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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拍卖市场拍品种类日益丰富，“名人遗物”作为一类特殊标的逐渐获得大量关注。本文以佳士得“琴心墨韵——高罗佩珍藏中国书画”专场网拍为例，通过对高氏社会交游、历史角色及其学术地位的剖析，阐释其“遗物”艺术品之所以高价成交的原因，并由此归纳了几则“名人遗物”收藏要点及相关风险。
[关键词] 名人遗物 拍卖 高罗佩 书画
在当今艺术品拍卖市场，“名人遗物”可谓是风生水起的一个领域。20世纪以来，不断积累的财富与名人崇拜效应为这一市场的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各类名人用品如手稿、信札，甚或用过的化妆品、服饰、票据等频繁出现在拍场，这已经不仅仅是艺术品交易，更成为一种“情怀”交易，一种“粉丝经济”。在众多“遗物”当中，名人藏品书画为最具长远收藏与投资价值的种类之一。
2020年11月8日至12月2日，香港佳士得以网络拍卖形式举办了“琴心墨韵——高罗佩珍藏中国书画”专场，总成交额达599.5万港元。此次拍卖共有包括书画、舆图、书籍等在内的50件（组）拍品，大致归为三类：郭沫若、沈尹默、陈立夫等政府官员和学者写赠高罗佩的书法作品；徐元白、徐文镜、冯玉祥等天风琴社会员书画作品；高罗佩在日本和中国期间收集的其他艺术品。其中成交价在40万至50万港元区间的拍品有5件，成交价最高的是郭沫若为高罗佩题写的书法对联，为106万港元。
其实早在1983年，阿姆斯特丹佳士得就举办过“高罗佩藏书法、绘画及东方陶瓷艺术品”专场拍卖会，这次拍卖会上的拍品数量多达近五百件，几乎是2020年专场的十倍，且同样包括多位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名人题词或赠作。除此之外，2014年，高罗佩家族更将116件藏品捐贈给中国重庆三峡博物馆作永久收藏，并开设高罗佩厅作永久展出。
那么，高罗佩究竟是什么人？为何他曾拥有数量和品类如此众多的东方艺术品？为何多位活跃于20世纪的知名中国官员学者、文人墨客都为其题词作画？
一、高罗佩其人其藏
高罗佩（R.H. van Gulik，1910—1967），荷兰汉学家、翻译家、外交官，先后于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与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修读法律、中文、日语、梵语及东方历史文化。其汉学研究领域广泛且著述颇丰，如《琴道》《中国古代房内考》《长臂猿考》及《书画鉴赏汇编》等。除此之外，高罗佩还是“狄公案”系列侦探小说的作者，也是第一位以章回体书写英文小说的“洋客”[1] 。
高罗佩毕生钟情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文人士大夫生活尤为推崇，甚至每每与中国友人聊天时会说“在我们汉朝的时候……”或“我们中国在唐朝的时候……”[2]。他25岁时出任荷兰驻日大使馆秘书，1943年至1946年间随荷兰大使馆迁到重庆工作及生活，与当时政界、文化界、教育界都保持着紧密的交往。并以一个外国人身份纠合同志一起创办了重庆“天风琴社”。胡文辉在其《现代学林点将录》中曾对高罗佩有如下描述：“一般汉学家，能读汉字未必能说汉语……而高氏不仅熟悉中文，更能作文言文，诗词吟咏亦已入流；文学以外，书法、篆刻皆善，古琴也得名师指点。其通才绝艺，俨然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遗风。”[3]
就书画收藏与鉴赏角度来看，高罗佩不仅藏品丰富，他还据此撰写了《书画鉴赏汇编》这一巨著。该书系高罗佩综合十几年书画收藏经验编写而成，共分两大部分七章内容，其中以超过50%的篇幅阐释了书画装裱技艺及技艺发展史。其1958年首版在上述内容外还附有纸绢材料样本一册，以便读者对艺术媒介物质形态有客观了解。该书研究方向与许多西方汉学家及艺术史学家着重于艺术哲学、社会学与图像风格分析不同，偏于传统书画装裱技艺、书画装裱史，以及它们在传统书画鉴藏中的作用，将远东地区尤其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地缘审美方式较全面地介绍给了西方读者。
高罗佩藏书画及古董类杂多样，其收藏理念亦显出他颇有主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厚今薄古倾向
高罗佩藏品多以明清及近代为主，尤其晚清之后作品占绝大比重。在其巨著《书画鉴赏汇编》第二部分第三章谈到书画收藏时，高罗佩极为认同清人陆时化“尊古而薄今非也”的观点。他对当时西方博物馆与美术馆收藏中国书画时“不仅对晚清书画家兴趣寥寥，对现当代中国书画家作品亦是如此”的状况深感遗憾，因为他认为“研究现代中国绘画形式，将对拓展古书画研究者视野大有裨益”，现代书画家作品“不仅能使人得到当下中国书画艺术风尚的宏观印象，还能从中体味出他们再现各类古代书画流派、风格的实践理念”。[4] 正因他“厚今薄古”的收藏原则，使我们可以在高罗佩藏品中看到不少明清书画及近现代书画家作品。此次“琴心墨韵”专场的沈尹默《行书立轴》及溥儒《柳塘春色》等即为此例。
（二）关注非名家作品
除了上述近现代名家作品外，高罗佩藏品中还有不少古代知名度较小的明清书画家作品。在其专著中，高氏曾提醒西方艺术收藏者应当“尤其注意那些名气较小的明清书画家作品……他们其中一定有不少天资卓越之人，只因未曾追逐当时流行的艺术风尚，或因退隐山林、居所偏远而为其同代著名鉴赏家和藏家所忽视”[5]。他认为，想买到出色的明人画作（知名度较小或佚名书画家作品）要比求购清代书画大家的作品容易得多。他的藏品中有为数不少的佚名古书画，其原因正是如此。
然而这种不重名家的收藏理念，有时却颇为他带来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如在将某幅破败不堪的佚名之作《竹林七贤图》付诸修裱时，高罗佩竟意外发现了被裱边掩盖的作者名号“钱塘戴进”及一方内府收藏印章的局部，虽然该作是否确为戴进真迹难以定论，但却使高氏更加笃定了自己的收藏信念。[6]
（三）收藏种类繁杂
高罗佩是位充满好奇心与探索欲的汉学家，其兴趣之广泛除了可从上文所述其专著内容看出外，也可以由其种类驳杂的藏品一窥究竟。在高罗佩的艺术藏品中，除了传统中国书画外，还有版画、舆图、诰书、织绣、牙木雕及家具等各类物品。 不过，深谙学者之道的高罗佩并非仅仅出于娱乐而收藏，其藏品中亦有基于学术研究而搜集的各类物品。譬如，高罗佩出任荷兰驻日外交官时，曾因撰写《琴道》一书而就古琴艺术之东传寻觅资料，在研究中意外发现了将中土虞山派琴风传至日本的明代遗民心越禅师，其名于日本几近家喻户晓，而其故土中国却罕知其人。高罗佩“以好琴而识东皋之名，以爱东皋而穷搜其遗墨”[7]，于20世纪40年代完成《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一书的编纂。“琴心墨韵”专场中即有高氏所藏包括东皋心越在内一众明末清初东渡禅师的手迹，如独立性易、木庵性瑫等，这些藏品均是高罗佩研究琴道及黄檗宗禅僧文脉至深至精的佐证。
（四）藏品编号有序
高罗佩曾自创一种中、日图书分类编目办法，“每书的卡片上除原文外，均用英文音译著者姓名及书的名称，两者又有简写……另外则有一个编号，从号码中一望而知书的类别，并可以在书架上很快地将书检出”[8]。这一条理分明的行事方法亦表现在其书画藏品上。在为书画藏品编目时，高罗佩首先会如中国藏家那般郑重钤以“高罗佩藏”等鉴藏印，再以阿拉伯数字标注其收藏序号，如上述东皋禅师尺牍编号522、独立性易《草书千字文》编号389等。不过就某些投赠之作或入藏年代较晚的作品，亦有未及标号者，如这次上拍的汪东《红梅》、招学庵《月夜竹石》等即为此例。
二、作为名人遗物的高罗佩藏品
香港佳士得“琴心墨韵——高罗佩珍藏中国书画”专场之所以吸引众藏家竞拍，并以总计五百余万港元高价成交，除拍品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较高之外，与高罗佩的“名人”身份关系密切。名人遗物拍卖之所以成为艺术品拍卖场的心头好，其最大原因便是名人效应。名人虽已故去，但他们的社会影响与生前名望尚存，尤其对他们的忠实粉丝来说，能够获得自己偶像曾使用过的某件物品是种无上荣耀。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名人物品原本就是赝品，也会因为其耀眼光环而增添价值，譬如1996年杰奎琳遗物拍卖中以21万美元成交的仿珍珠项链等，即为此例。此外，名人遗物拍卖受到追捧还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拍品来源较为可靠。当今艺术品市场是买家信心主导的市场，来源可靠、流传有序的拍品总可成为市场中最受欢迎的目标。通常来说，名人遗物类拍品的原主人去世时间与拍卖时间相距较短，多为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日之短，很少存在多次经手情况。以这次“琴心墨韵”专场来说，此次拍卖中的旧藏书画源自1967年高罗佩最后一次被派驻日本出任大使时所携带物品。他于就任期间回家乡度假时因癌症复发仙逝，但其大量个人藏品却仍然滞留日本。其中一部分经其家人打包运回荷兰，但仍有少量被留在荷兰驻日大使馆，并由其继任者妥为保管。其继任者卸任后，在归国时将这些藏品一并带回，后因保管者去世而复归高氏家族处理。因此，可以说这些藏品对拍卖市场来说都是从未频繁交易的“生货”，且来源确凿可靠，大有投资与收藏价值。
其次，具有极高社会历史价值。名人大多交游广泛，与其来往之人亦不乏知名人士，他们之间鸿雁往来、互赠礼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些书信、赠礼往往能够为社会学、历史学研究提供有力佐证，其历史价值及收藏价值不可低估。近年来名人手稿与信札之所以频频爆出高价，便与这一原因密切相关。比如，2009年中国嘉德春拍上，一批陈独秀、梁启超、徐志摩等人致胡适的信件，曾创下554.4万元人民币成交的惊人纪录。这批信件上所记载的大量与历史事件相关的资料使它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除了互通书信，中国传统文人之间更常以投赠书画诗词为乐，尤其在好友雅集或恰逢友人重大变迁时尤其如此。从高罗佩遗留下来的书画中，可以对他与中国知名文人、官员的交游情况抽丝剥茧，同时这些书画亦还原了那个年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丝脉络，使我们能够以更加立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去审视那段纷繁历史中的个体。现藏荷兰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巴江录别诗书画册》即为典型藏品。该册页由沈尹默题签，册内载有包括马衡、章士钊、田汉、郭沫若、冯玉祥等中国学者与官员以及徐元白、徐文镜等琴人的题赠，对于更全面研究这些历史人物的社会活动具有极高文献价值。[9]
最后，量少罕见，不易定价。作为拍卖标的的艺术品往往“物以稀为贵”，名人遗物在存世量与独特性方面，恰好符合所有要求。绝对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是名人遗物受到藏家与投资客不断追捧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由于此类物品精神价值远远高于物质价值，因此通过拍卖形式去发现其价格则是最优路径，这也是拍卖行之所以热衷于此类拍卖的原因。
与职业艺术家相比，官员、学者及社会名流的书画手迹存世量本就较为稀少，且已有相当一部分入藏官方机构，真正在市面流通的自然不可多得。如近代著名琴家吴景略的传世墨迹，据雅昌艺术网数据显示仅有4条拍卖信息[10]，其中之一便是经由此次佳士得拍卖的《篆书对联》，估价8000—12000港元，最终以562500港元高价成交。这组对联题有“琴声虽可状，琴意谁可听”诗句，并有“芝台道兄采正，弟吴景略书”款识，高罗佩曾将其悬挂于东京寓所，足见其珍视程度。
三、名人遗物收藏要点及风险规避
虽然名人遗物正日渐成为拍场宠儿，然而不同类型的名人遗物其收藏价值、投资前景并不相同，因此在选择与收藏过程中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否有可持续收藏性
如上所述，某些名人遗物拍卖通常在名人去世后不久举行，此时其名人“光环”余温尚存，“粉丝”对其喜爱与追捧程度与其生前相差无几，此类拍卖活动为典型“粉丝”带动型交易。如2015年为已故青年歌手姚贝娜举办的“天使在人间——让爱延续：姚贝娜私人物品慈善拍賣会”，共上拍600余件生前物品，成交率100%，总成交额近270万元，其中一件姚贝娜参加歌手比赛登台演唱时所穿的标志性红色T恤以26万余元成交，成为该场拍卖成交价最高的拍品。类似例子还有2013年及2015年艺人梅艳芳生前物品的两场拍卖等。这类拍卖中的拍品包括大量日常用品，如口杯、普通衣物等，其买受人绝大多数为相关艺人的“粉丝”或亲友，他们大多因为爱慕与怀念逝者等精神因素而出资购买。
[关键词] 名人遗物 拍卖 高罗佩 书画
在当今艺术品拍卖市场，“名人遗物”可谓是风生水起的一个领域。20世纪以来，不断积累的财富与名人崇拜效应为这一市场的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各类名人用品如手稿、信札，甚或用过的化妆品、服饰、票据等频繁出现在拍场，这已经不仅仅是艺术品交易，更成为一种“情怀”交易，一种“粉丝经济”。在众多“遗物”当中，名人藏品书画为最具长远收藏与投资价值的种类之一。
2020年11月8日至12月2日，香港佳士得以网络拍卖形式举办了“琴心墨韵——高罗佩珍藏中国书画”专场，总成交额达599.5万港元。此次拍卖共有包括书画、舆图、书籍等在内的50件（组）拍品，大致归为三类：郭沫若、沈尹默、陈立夫等政府官员和学者写赠高罗佩的书法作品；徐元白、徐文镜、冯玉祥等天风琴社会员书画作品；高罗佩在日本和中国期间收集的其他艺术品。其中成交价在40万至50万港元区间的拍品有5件，成交价最高的是郭沫若为高罗佩题写的书法对联，为106万港元。
其实早在1983年，阿姆斯特丹佳士得就举办过“高罗佩藏书法、绘画及东方陶瓷艺术品”专场拍卖会，这次拍卖会上的拍品数量多达近五百件，几乎是2020年专场的十倍，且同样包括多位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名人题词或赠作。除此之外，2014年，高罗佩家族更将116件藏品捐贈给中国重庆三峡博物馆作永久收藏，并开设高罗佩厅作永久展出。
那么，高罗佩究竟是什么人？为何他曾拥有数量和品类如此众多的东方艺术品？为何多位活跃于20世纪的知名中国官员学者、文人墨客都为其题词作画？
一、高罗佩其人其藏
高罗佩（R.H. van Gulik，1910—1967），荷兰汉学家、翻译家、外交官，先后于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与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修读法律、中文、日语、梵语及东方历史文化。其汉学研究领域广泛且著述颇丰，如《琴道》《中国古代房内考》《长臂猿考》及《书画鉴赏汇编》等。除此之外，高罗佩还是“狄公案”系列侦探小说的作者，也是第一位以章回体书写英文小说的“洋客”[1] 。
高罗佩毕生钟情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文人士大夫生活尤为推崇，甚至每每与中国友人聊天时会说“在我们汉朝的时候……”或“我们中国在唐朝的时候……”[2]。他25岁时出任荷兰驻日大使馆秘书，1943年至1946年间随荷兰大使馆迁到重庆工作及生活，与当时政界、文化界、教育界都保持着紧密的交往。并以一个外国人身份纠合同志一起创办了重庆“天风琴社”。胡文辉在其《现代学林点将录》中曾对高罗佩有如下描述：“一般汉学家，能读汉字未必能说汉语……而高氏不仅熟悉中文，更能作文言文，诗词吟咏亦已入流；文学以外，书法、篆刻皆善，古琴也得名师指点。其通才绝艺，俨然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遗风。”[3]
就书画收藏与鉴赏角度来看，高罗佩不仅藏品丰富，他还据此撰写了《书画鉴赏汇编》这一巨著。该书系高罗佩综合十几年书画收藏经验编写而成，共分两大部分七章内容，其中以超过50%的篇幅阐释了书画装裱技艺及技艺发展史。其1958年首版在上述内容外还附有纸绢材料样本一册，以便读者对艺术媒介物质形态有客观了解。该书研究方向与许多西方汉学家及艺术史学家着重于艺术哲学、社会学与图像风格分析不同，偏于传统书画装裱技艺、书画装裱史，以及它们在传统书画鉴藏中的作用，将远东地区尤其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地缘审美方式较全面地介绍给了西方读者。
高罗佩藏书画及古董类杂多样，其收藏理念亦显出他颇有主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厚今薄古倾向
高罗佩藏品多以明清及近代为主，尤其晚清之后作品占绝大比重。在其巨著《书画鉴赏汇编》第二部分第三章谈到书画收藏时，高罗佩极为认同清人陆时化“尊古而薄今非也”的观点。他对当时西方博物馆与美术馆收藏中国书画时“不仅对晚清书画家兴趣寥寥，对现当代中国书画家作品亦是如此”的状况深感遗憾，因为他认为“研究现代中国绘画形式，将对拓展古书画研究者视野大有裨益”，现代书画家作品“不仅能使人得到当下中国书画艺术风尚的宏观印象，还能从中体味出他们再现各类古代书画流派、风格的实践理念”。[4] 正因他“厚今薄古”的收藏原则，使我们可以在高罗佩藏品中看到不少明清书画及近现代书画家作品。此次“琴心墨韵”专场的沈尹默《行书立轴》及溥儒《柳塘春色》等即为此例。
（二）关注非名家作品
除了上述近现代名家作品外，高罗佩藏品中还有不少古代知名度较小的明清书画家作品。在其专著中，高氏曾提醒西方艺术收藏者应当“尤其注意那些名气较小的明清书画家作品……他们其中一定有不少天资卓越之人，只因未曾追逐当时流行的艺术风尚，或因退隐山林、居所偏远而为其同代著名鉴赏家和藏家所忽视”[5]。他认为，想买到出色的明人画作（知名度较小或佚名书画家作品）要比求购清代书画大家的作品容易得多。他的藏品中有为数不少的佚名古书画，其原因正是如此。
然而这种不重名家的收藏理念，有时却颇为他带来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如在将某幅破败不堪的佚名之作《竹林七贤图》付诸修裱时，高罗佩竟意外发现了被裱边掩盖的作者名号“钱塘戴进”及一方内府收藏印章的局部，虽然该作是否确为戴进真迹难以定论，但却使高氏更加笃定了自己的收藏信念。[6]
（三）收藏种类繁杂
高罗佩是位充满好奇心与探索欲的汉学家，其兴趣之广泛除了可从上文所述其专著内容看出外，也可以由其种类驳杂的藏品一窥究竟。在高罗佩的艺术藏品中，除了传统中国书画外，还有版画、舆图、诰书、织绣、牙木雕及家具等各类物品。 不过，深谙学者之道的高罗佩并非仅仅出于娱乐而收藏，其藏品中亦有基于学术研究而搜集的各类物品。譬如，高罗佩出任荷兰驻日外交官时，曾因撰写《琴道》一书而就古琴艺术之东传寻觅资料，在研究中意外发现了将中土虞山派琴风传至日本的明代遗民心越禅师，其名于日本几近家喻户晓，而其故土中国却罕知其人。高罗佩“以好琴而识东皋之名，以爱东皋而穷搜其遗墨”[7]，于20世纪40年代完成《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一书的编纂。“琴心墨韵”专场中即有高氏所藏包括东皋心越在内一众明末清初东渡禅师的手迹，如独立性易、木庵性瑫等，这些藏品均是高罗佩研究琴道及黄檗宗禅僧文脉至深至精的佐证。
（四）藏品编号有序
高罗佩曾自创一种中、日图书分类编目办法，“每书的卡片上除原文外，均用英文音译著者姓名及书的名称，两者又有简写……另外则有一个编号，从号码中一望而知书的类别，并可以在书架上很快地将书检出”[8]。这一条理分明的行事方法亦表现在其书画藏品上。在为书画藏品编目时，高罗佩首先会如中国藏家那般郑重钤以“高罗佩藏”等鉴藏印，再以阿拉伯数字标注其收藏序号，如上述东皋禅师尺牍编号522、独立性易《草书千字文》编号389等。不过就某些投赠之作或入藏年代较晚的作品，亦有未及标号者，如这次上拍的汪东《红梅》、招学庵《月夜竹石》等即为此例。
二、作为名人遗物的高罗佩藏品
香港佳士得“琴心墨韵——高罗佩珍藏中国书画”专场之所以吸引众藏家竞拍，并以总计五百余万港元高价成交，除拍品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较高之外，与高罗佩的“名人”身份关系密切。名人遗物拍卖之所以成为艺术品拍卖场的心头好，其最大原因便是名人效应。名人虽已故去，但他们的社会影响与生前名望尚存，尤其对他们的忠实粉丝来说，能够获得自己偶像曾使用过的某件物品是种无上荣耀。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名人物品原本就是赝品，也会因为其耀眼光环而增添价值，譬如1996年杰奎琳遗物拍卖中以21万美元成交的仿珍珠项链等，即为此例。此外，名人遗物拍卖受到追捧还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拍品来源较为可靠。当今艺术品市场是买家信心主导的市场，来源可靠、流传有序的拍品总可成为市场中最受欢迎的目标。通常来说，名人遗物类拍品的原主人去世时间与拍卖时间相距较短，多为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日之短，很少存在多次经手情况。以这次“琴心墨韵”专场来说，此次拍卖中的旧藏书画源自1967年高罗佩最后一次被派驻日本出任大使时所携带物品。他于就任期间回家乡度假时因癌症复发仙逝，但其大量个人藏品却仍然滞留日本。其中一部分经其家人打包运回荷兰，但仍有少量被留在荷兰驻日大使馆，并由其继任者妥为保管。其继任者卸任后，在归国时将这些藏品一并带回，后因保管者去世而复归高氏家族处理。因此，可以说这些藏品对拍卖市场来说都是从未频繁交易的“生货”，且来源确凿可靠，大有投资与收藏价值。
其次，具有极高社会历史价值。名人大多交游广泛，与其来往之人亦不乏知名人士，他们之间鸿雁往来、互赠礼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些书信、赠礼往往能够为社会学、历史学研究提供有力佐证，其历史价值及收藏价值不可低估。近年来名人手稿与信札之所以频频爆出高价，便与这一原因密切相关。比如，2009年中国嘉德春拍上，一批陈独秀、梁启超、徐志摩等人致胡适的信件，曾创下554.4万元人民币成交的惊人纪录。这批信件上所记载的大量与历史事件相关的资料使它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除了互通书信，中国传统文人之间更常以投赠书画诗词为乐，尤其在好友雅集或恰逢友人重大变迁时尤其如此。从高罗佩遗留下来的书画中，可以对他与中国知名文人、官员的交游情况抽丝剥茧，同时这些书画亦还原了那个年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丝脉络，使我们能够以更加立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去审视那段纷繁历史中的个体。现藏荷兰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巴江录别诗书画册》即为典型藏品。该册页由沈尹默题签，册内载有包括马衡、章士钊、田汉、郭沫若、冯玉祥等中国学者与官员以及徐元白、徐文镜等琴人的题赠，对于更全面研究这些历史人物的社会活动具有极高文献价值。[9]
最后，量少罕见，不易定价。作为拍卖标的的艺术品往往“物以稀为贵”，名人遗物在存世量与独特性方面，恰好符合所有要求。绝对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是名人遗物受到藏家与投资客不断追捧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由于此类物品精神价值远远高于物质价值，因此通过拍卖形式去发现其价格则是最优路径，这也是拍卖行之所以热衷于此类拍卖的原因。
与职业艺术家相比，官员、学者及社会名流的书画手迹存世量本就较为稀少，且已有相当一部分入藏官方机构，真正在市面流通的自然不可多得。如近代著名琴家吴景略的传世墨迹，据雅昌艺术网数据显示仅有4条拍卖信息[10]，其中之一便是经由此次佳士得拍卖的《篆书对联》，估价8000—12000港元，最终以562500港元高价成交。这组对联题有“琴声虽可状，琴意谁可听”诗句，并有“芝台道兄采正，弟吴景略书”款识，高罗佩曾将其悬挂于东京寓所，足见其珍视程度。
三、名人遗物收藏要点及风险规避
虽然名人遗物正日渐成为拍场宠儿，然而不同类型的名人遗物其收藏价值、投资前景并不相同，因此在选择与收藏过程中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否有可持续收藏性
如上所述，某些名人遗物拍卖通常在名人去世后不久举行，此时其名人“光环”余温尚存，“粉丝”对其喜爱与追捧程度与其生前相差无几，此类拍卖活动为典型“粉丝”带动型交易。如2015年为已故青年歌手姚贝娜举办的“天使在人间——让爱延续：姚贝娜私人物品慈善拍賣会”，共上拍600余件生前物品，成交率100%，总成交额近270万元，其中一件姚贝娜参加歌手比赛登台演唱时所穿的标志性红色T恤以26万余元成交，成为该场拍卖成交价最高的拍品。类似例子还有2013年及2015年艺人梅艳芳生前物品的两场拍卖等。这类拍卖中的拍品包括大量日常用品，如口杯、普通衣物等，其买受人绝大多数为相关艺人的“粉丝”或亲友，他们大多因为爱慕与怀念逝者等精神因素而出资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