰出贡献。卡拉奇巴中友好协会主席希拉利说，中巴之交非比寻常，在巴最困难的时候，是中国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中国是最可信赖的朋友。当然，巴也是中国最可靠的邻邦，也曾给予中国巨大可贵的支持。章文晋访巴期间，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巴对中国人民最深厚的情谊。章文晋深知，这荣誉不属于他个人，它属于祖国和全体中国人民。回国后，他曾以《邻邦新月照我心》一文，表达他对巴人民的深切感激和怀念。
4.积极促使工合国际恢复活动
中国抗战初期创立的工合国际全名为促进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在当时，它是个响当当的国际组织。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为支援中国抗战作出了贡献。该组织最初是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等人发起的。创建初期，曾得到宋庆龄和周恩来等人的支持。它于1939年在香港成立，1952年至1986年间停止活动。1987年，在章文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才得以在北京恢复活动。
1986年1月，章文晋担任对外友协会长后，常去探望住在友协大院30多年的老朋友路易·艾黎。艾黎的几位老友马海德、汉斯·米勒、吴蔚然等也常去那儿。聚会时，艾黎总免不了谈起恢复工合国际一事，章文晋表示愿意帮助。友协是工合国际的业务主管单位，章文晋亲自主持操办恢复工合国际的各项手续。中央同意工合国际恢复活动后，又指定刘庚寅副会长代为主管工合事务，安排工合国际在友协召开恢复大会。当耄耋之年的艾黎看到终生为之奋斗的工合国际重新焕发了青春时，兴奋不已。为此，他撰写长文《夙愿已偿》表达其欣慰之情。许多同志称赞章文晋为工合国际恢复活动立下了汗马功劳，说他有使命感，敢于负责，善于沟通。凡是利国利民的事，凡是能增进中国同各国对华友好组织友谊的事，他都尽力去做，而且做得很细致，很彻底，决不敷衍塞责。
他赢得同行的信任与尊重
章文晋在跟随周总理出国访问的起草文件班子中，被大家戏称为“文草工”“文定工”，最后以“文晋公”的尊称定名。他为周总理做翻译多年，当时既没有录音，也没有速记，全凭脑子记。别人休息，他要整理记录。谈一小时，用两小时也整理不完。他就这样夙夜匪懈地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办的案子力求原委本末清楚。问到什么问题，一五一十如数家珍。他所积累的国际知识和外交资料如电脑硬盘，随存随取运用自如，难怪人们叫他“外交部活字典”。故称他“文敬公”更贴切，夙夜警戒曰敬，合善典法曰敬。
他思想缜密，作风严谨，原则性强；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事必躬亲，严于律己；他坦诚待人，学贯中西。他一生得益于周恩来总理的言传身教，在工作和生活中一直自觉地以周恩来为榜样。他从不以长者自居，平等待人。不拉关系，不封官许愿。工作中，对同志对下属尽显关怀之情。他感情丰富，唯多流露于钢琴弹奏时。但这点“闲情逸致”也很难看到，他是一位十分淡泊名利的人。
香港著名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先生回忆他1989年专程来京访问章文晋时的情景，那年章文晋已是75岁高龄。阮次山说：“他对整个中国外交那种见树又见林的分析、评判，不但见解独到，而且坦然直陈……中国外交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事，似乎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1990年底，美国第二任驻华大使恒安石再访北京时，对章文晋说，像你这样儒雅的外交家最能赢得美国人民的信任。美国政要在章文晋1985年从美国离任回国前，有过不少类似的表述。万斯在章文晋离任时说过一段话：“在许多情况下，他明智的判断和建议，使我们得以绕开暗礁，克服挡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是非凡的人，睿智，富有思想，善解人意并且幽默。”洛德回忆说：“我坚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国家的利益而当然不取决于个人。但我认为，章大使与他十分能干的夫人一起，个人的才能和品质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就像他所做的那样，他可以坚定地捍卫其国家的利益，但他采用的是能使两国关系取得进展的方式。他到美国人民中去，与美国的精英、国会和政府接触，有力地阐述中国立场，并且能更好地了解和向北京转达我们这个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为什么它不同于中国以及两个社会应该怎样相处。我认为，在过去几年里中美关系的极大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和章大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霍尔布鲁斯写道：“他经历了所有的大事件，如果有一天他能写回忆录，一定是一部不同寻常的文献。我认为，他确实是我所见到的最高明的外交实践家。如果说能通过观察你的谈判对手学到些东西，那么我从外交家章文晋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其他人都多。他从来不让外交僵局影响个人的关系，他在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方面也极富才华。”基辛格说道：“他极巧妙而又不失尊严地消除了我的顾虑，使我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在飞往北京的途中，他尽量了解我们的想法，但只字不提他们的看法……”
美国学者盛赞章文晋：“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谈吐儒雅，机智幽默”。一位旅居美国多年的华裔老报人说：“章先生了不起呀！他是儒家外交。”是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传统培育了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和而不同”这些经典的儒家思想融进了章文晋的血液中并落实到他的外交实践。
1991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四，76岁的中国杰出外交家章文晋悄悄地走了。他的家人、部分朋友和同事与他做最后的告别时，厅堂里播放的不是哀乐，而是他生前最喜欢的肖邦《革命练习曲》和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按着他的遗嘱，后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一部新中国外交史，有多少篇章都有他的参与和贡献。然而，他一生谦虚谨慎、低调做人，既没有留下长篇回忆录，也不允许别人为他树碑立传。（编辑 黄 艳）
本文在章文晋夫人张颖的关怀下得以完成。她提供了全部自己撰写的书籍和照片供作者参阅和使用。
（作者是前驻瑞典、加拿大、新西兰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