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这些西方名流碰到中国《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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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近期通过的“《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三)”,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这个共19条的解释,引起争议的是其中第7条和第10条。
  第7条简单概括说就是“谁的父母出资购买房产,谁的子女就是该房产的权属人”,第10条则是“婚前谁首付,离婚时谁得房”。第7条被指为定向捐赠,视为另一方不得染指的个人财产,除非房产证上写有对方的名字或另有约定。第10条称为“净身出户”条款,举例而言,男方首付10万购下了当时市值30万的房子,按揭期为30年,利息共计10万,每年应还1万左右。夫妻存续十年,女方还房贷贡献5万,离婚时女方可拿回5万房贷补偿。这十年期间房价大涨,十年前市值30万的房子已经涨到100万,增益70万。从首付10万、还贷10万、未来债务20万共计40万的“投资”中,女方只占了12%,可从房屋增益70万中获得8万。这样,离婚时女方仅获得13万“补偿”,男方却坐拥了价值百万的房产。十年婚姻,女方获得的补偿再也买不回十年前市值的房子,而男方则“大赚”,十年后房子还在,还增了值。
  这个“解释”被指为是善良妇女的恶梦。心地善良的女子,很少会对在房产证上有没有自己的名字而较真,结果在离婚之时面临吃大亏的后果。婚姻法解释公布后,确如观察家所预言,全国兴起了“房产加名潮”,而一些部门也动起“加名收税”的歪脑筋,可谓全民上下“乱哄哄”。
  那么,国外是怎么处理这类问题的呢?
  
  保护从产权明晰开始
  
  在婚姻法中,确立夫妻财产制是核心问题,财产制解决的是产权问题。在西方,法定财产制一般有两类:夫妻分别财产制和夫妻共同财产制。
  以德国、法国、瑞士为代表的“欧陆法系”国家,大都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夫妻结合是一种“合伙”行为,其婚前财产、个人能力、个人机遇均是合伙出资,婚后所有收入均为“合伙收益”。
  按此计算,离婚时房屋的归属就不会以“首付人”、“还贷额”等简单几个“僵化指标”来定,而会扩展到更多要素,包括女方为家庭作出的贡献,如生儿育女等。这样看来,不论这个房屋产权登记人是谁,离婚时铁定一半的权属要归女方。女方根本不用为了保障离婚时的权益而在婚姻存续期间大费周章地闹加名。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历经三次婚姻,每次都不得不花上一大笔钱来处理离婚的各种相关手续,而且还要向离婚的妻子们支付一笔数额不菲的“赡养费”。1997年与第三任妻子希尔特露德离婚时,施罗德不仅要负担她约5700多美元的法律费用,还要赔偿约5.2万美元。施罗德自己也承认,三次离婚经历使他元气大伤,他的生活水准也因此大打折扣。在他担任总理时,甚至穷到在总理办公室打起地铺过夜,连在外租房的能力都没有。再来看法国总统萨科齐。法国男人大都喜欢娶女名流,恐也是受共有财产制的影响,一旦离婚,自己还能从中捞到一笔财富。萨科齐的“二婚婆”布鲁尼是意大利富商的女儿,布鲁尼本人也是收入过千万美金的著名模特和时尚设计师,他们的结合无疑为萨科齐的仕途增添了几分可靠的经济保障。
  那么西方人对婚前首付房如何处理呢?以美国为例,假如一名美国男子在婚前买了一幢30万美元的房子,房子登记在自己名下,他付了头款6万美元。结婚后,房子仍登记在丈夫的名下,但夫妻两人却开始共同支付每个月的分期付款。在离婚时,这幢房子不能算作男方的私有财产,男方支付头款的钱可以扣除,房子余下的价值为双方共同所有,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来分割。
  产权明晰有利于权利交易,减少纠纷成本。中国婚姻法表面兼采约定制和法定制,法定制则采用共同财产制。但制度并没有解决问题,如婚姻法曾规定,个人财产共同管理数年后可转化为共同财产,这就使婚姻法干预了“物权法定”的基本原则。在物权法中,物权发生转移应该是通过占有、转让、制造等手段,而婚姻法的规定违背了这一原则。然而,最高法院的新解释把房产视为“有别于其他财产并具备不同法律地位的财产”,又将房子从婚姻法的原有规定中剥离出来,这明显与原婚姻法中规定的共同财产制精神相悖,也违背了产权明晰原则。在中国目前房产在家庭财产中比例占65%以上之时,把房产特殊化,对方遭受严重损失是显而易见的。
  
  婚前约定是首选
  
  在西方,法定财产制并不是夫妻解决财产分配的首选。实际上,财产制给夫妻双方留下相当大的自治空间,按“约定”大于“法定”的精神,允许夫妻约定财产,除非没有特别约定,法定财产制才会介入。欧美国家法律都允许婚姻双方婚前约定财产。举个例子,好莱坞影星汤姆·克鲁斯的第三任妻子,婚前约定婚姻未满11年就离婚,那她可以独得克鲁斯在加州的豪宅。
  因此,要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就要从学会婚前签署协议起步。中国传统文化偏向集体主义,视含蓄为美德,羞于在婚前签什么协议,结果只能纵容过错方,不仅加速了婚姻的破裂,而且诱使过错方隐藏或转移财产,甚至通过增加债务的方式,最终让无过错方受双重伤害。
  婚前协议的效力与一国的法律体系有着很多关系。法国对故意转移或隐匿财产者课以刑罪,而且要没收所转移或隐匿的财产,加大犯罪成本。中国目前婚前协议即使有,也不一定能有效保障另一方的权益。在中国,一方故意转移财产的,另一方还得费力去指证和追回,然后交给法院要求平分或分得一部分,犯罪者几乎用不着付出代价。
  AA制也是欧美文化中符合个人主义观的一种财产约定制,英国的夫妻分别财产制,只不过是把大部分市民想约定的AA制婚姻,表现为法定财产制而已。就房子来说,在欧美,子女婚后父母为某一方买房一事,实属罕见。即便有,也属于普通赠予行为,不会如中国一样,视为特别赠予,可以不算入公共财产中,除非夫妻两人本人有明确协议。
  
  过错方要付出代价
  
  2009年5月,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妻子拉里奥正式向贝氏提出离婚,由此揭开了旷日持久的离婚大战。
  由于贝氏性丑闻不断,拉里奥离婚时一口气提出每年要6500万美元赡养费及保留分居期间居住的海边别墅等请求。贝氏名下有70多亿美元资产,与拉里奥生了三个子女,之前有两个。假如拉里奥的请求得到法庭的支持,意味着贝氏的财富将缩水一半以上。
  贝氏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他以拉里奥早就背着她通奸为由提出“非过错”主张,并且声称自己的“性丑闻”均不是情感背叛,仅仅只是社交派对之类的游戏而已,只同意每月支付30万美元的赡养费。贝氏的这一反击取得了成功,不过,考虑到子女的利益,贝氏初步同意海边别墅归拉里奥,但拉里奥每月赡养费会大幅减少,到没有“实质改变原来生活质量”为准。
  贝卢斯科尼离婚案证明在意大利法院里,过错方在分割财产时发言权是会受到削弱的。这与中国的“相应照顾”原则,并不是同一水平的概念。
  中国目前法律并无赡养费之规定,有时候还与子女抚养费混为一谈。西方所提的赡养费是指无过错方因离婚而失去现有生活水平情况下获得的生活补偿费。过错方越有钱,平时生活水平越高,无过错方获得的赡养费就越高。如英国的保险业之王查曼在2003年离婚时,法院宣判查曼交出总资产的37%作为对方的赡养费,也就是9500万美元——这桩离婚案也是迄今为止英国法院判决赡养费最高的一例。另一方面,英国执行的是夫妻分别财产制,这意味着赡养费全从其个人财产中支付,不影响对方个人财产的计算。
  美国在保护个人财产方面算是相当保守的,但在离婚财产分割方面,也坚决站在了无过错方一边。美国高尔夫球星“老虎”伍兹,偷情成瘾,六年婚姻终破局。“老虎”的近十亿美元资产被六年婚姻关系的前妻拿走了一亿多,而这一亿多只属于分手费,不包括其他可能的要求,也不包括两个子女应得财产的份额。与伍兹“同病相怜”的还有加州前州长、大明星施瓦辛格。施瓦辛格继今年5月被曝和女管家婚外情并生下私生子之后,性丑闻持续不断的传出,导致婚姻破裂。根据加州法律,施瓦辛格的财产将对半分,而且作为过错方要承担对方的离婚案诉讼费,含律师费。美国媒体认为,如果离婚,施瓦辛格将付给对方超过两亿美元的分手费,媒体也因此戏谑地称其为“‘老虎’伍兹第二”。
  在离婚财产分割方面,离婚双方如何最大程度获得公平的财产分配,西方的案例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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