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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着几本外文书籍，封面都盖着一枚小印章——“亢慕义斋”。中国文人雅士爱用“斋”来命名自己的书房，那么亢慕义斋又是什么样的“斋”呢？“亢慕义”是德文“共产主义”的译音，“斋”是“室”之意，亢慕义斋亦即“共产主义室”。
说起亢慕义斋，不得不提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来，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历史学教授，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成为这场运动的一员主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大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一是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为阵地，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二是从1918年起，他陆续在北大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现代政治”等课程，举办“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等讲座，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编成讲义引入课堂，并纳入成绩考核，这也是中国大学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正式列入大学课程。三是利用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便利，以图书馆名义购买了《新青年》《劳动者》《先驱》等十多种有马列主义倾向的杂志，以及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资本论大纲》《马克思传》，英文版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列宁和他的工作》《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等四十余种马列著作，并开辟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专题阅览室，经常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进行报道和推荐。
这些活动影响并促进了北大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李大钊周围聚集起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黄日葵、范鸿劼等一批受到马克思主义熏陶的青年俊才，他们也都是五四运动的中坚分子。大家组织起来的愿望日益迫切，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条件逐渐成熟。
1920年2月，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护送陈独秀到天津，两个人在车上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回到北京后，李大钊与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黄日葵、范鸿劼等人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决定先组织一个研究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用以吸引和影响更多的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23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黄日葵、范鸿劼等十九名北大学生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时间上看，这个团体早于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此被称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
起初，研究会是一个秘密团体，出于斗争的策略，李大钊没有出现在公开发起人名单中，也没有在研究会中担任职务，而是以理论家的身份作指导。
为了让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一个落脚之地，他们向北大总务长申请办公用房。然而，当时社会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过激”，总务长害怕“惹麻烦”，以种种理由搪塞、拖延。最后研究会向蔡元培直接提出与其他学术团体“一视同仁”的要求，蔡元培立即表态支持，拨给“两间宽大的房子，房子里应有设备齊全，火炉、用具都有，还派有工友执勤”。总务长悻悻地说：“此后北京大学不得安宁了。”蔡元培说：“正因为要学校安宁，所以我才要安置他们。”
研究会分得的这两间房子比较宽敞，位于景山东街马神庙老北大二院西斋宿舍，与校长办公室相距不远，有校警站岗，闲杂人等不得入内。为了躲避北洋当局的检查和迫害，李大钊和青年才俊们给它起名“亢慕义斋”，这个名字把博大精深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文明典雅、简洁地结合在一起。罗章龙曾说，对“亢慕义”进行汉语译音时，曾借重于古汉语的释义，取“亢”的盈、高、穷、极之义，表示理想的最高境界，故亢慕义斋又简称为“亢斋”。
亢慕义斋内墙壁正中悬挂着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着宋天放手书的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上联出自陈独秀。1919年6月，陈在《每周评论》上发文《研究室与监狱》称：“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下联出自李大钊。他从《礼记·中庸》中“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获得启示，认为研究会里既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南方之强加上北方之强，南、北同志要团结互助，同心同德。
墙壁上还醒目地张贴着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当时北大是新、旧思想矛盾冲突比较集中的地方，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如日方升;另一方面，守旧、复古思想也相当活跃。在这样的情势下，不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就无法破除守旧思想;不破守旧思维，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就打不起来。
亢慕义斋是一个多功能的存在，既是办公室，又是图书室，还是翻译室，有一个时期李大钊还经常到亢慕义斋办公。一批立志改变旧中国面貌的先进知识分子聚集于亢慕义斋，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的学说。
1921年11月17日，由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十九人联署的《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刊出，声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并公开征集会员。《启事》刊出后，全校为之震动。除北大学生外，北京其他学校学生闻讯后也前来报名参加。随后，研究会又将启事单独付印，邮寄分发全国各地，外地报名入会成为通讯会员的人一时大增。
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此由秘密状态转为组织公开、活动公开。研究会公开活动后的第一次会议有五十多人参加，李大钊出席并致开幕词，他喜出望外地对罗章龙说：“我们初步获得成功，是大家长期努力所致，今后还应本此精神，继续工作，打开局面。”
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是研究会成立的初衷。为此，他们制订了会章，选举了干事会，黄绍谷、范鸿劼、李骏、王有德四人当选干事会干事。干事会的主要职责是：1.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外文各种版本图书。2.组织讨论会，会员分组活动，每周星期六晚开一次会，探讨马克思学说的一些观点及其精神实质，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3.召开讲演会，每月底开一次，邀请名人、学者、教授演讲。4.编译、印刷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 搜集中外文各种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是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由是亢慕义斋图书室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大家推举范鸿劼为图书经理。范鸿劼不负众望，通过各种途径搜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为会员创造阅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条件。这些图书，一部分是由李大钊通过北大图书馆转给学会的，一部分是第三国际远东代表来北京时提供的，还有一部分是亢慕义斋自购的。李大钊从每月薪金中拿出八十块大洋，用于维持研究会的日常运作和购买马克思主义文献，邓中夏等会员集资一百二十块现大洋，从国外购买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版书籍。这样，图书室初始的时候，集中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文献二十余种，英文图书有《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中文图书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到了1922年，图书室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藏书已达到数百种，包括德、英、日、俄、汉等各种版本。
凡是研究会的图书，统统都打上了“亢慕义斋藏书”的印章。印章为正方形，长宽各三十二毫米。印章篆文简朴、线条清晰，六字左右直列分二行，每行三字。北大图书馆现在尚存有八本亢慕义斋图书，分别是列宁的《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蔡特金、瓦勒齐合著的《反对改良主义》，布兰特、瓦勒齐合著的《共产主义在波兰》，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德国十二天》《旧目标新道路》，托洛斯基的《法国工人运动问题和共产国际》。
亢慕义斋图书印章
翻译原版马列经典著作，是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依托北大强大的外文师生队伍，亢慕义斋设立了英文、德文、法文三个翻译组，英文组成员有高君宇、范鸿劼、李骏、刘伯清;德文组成员有李梅羹、王有德、羅章龙、商章孙、宋天放;法文组成员有王复生、王德三。与当时马列著作多从日文转译而来不同，他们是直接翻译原著。比如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准确地翻译出来很难。《宣言》中第一句话：“有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大家感觉“幽灵”是一个贬义词，“徘徊”也没有指出方向。经过反复斟酌，他们把这句话翻译成“欧洲那时有一股思潮，像洪水在欧洲泛滥，这就是共产主义”。德文组费了很多心思，译完后印了—些油印本，是为国内最早的《共产党宣言》版本。亢慕义斋还先后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经典著作。李大钊还鼓励他们翻译《资本论》，他们在“啃不动”时，就请教北大的德文老师，可德文老师也说只认得文字，不懂得意思。但他们还是坚持“啃”下去，译完了《资本论》第一卷。北大经济学教授陈启修看过译稿后说，日本人译的《资本论》，有些地方译得不是很合适，再从日文译成中文就更走调了。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亢慕义斋设有“劳动运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远东问题研究”等研究小组，后又增设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十个研究小组，会员可同时参与多个小组的活动。讨论会每周六晚上举行一次，会员可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他会员围绕该成果发表自己的看法，开展交流和辩论。演讲会每月举行一次，在1922年2月19日举行的演讲会上，李大钊作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演讲，这篇演讲从2月21日起在《晨报》上连载三天，对在社会上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5月5日，研究会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大会，校内会所挂起了马克思像，李大钊等应邀就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发表演讲。1923年1月15日，是德国无产阶级战士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牺牲四周年，研究会为此专门举办纪念会，除会员外，还吸引了很多会外人士参与，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这期间，胡适、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借英国学者罗素来华讲学的机会，宣扬“中国产业不发达，谈不到社会主义”。研究会与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就“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举行为期两天的辩论会，吸引北京地区各高校的师生，北大红楼的一间大教室座无虚席，很多人聚集在教室外面听演讲。
双方辩论完毕后，李大钊作为评判员走上讲台，用唯物史观的观点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如同封建制度必定要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一样，犹如雏鸡在孵化前尚在卵壳内部，孵化成熟以后雏鸡必破卵而出，此为必然之理。会后，曾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费觉天对研究会会员朱务善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没话可说了。
这些活动大大激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马克思研究会乃至亢慕义斋，在北京大学影响很大，研究会会员发展很快，除了北大学子，全国各地青年学子纷纷加入。1922年初会员为六十三人，1922年夏发展到一百五十余人，1923年有近三百人。在亢慕义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搜集整理和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他们时而伏案研读，时而走进群众中进行宣讲，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大学，在校史馆看到《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时感慨地说：“追根溯源，看来源头在这里啊！”
亢慕义斋虽小，但它是播撒火种的大源头。在这里受到洗礼的先进分子成为中国第一批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作为中国革命初期的骨干分子，像一粒粒火种，乘着革命的东风，在中国大地随风播撒。 “亢慕义斋”收藏有众多中、英、德、俄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专门图书馆。所藏中文图书对毛泽东等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成为各地开展建党建团活动的重要领导人。
1920年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活动期间，同李大钊以及亢慕义斋成员、湖南同乡邓中夏、罗章龙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潜心阅读了他们推荐的那时候为数不多的中文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36年，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说，在北京期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亢慕义斋所藏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考茨基的《阶级争斗》。这三本书的内容对毛泽东的革命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说道：“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离开北京后，转道上海回长沙，8月和何叔衡等创建了“俄罗斯研究会”，12月创建了湖南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于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受到马克思主义熏陶的亢慕义斋成员，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立在思想上、干部上作了准备。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的帮助下，李大钊等人于1920年10月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釗任书记。在邓中夏、何孟雄、黄日葵、高君宇、罗章龙、范鸿劼等十九名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中，有十六人先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组成了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简称北京地委），地委机关设在北京大学，李大钊任书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北京地委改称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北京地执委），亢慕义斋成员范鸿劼任委员长。1923年7月，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北京区执委兼地执委）成立，亢慕义斋成员何孟雄、李大钊先后任委员长。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北京区执委不再兼任北京地执委，改组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李大钊任书记。亢慕义斋同时成为党支部、青年团经常集会活动的场所。1927年4月，北方区执委机关被张作霖率军警破坏，李大钊、范鸿劼等北方区执委领导人被捕，后英勇就义。
从亢慕义斋走出了邓中夏、罗章龙等一批有影响的共产党人。1921年8月，邓中夏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北方工人运动。后来他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参与发动和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1933年被捕，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罗章龙作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当选为中共第三届中央局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第四、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亢慕义斋成员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0年参与组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当选为第一任书记，在党的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的诗句自励，1924年5月，他返回原籍山西筹建党的组织和筹划山西国共合作事宜。同年夏天，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中共太原支部正式成立。
亢慕义斋成员黄日葵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1923年任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1925年11月被派往广州任共青团广东区委学委书记。1926年8月，广东区委派黄日葵为特派员，兼任中共南宁地委书记，并担任中共广西区委筹备组组长，在桂林、柳州、桂平等地建立党组织。
亢慕义斋成员王有德、王复生均为来自云南的北大学子。王有德在亢慕义斋主持德文翻译组，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还与邓中夏、王复生等七人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后来牺牲在淞沪会战抗日前线。王复生在亢慕义斋主持法文翻译组，后来为云南等地建立党团组织做出了突出贡献。
亢慕义斋成员袁玉冰为北大哲学系学生，经李大钊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3月，回江西南昌与赵醒依、方志敏等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江西党团组织，后任中共江西区委宣传部长、区党委书记等职。
亢慕义斋的由来
说起亢慕义斋，不得不提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来，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历史学教授，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成为这场运动的一员主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大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一是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为阵地，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二是从1918年起，他陆续在北大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现代政治”等课程，举办“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等讲座，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编成讲义引入课堂，并纳入成绩考核，这也是中国大学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正式列入大学课程。三是利用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便利，以图书馆名义购买了《新青年》《劳动者》《先驱》等十多种有马列主义倾向的杂志，以及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资本论大纲》《马克思传》，英文版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列宁和他的工作》《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等四十余种马列著作，并开辟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专题阅览室，经常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进行报道和推荐。
这些活动影响并促进了北大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李大钊周围聚集起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黄日葵、范鸿劼等一批受到马克思主义熏陶的青年俊才，他们也都是五四运动的中坚分子。大家组织起来的愿望日益迫切，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条件逐渐成熟。
1920年2月，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护送陈独秀到天津，两个人在车上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回到北京后，李大钊与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黄日葵、范鸿劼等人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决定先组织一个研究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用以吸引和影响更多的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23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黄日葵、范鸿劼等十九名北大学生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时间上看，这个团体早于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此被称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
起初，研究会是一个秘密团体，出于斗争的策略，李大钊没有出现在公开发起人名单中，也没有在研究会中担任职务，而是以理论家的身份作指导。
为了让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一个落脚之地，他们向北大总务长申请办公用房。然而，当时社会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过激”，总务长害怕“惹麻烦”，以种种理由搪塞、拖延。最后研究会向蔡元培直接提出与其他学术团体“一视同仁”的要求，蔡元培立即表态支持，拨给“两间宽大的房子，房子里应有设备齊全，火炉、用具都有，还派有工友执勤”。总务长悻悻地说：“此后北京大学不得安宁了。”蔡元培说：“正因为要学校安宁，所以我才要安置他们。”
研究会分得的这两间房子比较宽敞，位于景山东街马神庙老北大二院西斋宿舍，与校长办公室相距不远，有校警站岗，闲杂人等不得入内。为了躲避北洋当局的检查和迫害，李大钊和青年才俊们给它起名“亢慕义斋”，这个名字把博大精深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文明典雅、简洁地结合在一起。罗章龙曾说，对“亢慕义”进行汉语译音时，曾借重于古汉语的释义，取“亢”的盈、高、穷、极之义，表示理想的最高境界，故亢慕义斋又简称为“亢斋”。
亢慕义斋内墙壁正中悬挂着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着宋天放手书的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上联出自陈独秀。1919年6月，陈在《每周评论》上发文《研究室与监狱》称：“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下联出自李大钊。他从《礼记·中庸》中“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获得启示，认为研究会里既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南方之强加上北方之强，南、北同志要团结互助，同心同德。
墙壁上还醒目地张贴着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当时北大是新、旧思想矛盾冲突比较集中的地方，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如日方升;另一方面，守旧、复古思想也相当活跃。在这样的情势下，不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就无法破除守旧思想;不破守旧思维，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就打不起来。
亢慕义斋是一个多功能的存在，既是办公室，又是图书室，还是翻译室，有一个时期李大钊还经常到亢慕义斋办公。一批立志改变旧中国面貌的先进知识分子聚集于亢慕义斋，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的学说。
聚集青年才俊
1921年11月17日，由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十九人联署的《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刊出，声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并公开征集会员。《启事》刊出后，全校为之震动。除北大学生外，北京其他学校学生闻讯后也前来报名参加。随后，研究会又将启事单独付印，邮寄分发全国各地，外地报名入会成为通讯会员的人一时大增。
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此由秘密状态转为组织公开、活动公开。研究会公开活动后的第一次会议有五十多人参加，李大钊出席并致开幕词，他喜出望外地对罗章龙说：“我们初步获得成功，是大家长期努力所致，今后还应本此精神，继续工作，打开局面。”
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是研究会成立的初衷。为此，他们制订了会章，选举了干事会，黄绍谷、范鸿劼、李骏、王有德四人当选干事会干事。干事会的主要职责是：1.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外文各种版本图书。2.组织讨论会，会员分组活动，每周星期六晚开一次会，探讨马克思学说的一些观点及其精神实质，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3.召开讲演会，每月底开一次，邀请名人、学者、教授演讲。4.编译、印刷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 搜集中外文各种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是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由是亢慕义斋图书室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大家推举范鸿劼为图书经理。范鸿劼不负众望，通过各种途径搜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为会员创造阅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条件。这些图书，一部分是由李大钊通过北大图书馆转给学会的，一部分是第三国际远东代表来北京时提供的，还有一部分是亢慕义斋自购的。李大钊从每月薪金中拿出八十块大洋，用于维持研究会的日常运作和购买马克思主义文献，邓中夏等会员集资一百二十块现大洋，从国外购买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版书籍。这样，图书室初始的时候，集中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文献二十余种，英文图书有《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中文图书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到了1922年，图书室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藏书已达到数百种，包括德、英、日、俄、汉等各种版本。
凡是研究会的图书，统统都打上了“亢慕义斋藏书”的印章。印章为正方形，长宽各三十二毫米。印章篆文简朴、线条清晰，六字左右直列分二行，每行三字。北大图书馆现在尚存有八本亢慕义斋图书，分别是列宁的《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蔡特金、瓦勒齐合著的《反对改良主义》，布兰特、瓦勒齐合著的《共产主义在波兰》，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德国十二天》《旧目标新道路》，托洛斯基的《法国工人运动问题和共产国际》。
翻译原版马列经典著作，是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依托北大强大的外文师生队伍，亢慕义斋设立了英文、德文、法文三个翻译组，英文组成员有高君宇、范鸿劼、李骏、刘伯清;德文组成员有李梅羹、王有德、羅章龙、商章孙、宋天放;法文组成员有王复生、王德三。与当时马列著作多从日文转译而来不同，他们是直接翻译原著。比如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准确地翻译出来很难。《宣言》中第一句话：“有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大家感觉“幽灵”是一个贬义词，“徘徊”也没有指出方向。经过反复斟酌，他们把这句话翻译成“欧洲那时有一股思潮，像洪水在欧洲泛滥，这就是共产主义”。德文组费了很多心思，译完后印了—些油印本，是为国内最早的《共产党宣言》版本。亢慕义斋还先后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经典著作。李大钊还鼓励他们翻译《资本论》，他们在“啃不动”时，就请教北大的德文老师，可德文老师也说只认得文字，不懂得意思。但他们还是坚持“啃”下去，译完了《资本论》第一卷。北大经济学教授陈启修看过译稿后说，日本人译的《资本论》，有些地方译得不是很合适，再从日文译成中文就更走调了。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亢慕义斋设有“劳动运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远东问题研究”等研究小组，后又增设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十个研究小组，会员可同时参与多个小组的活动。讨论会每周六晚上举行一次，会员可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他会员围绕该成果发表自己的看法，开展交流和辩论。演讲会每月举行一次，在1922年2月19日举行的演讲会上，李大钊作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演讲，这篇演讲从2月21日起在《晨报》上连载三天，对在社会上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5月5日，研究会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大会，校内会所挂起了马克思像，李大钊等应邀就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发表演讲。1923年1月15日，是德国无产阶级战士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牺牲四周年，研究会为此专门举办纪念会，除会员外，还吸引了很多会外人士参与，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这期间，胡适、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借英国学者罗素来华讲学的机会，宣扬“中国产业不发达，谈不到社会主义”。研究会与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就“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举行为期两天的辩论会，吸引北京地区各高校的师生，北大红楼的一间大教室座无虚席，很多人聚集在教室外面听演讲。
双方辩论完毕后，李大钊作为评判员走上讲台，用唯物史观的观点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如同封建制度必定要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一样，犹如雏鸡在孵化前尚在卵壳内部，孵化成熟以后雏鸡必破卵而出，此为必然之理。会后，曾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费觉天对研究会会员朱务善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没话可说了。
这些活动大大激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马克思研究会乃至亢慕义斋，在北京大学影响很大，研究会会员发展很快，除了北大学子，全国各地青年学子纷纷加入。1922年初会员为六十三人，1922年夏发展到一百五十余人，1923年有近三百人。在亢慕义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搜集整理和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他们时而伏案研读，时而走进群众中进行宣讲，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播撒革命火种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大学，在校史馆看到《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时感慨地说：“追根溯源，看来源头在这里啊！”
亢慕义斋虽小，但它是播撒火种的大源头。在这里受到洗礼的先进分子成为中国第一批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作为中国革命初期的骨干分子，像一粒粒火种，乘着革命的东风，在中国大地随风播撒。 “亢慕义斋”收藏有众多中、英、德、俄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专门图书馆。所藏中文图书对毛泽东等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成为各地开展建党建团活动的重要领导人。
1920年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活动期间，同李大钊以及亢慕义斋成员、湖南同乡邓中夏、罗章龙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潜心阅读了他们推荐的那时候为数不多的中文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36年，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说，在北京期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亢慕义斋所藏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考茨基的《阶级争斗》。这三本书的内容对毛泽东的革命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说道：“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离开北京后，转道上海回长沙，8月和何叔衡等创建了“俄罗斯研究会”，12月创建了湖南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于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受到马克思主义熏陶的亢慕义斋成员，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立在思想上、干部上作了准备。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的帮助下，李大钊等人于1920年10月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釗任书记。在邓中夏、何孟雄、黄日葵、高君宇、罗章龙、范鸿劼等十九名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中，有十六人先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组成了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简称北京地委），地委机关设在北京大学，李大钊任书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北京地委改称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北京地执委），亢慕义斋成员范鸿劼任委员长。1923年7月，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北京区执委兼地执委）成立，亢慕义斋成员何孟雄、李大钊先后任委员长。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北京区执委不再兼任北京地执委，改组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李大钊任书记。亢慕义斋同时成为党支部、青年团经常集会活动的场所。1927年4月，北方区执委机关被张作霖率军警破坏，李大钊、范鸿劼等北方区执委领导人被捕，后英勇就义。
从亢慕义斋走出了邓中夏、罗章龙等一批有影响的共产党人。1921年8月，邓中夏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北方工人运动。后来他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参与发动和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1933年被捕，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罗章龙作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当选为中共第三届中央局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第四、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亢慕义斋成员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0年参与组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当选为第一任书记，在党的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的诗句自励，1924年5月，他返回原籍山西筹建党的组织和筹划山西国共合作事宜。同年夏天，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中共太原支部正式成立。
亢慕义斋成员黄日葵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1923年任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1925年11月被派往广州任共青团广东区委学委书记。1926年8月，广东区委派黄日葵为特派员，兼任中共南宁地委书记，并担任中共广西区委筹备组组长，在桂林、柳州、桂平等地建立党组织。
亢慕义斋成员王有德、王复生均为来自云南的北大学子。王有德在亢慕义斋主持德文翻译组，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还与邓中夏、王复生等七人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后来牺牲在淞沪会战抗日前线。王复生在亢慕义斋主持法文翻译组，后来为云南等地建立党团组织做出了突出贡献。
亢慕义斋成员袁玉冰为北大哲学系学生，经李大钊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3月，回江西南昌与赵醒依、方志敏等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江西党团组织，后任中共江西区委宣传部长、区党委书记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