愉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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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的沃顿英国文学讲座教授约翰·贝里(John Bayley,1925一)大概没想到,他从事文学批评半个世纪,几年前忽然一夜成名,竟然是由于他为追忆亡妻、小说家艾丽斯·默多克所写的两本小书《致艾丽斯的挽歌》(1998)和《艾丽斯和她的朋友们》(1999)。随后便有好心人或好事者不断上门探访问询,甚至有女士表示愿相偕共度晚年,一时让贝里教授大为尴尬。
其他文献
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大多能折射出各自民族的文化心理,在英语文学创作中,美国作家对自然(表现自然的作品)似乎有着特殊的兴趣,而英国作家则对旅行有着始终不渝的热情,对旅行本身的着迷是英国作家创作的一个动力.他们一直渴望着从小小的岛国走出去。从历史的角度看,随着英殖民帝国的建立和发展,英国作家进一步培养出与殖民征服联系在一起的探险精神,从而促成了大批旅行作品的诞生,与此同时,英国的文学创作也深深地打上了“旅行”的印记,如(印度之行》、(黑暗的心脏》等等,那时的世界对英国作家来说
2004年10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迎来了自己的第四十个春秋。院领导、外文所老中青三代学者和各友朋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出版社媒体人士欢聚社科院礼堂,共同庆祝外文所建所四十周年。
“9·11”事件后,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陡涨,仅沃玛特一家公司,两天之内就销售了40万面美国国旗。此事使亨廷顿大有感触,他于是撰写了作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一书的续集《我们是谁?》(Who Are We?),于2004年5月正式出版发行。
期刊
10月2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会议室,外文所东方室和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联袂举办了“大江健三郎与中国”座谈会。会议由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主持,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做了主题发言。出席会议的有作家莫言、余华,高校学者王中忱、于荣胜、王成、竺家荣,以及社科院学者黄宝生、穆宏燕、白烨、魏大海、吕莉、董炳月、许金龙、秦岚、唐卉等,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北京事务所所长藤田安彦也出席了会议。
如果说,柯林·伯洛的立意是要从几个世纪以来的莎士比亚研究史中梳理出一条可信度比较强的脉络——其中当然也隐含着对格林布拉特的批评,那么,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修辞学兼英国文学荣退教授阿莱斯泰·福勒(Alastair Fowler)对Will in the World的批评,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他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2005-02-04)上发表了长文《提速吧:热昏了头的莎士比亚,安非他明效应下的历史》,仅仅从这个标题看,就是一副来者不善的架势。
为知名作家写评传,极易跌入两类窠臼,一是人生主题先行,为讲述作家的传奇经历牺牲文学作品,使作品成为诠释作家生命历程和人生哲学的附属品;二是恰恰相反,作品成了主角,被一一解剖评说,作家的生平却沦为文学成就的注脚、虚构所取用的素材。为弗吉尼亚·吴尔夫写批评性传记,则难上加难。因为在吴尔夫的写作生涯中,她不仅时时思考传记和自传写作的问题,还不断下手尝试——虚构的、纪实的、严肃的、戏仿的,传记形式在她手上花样叠出,这便无形中把研究她的传记作家置于窘境——无论你怎么写,她都已经先在那儿等着你。
在古代文明世界,中国、印度和希腊各自创造了独具一格的诗学。由于文化背景和文学发展进程的差异,这三种诗学呈现不同的形态。古希腊诗学从模仿论出发注重对诗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功能的哲学思考。中国古代诗学注重应用批评。而印度古典诗学是沿着语法学和修辞学的思路发展而成的。
2005年10月9日至12日,由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和浙江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第12届年会暨德语文学研讨会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60位德语文学研究者参加了这次主题为“20世纪奥地利文学”的会议。
法国短篇小说在20世纪风光不再,原因在于许多作家尽管写过优秀的短篇小说,但往往被他们在长篇小说或者诗歌、戏剧等其他领域的成就所掩盖。同时,短篇小说的创作没有严格的规则,与长篇小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长篇小说一般平均在200页左右,而有些短篇小说达到了100来页,在印刷时多留一些空白就被当成长篇小说了。此外杂志的激烈竞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比较著名的文学杂志只有20来种,而且都不刊登未发表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因而失去了主要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