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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人这个身份之外，苏轼的社会身份是通过科举考试而出仕的士大夫。在他所处的时代，由于变法的发生，朝廷分为两派——改革派与保守派，苏轼因反对新法，与朝廷中很多人在政治上处于敌对态势。他是如何处理与这些“敌人”的关系的呢？
苏轼的“敌人”，从政治上说，最大的政敌自然非王安石莫属。
王安石和苏轼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关于“新法”的争论，但政治斗争中难免用到一些手段。苏轼的同年林希写过一部笔记叫作《野史》，里面写道：“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说王安石很恼火，苏轼总是反驳他的“新法”，想害他，但是又没有办法。
不久机会就来了。苏轼的同乡长辈范镇，推荐苏轼担任谏官。然后王安石的亲家谢景温马上调查苏轼，发现有问题了。据说，以前苏洵去世的时候，苏氏兄弟运送苏洵的灵柩回家，在四川和开封之间，来回带了很多的货物，贩卖私盐。于是王安石在熙宁三年（1070）八月五日奏上，第二天就“事下八路案问”（宋代的“路”相当于现在的省）。查下来的结果，没有带盐，但是坐了官家的船。坐了公船，这个罪名很小。但因为这一场风波，苏轼不能再待在朝廷里面了，只好申请到外面当地方官。
苏轼本来应该留在京城继续争论“新法”的，但是有一次司马光见宋神宗的时候谈到苏轼，司马光讲到苏轼怎么好，神宗却冒出一句“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苏轼通过司马光知道皇帝对他的印象已经坏了，留在京城没什么意思，就到外面当地方官去了。当时按照苏轼的资历是可以做知州的，但却让他去做杭州的通判。王安石用这么一个办法把苏轼赶出了首都。
王、苏的和解发生在元丰七年（1084）苏轼从庐山下来，继续坐船经过石钟山以后到现在的南京，当时王安石退居在那里，两个人见了面。有许多笔记描绘这两大政敌相见的情形。我们看陈师道《后山谈丛》的记载，他是苏轼的学生。他说：“苏公自黄移汝，过金陵，见王荆公。公曰：‘好个翰林学士，某久以此奉公。’”好一个翰林学士，我早就想你适合当翰林学士。这句话在宋朝是有典故的，据说是南唐的李后主被抓到开封，太祖皇帝善待李后主，拉着李后主的手说好一个翰林学士。王安石把这个话送给苏轼。
苏轼听了这个话后给王安石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抚州人家里传下来一个杖鼓鞚，淮南的一个有钱人出高价购买，不远千里，到淮南登门求售。淮南人打了一下，打不响，就不买。抚州人只好拿回来，过河的时候把它丢在水里。没想到，它到水里却“吞吐有声”。于是抚州人叹道：“你早做声，我不至此。”
这个话有点儿双关了，可能苏轼就是用这样讲笑话的方式和王安石沟通。
苏轼遭受的文字狱最初的起因和沈括有关。
沈括的年龄跟苏轼相差不大，曾经“同在馆阁”，在史馆做过同事。但“轼论事与时异”，对于政治的见解和王安石不一样，“补外”，到杭州当地方官;沈括则支持“新法”，受到重用。熙宁六年（1073）六月，宋神宗派沈括到浙江去考察“新法”执行得如何，苏轼正好就在那里。本来，神宗嘱咐过沈括，苏轼在杭州，你去了那里要对他好一点。没想到，沈括到了杭州，“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把苏轼写的诗抄了一通，回去发现了问题，把诗里面的有些话贴出来，注明意思，进献给神宗皇帝，说“词皆讪怼”，这里面都是讽刺的话。
不过，在熙宁六年，有关“新法”的争论所引起的动荡刚刚过去，朝廷好不容易获得一点平静，神宗皇帝也不愿意马上再生事端，所以没有追究。苏轼听说了这件事，“复寄诗刘恕”，给他的朋友刘恕写诗的时候，开玩笑说：“不忧进了也。”这回我不担心别人进给皇帝了，因为刘恕不会告发他的。沈括是第一个指出苏轼诗歌包含讽刺朝政之意，试图从政治上加以打击的人。从他的立场来说，这样告发苏轼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苏轼确实在反对他所支持的政策，要说“罪证”，那是白纸黑字，非常明确的。而且，当时杭州出版了苏轼的诗集，后来李定等人就用出版的诗集作为罪证。
但是据王铚的记载，后来“元祐中，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他们的关系看来改善了。
刘安世是司马光最忠实的弟子，苏轼与司马光并不是政敌，但也产生过矛盾，主要是因为对“免役法”的意见不同。当时苏轼给他的朋友杨绘写信诉说了这一点：
昔之君子，唯荆是师;今之君子，唯温是随。
这里的“荆”和“温”就分指王安石、司马光。以前大家都听王安石的，现在大家都听司马光的，这都不好，所以苏轼和司马光经常唱反调。之后司马光生气了，想把他赶走，不过司马光马上去世了，所以苏轼又留下来了。
苏轼之后的“敌人”是司马光的那些学生。那些继承司马光遗志的弟子完全照搬司马光那一套，这个时候苏轼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只好和司马光的继承者不断地争论，敌对的是当时刘安世、刘挚、朱光庭这些人。
刘安世给苏轼带来不少麻烦，但苏轼最后成功沟通的人，也是刘安世。在宋哲宗绍圣、元符时期，“新党”主政，刘安世也被贬到岭南，而且不断地给他换地方，一会儿叫他到英州，一会儿到梅州，一会儿到化州，移来移去，想把他移死。但是刘安世是个硬汉子，虽然日子非常难过，却顽强地活着，一直活到宋徽宗的时候从南方把他放回来。这个时候苏轼也从海南岛回来，在江西碰到了。北宋的一个和尚惠洪写的《冷斋夜话》有一段记载：
东坡自海南至虔上，以水涸，不可舟，逗留月余……尝要刘器之（刘安世）同参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闻见玉版，欣然从之。至廉泉寺，烧笋而食。器之觉笋味胜，问此笋何名，东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师善说法，要能令人得禅悦之味。”于是器之乃悟其戏，为大笑。东坡亦悦。
因为刘安世喜欢参禅，苏轼就跟他开了这么个玩笑。他们之前的矛盾通过这个玩笑一笔勾销了，这是最成功的一次沟通。刘安世长寿，一直活到宣和七年（1125），晚年有弟子给他记了一个语录，叫作《元城语录》。这本语录对于苏轼评价很高，他说：
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高意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時上下人也。
这个评价还是很公正的。
（摘自《苏轼苏辙研究》）
苏轼和王安石
苏轼的“敌人”，从政治上说，最大的政敌自然非王安石莫属。
王安石和苏轼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关于“新法”的争论，但政治斗争中难免用到一些手段。苏轼的同年林希写过一部笔记叫作《野史》，里面写道：“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说王安石很恼火，苏轼总是反驳他的“新法”，想害他，但是又没有办法。
不久机会就来了。苏轼的同乡长辈范镇，推荐苏轼担任谏官。然后王安石的亲家谢景温马上调查苏轼，发现有问题了。据说，以前苏洵去世的时候，苏氏兄弟运送苏洵的灵柩回家，在四川和开封之间，来回带了很多的货物，贩卖私盐。于是王安石在熙宁三年（1070）八月五日奏上，第二天就“事下八路案问”（宋代的“路”相当于现在的省）。查下来的结果，没有带盐，但是坐了官家的船。坐了公船，这个罪名很小。但因为这一场风波，苏轼不能再待在朝廷里面了，只好申请到外面当地方官。
苏轼本来应该留在京城继续争论“新法”的，但是有一次司马光见宋神宗的时候谈到苏轼，司马光讲到苏轼怎么好，神宗却冒出一句“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苏轼通过司马光知道皇帝对他的印象已经坏了，留在京城没什么意思，就到外面当地方官去了。当时按照苏轼的资历是可以做知州的，但却让他去做杭州的通判。王安石用这么一个办法把苏轼赶出了首都。
王、苏的和解发生在元丰七年（1084）苏轼从庐山下来，继续坐船经过石钟山以后到现在的南京，当时王安石退居在那里，两个人见了面。有许多笔记描绘这两大政敌相见的情形。我们看陈师道《后山谈丛》的记载，他是苏轼的学生。他说：“苏公自黄移汝，过金陵，见王荆公。公曰：‘好个翰林学士，某久以此奉公。’”好一个翰林学士，我早就想你适合当翰林学士。这句话在宋朝是有典故的，据说是南唐的李后主被抓到开封，太祖皇帝善待李后主，拉着李后主的手说好一个翰林学士。王安石把这个话送给苏轼。
苏轼听了这个话后给王安石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抚州人家里传下来一个杖鼓鞚，淮南的一个有钱人出高价购买，不远千里，到淮南登门求售。淮南人打了一下，打不响，就不买。抚州人只好拿回来，过河的时候把它丢在水里。没想到，它到水里却“吞吐有声”。于是抚州人叹道：“你早做声，我不至此。”
这个话有点儿双关了，可能苏轼就是用这样讲笑话的方式和王安石沟通。
苏轼和沈括
苏轼遭受的文字狱最初的起因和沈括有关。
沈括的年龄跟苏轼相差不大，曾经“同在馆阁”，在史馆做过同事。但“轼论事与时异”，对于政治的见解和王安石不一样，“补外”，到杭州当地方官;沈括则支持“新法”，受到重用。熙宁六年（1073）六月，宋神宗派沈括到浙江去考察“新法”执行得如何，苏轼正好就在那里。本来，神宗嘱咐过沈括，苏轼在杭州，你去了那里要对他好一点。没想到，沈括到了杭州，“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把苏轼写的诗抄了一通，回去发现了问题，把诗里面的有些话贴出来，注明意思，进献给神宗皇帝，说“词皆讪怼”，这里面都是讽刺的话。
不过，在熙宁六年，有关“新法”的争论所引起的动荡刚刚过去，朝廷好不容易获得一点平静，神宗皇帝也不愿意马上再生事端，所以没有追究。苏轼听说了这件事，“复寄诗刘恕”，给他的朋友刘恕写诗的时候，开玩笑说：“不忧进了也。”这回我不担心别人进给皇帝了，因为刘恕不会告发他的。沈括是第一个指出苏轼诗歌包含讽刺朝政之意，试图从政治上加以打击的人。从他的立场来说，这样告发苏轼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苏轼确实在反对他所支持的政策，要说“罪证”，那是白纸黑字，非常明确的。而且，当时杭州出版了苏轼的诗集，后来李定等人就用出版的诗集作为罪证。
但是据王铚的记载，后来“元祐中，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他们的关系看来改善了。
苏轼和刘安世
刘安世是司马光最忠实的弟子，苏轼与司马光并不是政敌，但也产生过矛盾，主要是因为对“免役法”的意见不同。当时苏轼给他的朋友杨绘写信诉说了这一点：
昔之君子，唯荆是师;今之君子，唯温是随。
这里的“荆”和“温”就分指王安石、司马光。以前大家都听王安石的，现在大家都听司马光的，这都不好，所以苏轼和司马光经常唱反调。之后司马光生气了，想把他赶走，不过司马光马上去世了，所以苏轼又留下来了。
苏轼之后的“敌人”是司马光的那些学生。那些继承司马光遗志的弟子完全照搬司马光那一套，这个时候苏轼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只好和司马光的继承者不断地争论，敌对的是当时刘安世、刘挚、朱光庭这些人。
刘安世给苏轼带来不少麻烦，但苏轼最后成功沟通的人，也是刘安世。在宋哲宗绍圣、元符时期，“新党”主政，刘安世也被贬到岭南，而且不断地给他换地方，一会儿叫他到英州，一会儿到梅州，一会儿到化州，移来移去，想把他移死。但是刘安世是个硬汉子，虽然日子非常难过，却顽强地活着，一直活到宋徽宗的时候从南方把他放回来。这个时候苏轼也从海南岛回来，在江西碰到了。北宋的一个和尚惠洪写的《冷斋夜话》有一段记载：
东坡自海南至虔上，以水涸，不可舟，逗留月余……尝要刘器之（刘安世）同参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闻见玉版，欣然从之。至廉泉寺，烧笋而食。器之觉笋味胜，问此笋何名，东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师善说法，要能令人得禅悦之味。”于是器之乃悟其戏，为大笑。东坡亦悦。
因为刘安世喜欢参禅，苏轼就跟他开了这么个玩笑。他们之前的矛盾通过这个玩笑一笔勾销了，这是最成功的一次沟通。刘安世长寿，一直活到宣和七年（1125），晚年有弟子给他记了一个语录，叫作《元城语录》。这本语录对于苏轼评价很高，他说：
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高意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時上下人也。
这个评价还是很公正的。
（摘自《苏轼苏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