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力结构的演变及其影响研究

来源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vy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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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之一,其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刻影响。本研究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合改革开放后以往人口普查数据和分年度人口数据,分析了我国劳动力结构的演变规律及可能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40余年来,我国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开始面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抚养负担加重、劳动力地区分布不均等问题,由此引致了消费需求、储蓄率、投资需求等降低的不利影响。但同时,劳动力结构变化也带来一定发展机遇,包括倒逼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素质普遍提升、劳动工资水平持续提高等。研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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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费是中国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最主要的市场激励型政策之一,研究排污费对企业减排的影响对于未来环境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环境统计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使用2004~2013年数据研究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政策对企业减排的影响,探讨了政策的影响渠道、长短期分析和企业异质性对政策效应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后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显著下降11%,企业减排主要来自企业产值下降.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对非高耗能行业、高排放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更为有效.其中大型企业由于其规模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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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任期最后一年,中美两国以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方式暂停了贸易战,但新冠疫情又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特朗普竞选连任失败,其推动的对华经贸政策被迫中止,宣告其对华经贸战略以失败而告终.继任的拜登政府并未完全抛弃特朗普对华经贸政策的总体设计,延续了对华加征关税和确保对华经济竞争优势的核心政策.历经特朗普政府的冲撞,中美经贸关系仍然表现出互补性和互利性强的根本特征.在拜登政府任内,第一阶段协议存续、经济联盟关系转化、供应链安全以及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问题协调等方面,将成为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新重点.
为论证宇宙运动的永恒性,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8.6的一个段落里声称动物不是自我推动者,其运动和变化的原因外在于其自身.这一表述威胁了亚氏自然哲学的一系列最基本预设:根据亚氏对于自然物和非自然物的区分,自然物的运动或变化的原因——即其"自然"——内在于其自身,而对于生物来说,这种内在的自然就是它们的灵魂.根据这一表述,动物将既不是自然物,也没有灵魂.这不仅违背当时的哲学、科学共识,也与亚氏在文本中的其他阐述相矛盾.然而这一表述对亚氏在《物理学》8.6中对宇宙永恒性的论证是至关重要的,历代的阐释者要么抛弃宇
《矛盾论》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并落实于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成果.以往国内学界将毛泽东的矛盾辩证法简单地纳入源自黑格尔哲学的单一矛盾体系,从而遮蔽了毛泽东辩证法的内在“多元”矛盾的独特意蕴,而当代法国哲学则紧紧抓住了矛盾“多元”的本质特征:阿尔都塞在毛泽东不平衡的矛盾对立统一原则的启发下,在“多元决定论”的进路上突破了黑格尔“位”的“颠倒”困境,形成结构方法论的阐释进路;巴迪欧则在毛泽东“一分为二”矛盾原则的推动下,立足“位”与“力”的双重逻辑,超越了阿尔都塞无主体的结构辩证法进路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是对《资本论》中财富供给观点的实践,实现了以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为核心定位供给;是对《资本论》中财富需求观点的实践,实现了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核心定位需求;是对《资本论》中财富供求关系观点的实践,实现了经济发展现代化与人民生活现代化并行.
在寒冷干燥的冬天里憋闷一冬的东北人,终于迎来了一个充满希冀的春天,天地间和风日暖、雪融冰消、细雨如酥,树木抽出鹅黄的嫩叶,一片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山野里,几头黄牛自在地摇着尾巴,啃着草芽儿,牧牛的汉子站在山坡上,向天空寻找燕子归来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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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下半年以及2021年初以来,欧美推行积极气候新政,把应对气候变化置于其内政与外交的核心.欧盟和美国都提升了其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的减排力度,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也都出台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力图把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复苏行动变成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机遇.欧美气候新政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重拾政治动力注入了较强动能,促进了全球绿色复苏,提升了全球减排力度,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了一个积极追求“碳中和”目标的新时期,进一步增强了《巴黎协定》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为其顺利实施奠定了相对良好政治基
作为人文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认识论变革,“物质性转向”陆续出现在近几年传播学的讨论之中.在业已确立的研究中,“物质性的理论来源为何”“物质性视角导向的传播研究自身的\'边界\'是什么”以及“什么是物质性”等核心议题尚未得到有效澄清.物质性路向的传播研究大致有技术理论取向、政治经济学取向和社会理论取向三条不同的理论路径,物质性这一概念表达的是一种“影响-中心式”的分析模式,着重考察(媒介)物的限制和激发作用.关注“物质性”也并不意味着抛弃“话语性”,社会行动者对于物的多元阐释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