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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非常佩服这些同学,她们发自内心的纯真激情,苦行僧搬的吃苦耐劳,义无返顾地献身理想——
前日中学同学聚会,三十几位几近花甲之人围着年过古稀的班主任,把酒言欢,执手相望,不胜感慨。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懵懂无知的少年转瞬已近暮年。人生过去大半,蓦然回首,总有一些记忆和情怀深深地镌刻在心头。
1968年冬天,是一个多雪的冬天,特别冷。我的很多老三届的同学,响应毛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冒着严寒奔赴天南地北,开始了他们的知青生活。
记得1969年元旦过后没几天,又有几个同学要去农村插队了。大清早,寒风凛冽,我骑着自行车赶到学校,恋恋不舍地送他们远行。现在想来,那时候的父母真是心大,十六七岁的孩子去艰苦的农村插队,大多送都不送,只有一位同学的父母一边帮着整理行囊,一边不停地谆谆教诲。大家的行李都很简单,被褥打成一个背包,外加一个装换洗衣服的帆布旅行包。他们上了一辆带篷卡车,在车子启动的一刻,我把头天晚上写好的一封信悄悄塞给了最要好的一位女同学。
年少的我,望着远去的卡车,心里空荡荡的,感到很孤单,很迷茫,很惆怅。
同学们几乎都走了。
从1965年夏天考进这个全省最著名的中学,我们只正正规规上了一年课。记忆里,我们教室的后面和两侧,经常坐满了来观摩教学的外地或外校的老师。我不是学习最好的学生,但我的作文和朗读很不错。记得有一次观摩语文课,马上就上课了,教室里突然挤进来好多人。好像正赶上讲新课《荔枝蜜》,老师把我叫起来朗读课文。我那天非常紧张,因为之前根本就没按老师的要求预习。我硬着头皮站起来,腿直发抖,但居然把整篇课文一字不差地朗读下来。年轻的女老师激动得脸色绯红,她看我的眼光那么亲切柔和,我感觉得到所有听课老师对我们丝毫不掺假的语文教学水平的赞赏。
那是让我骄傲的年代。
随着“文革”的爆发,我的骄傲荡然无存。虽然也参加了“红卫兵”,但总显得比较“落后”,不够“革命”。同学们挥舞着手臂对着老师高喊“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时,我不敢看老师那一直很骄傲而现在变得惊恐胆怯的脸。大热天我们到清华抄大字报,张三李四根本不知是谁,却站在那里一抄一天,几乎晒晕。我买了一根三分钱的冰棍解渴,晚上开会作检讨,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几个男同学动辄就对着我大声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嘲笑我经常被老师在班上念的作文。曾经非常要好也非常谈得来的几个女同学,突然之间变得非常陌生,她们戴上黄军帽,穿上黄军装,扎上军腰带,故意粗声大气地谈笑,那种豪放的革命气概,常常令我自惭形秽。我一度非常的悲观绝望,感到深深的自卑,小小年纪竟然会痛苦得睡不着觉,一遍遍地问自己:你为什么这么落后?为什么这么不革命?这样下去你还有什么前途?
很快,我参加的红卫兵组织因其“保皇”性质土崩瓦解,两大造反派系各占半壁江山,我便彻底地“逍遥”了。
就是那段时间,一个同样“逍遥”的同学使我接触到许多“禁书”。《战争与和平》、《复活》、《牛虻》、《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青年近卫军》、《名利场》、《简爱》、《多雪的冬天》、《呼啸山庄》、《悲惨世界》,等等。经常是下午传到我手上,第二天上午就得还,限定时间,不能违约,否则别想再拿到书。于是一夜不睡,惹得母亲夜里经常几次起来粗暴地把灯关掉。那时,我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自由,不要有人打扰,不要像做贼一样慌慌张张地看这些书。说实话,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年龄小,很多章节都是囫囵吞枣,懵懵懂懂。但那种阅读的幸福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令我陶醉。
好事也是坏事。那些书丰富了我的思想,提升了我的精神境界,但也使我更加耽于幻想,逃避现实的生活。我更多地沉醉于书中的场景,与书中的人物同喜同悲,甚至把自己想象成青年近卫军中的一分子,过那种既英雄又浪漫的生活。
一晃,到了1968年。我们老三届中最小的这一届也与上面几届一同毕业了。我留城待分配,同学们中的几个独生子女进了工厂,而绝大部分同学则下乡或去了农场。
送走这批同学,我就天天跑宿舍大院的传达室,盼着信来。大约过了半个月,我终于收到了他们的回信。我兴奋地拆开信封,只看了一眼,心就开始往下沉:“李鲁烟同学:我们本不想给你回信,但大家讨论的结果,对你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必须进行批判,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这样迟早会被时代所抛弃……”心一直往下沉,一直沉到了冰窖里。
真是绝望。我信里没写别的啊,只写了我对同学们的想念,对学生时代的留恋。想想看,我们进了这所中学,正是读书的好年华,可是突然不让你读了,怎么能不留恋?同学们曾经朝夕相处,团结友爱,怎么能不想念?可是,在那个年代,不要说男女之情,就是同学之间的感情、温情,只要沾点“情”,那就是姓“资”或“小资”,那就与“革命”格格不入。就这样,我被她们唾弃。从此,我们不再联系。
十年过去。直到1978年,记得是春夏时节,那批下乡同学中的领袖人物、最革命的一位女同学找到了我。她开门见山,问我看没看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人民文学》上登的。我说没有。她说我借给你,你一定要看。然后她就连珠炮般谈起了读后感。她把自己与《班主任》中的谢慧敏直接对号入座,谈极左思潮对自己的毒害,谈自己绝对的忠诚和绝对的盲从,无比的坚定和无比的偏执,极端的革命和极端的狂热……她的坦率诚恳,她对“文革”及自己思想轨迹的深刻剖析和反思,使我感受到久违的心灵对话和精神沟通,既震惊又感动。
其实,一直以来,我是非常佩服这帮同学的。她们发自内心的纯真激情,苦行僧般的吃苦耐劳,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以及她们对自身要求的严厉苛刻与克己奉献,都是我达不到的。即便在那么寒冷的冬天,她们住的知青点漏风撒气,早晨起来被子上一层雪花,她们仍然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宝贵的被子送给生活困难的乡亲。她们虔诚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繁重的劳动中磨炼成一个个铁姑娘。透过她们写的几句小诗,可以一窥其心灵:
……
我记得那辆木制的独轮小车,
和伴随着它的那晶莹的汗水,酸痛的骨骼。
不是因为,它曾把我一次次摔下山沟,
不是因为,它曾让我享受了成功的喜悦,
只是因为,它那树条编织的车筐,
曾承载着我青春的理想,冲上那陡峭的山坡。
……
从此,我们又开始携手同行。我们格外珍惜,拼命要补回“文革”耽误的时光。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学习,踏实工作,都有所成就,能够担当。那位自比谢慧敏的同学,一路拼搏,研究生毕业工作多年后,50岁又拿下了加拿大的液压专业博士学位。
几十年过去了,每年我们都要聚几次,谈家庭,谈儿女,谈社会。大家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维系着这纯粹的同学情谊的根基,仍然是过去的时光,是那些难忘的青春记忆。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理解了彼此,也越来越珍视我们之间的同窗情谊。我们都懂得,当年我们身上所有的激情、狂热、迷茫、困惑,根本不能用对错来衡量。那是我们真实的青春,是历史。逝去了,永不再来。
编辑 牛淑娟◎
前日中学同学聚会,三十几位几近花甲之人围着年过古稀的班主任,把酒言欢,执手相望,不胜感慨。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懵懂无知的少年转瞬已近暮年。人生过去大半,蓦然回首,总有一些记忆和情怀深深地镌刻在心头。
1968年冬天,是一个多雪的冬天,特别冷。我的很多老三届的同学,响应毛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冒着严寒奔赴天南地北,开始了他们的知青生活。
记得1969年元旦过后没几天,又有几个同学要去农村插队了。大清早,寒风凛冽,我骑着自行车赶到学校,恋恋不舍地送他们远行。现在想来,那时候的父母真是心大,十六七岁的孩子去艰苦的农村插队,大多送都不送,只有一位同学的父母一边帮着整理行囊,一边不停地谆谆教诲。大家的行李都很简单,被褥打成一个背包,外加一个装换洗衣服的帆布旅行包。他们上了一辆带篷卡车,在车子启动的一刻,我把头天晚上写好的一封信悄悄塞给了最要好的一位女同学。
年少的我,望着远去的卡车,心里空荡荡的,感到很孤单,很迷茫,很惆怅。
同学们几乎都走了。
从1965年夏天考进这个全省最著名的中学,我们只正正规规上了一年课。记忆里,我们教室的后面和两侧,经常坐满了来观摩教学的外地或外校的老师。我不是学习最好的学生,但我的作文和朗读很不错。记得有一次观摩语文课,马上就上课了,教室里突然挤进来好多人。好像正赶上讲新课《荔枝蜜》,老师把我叫起来朗读课文。我那天非常紧张,因为之前根本就没按老师的要求预习。我硬着头皮站起来,腿直发抖,但居然把整篇课文一字不差地朗读下来。年轻的女老师激动得脸色绯红,她看我的眼光那么亲切柔和,我感觉得到所有听课老师对我们丝毫不掺假的语文教学水平的赞赏。
那是让我骄傲的年代。
随着“文革”的爆发,我的骄傲荡然无存。虽然也参加了“红卫兵”,但总显得比较“落后”,不够“革命”。同学们挥舞着手臂对着老师高喊“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时,我不敢看老师那一直很骄傲而现在变得惊恐胆怯的脸。大热天我们到清华抄大字报,张三李四根本不知是谁,却站在那里一抄一天,几乎晒晕。我买了一根三分钱的冰棍解渴,晚上开会作检讨,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几个男同学动辄就对着我大声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嘲笑我经常被老师在班上念的作文。曾经非常要好也非常谈得来的几个女同学,突然之间变得非常陌生,她们戴上黄军帽,穿上黄军装,扎上军腰带,故意粗声大气地谈笑,那种豪放的革命气概,常常令我自惭形秽。我一度非常的悲观绝望,感到深深的自卑,小小年纪竟然会痛苦得睡不着觉,一遍遍地问自己:你为什么这么落后?为什么这么不革命?这样下去你还有什么前途?
很快,我参加的红卫兵组织因其“保皇”性质土崩瓦解,两大造反派系各占半壁江山,我便彻底地“逍遥”了。
就是那段时间,一个同样“逍遥”的同学使我接触到许多“禁书”。《战争与和平》、《复活》、《牛虻》、《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青年近卫军》、《名利场》、《简爱》、《多雪的冬天》、《呼啸山庄》、《悲惨世界》,等等。经常是下午传到我手上,第二天上午就得还,限定时间,不能违约,否则别想再拿到书。于是一夜不睡,惹得母亲夜里经常几次起来粗暴地把灯关掉。那时,我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自由,不要有人打扰,不要像做贼一样慌慌张张地看这些书。说实话,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年龄小,很多章节都是囫囵吞枣,懵懵懂懂。但那种阅读的幸福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令我陶醉。
好事也是坏事。那些书丰富了我的思想,提升了我的精神境界,但也使我更加耽于幻想,逃避现实的生活。我更多地沉醉于书中的场景,与书中的人物同喜同悲,甚至把自己想象成青年近卫军中的一分子,过那种既英雄又浪漫的生活。
一晃,到了1968年。我们老三届中最小的这一届也与上面几届一同毕业了。我留城待分配,同学们中的几个独生子女进了工厂,而绝大部分同学则下乡或去了农场。
送走这批同学,我就天天跑宿舍大院的传达室,盼着信来。大约过了半个月,我终于收到了他们的回信。我兴奋地拆开信封,只看了一眼,心就开始往下沉:“李鲁烟同学:我们本不想给你回信,但大家讨论的结果,对你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必须进行批判,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这样迟早会被时代所抛弃……”心一直往下沉,一直沉到了冰窖里。
真是绝望。我信里没写别的啊,只写了我对同学们的想念,对学生时代的留恋。想想看,我们进了这所中学,正是读书的好年华,可是突然不让你读了,怎么能不留恋?同学们曾经朝夕相处,团结友爱,怎么能不想念?可是,在那个年代,不要说男女之情,就是同学之间的感情、温情,只要沾点“情”,那就是姓“资”或“小资”,那就与“革命”格格不入。就这样,我被她们唾弃。从此,我们不再联系。
十年过去。直到1978年,记得是春夏时节,那批下乡同学中的领袖人物、最革命的一位女同学找到了我。她开门见山,问我看没看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人民文学》上登的。我说没有。她说我借给你,你一定要看。然后她就连珠炮般谈起了读后感。她把自己与《班主任》中的谢慧敏直接对号入座,谈极左思潮对自己的毒害,谈自己绝对的忠诚和绝对的盲从,无比的坚定和无比的偏执,极端的革命和极端的狂热……她的坦率诚恳,她对“文革”及自己思想轨迹的深刻剖析和反思,使我感受到久违的心灵对话和精神沟通,既震惊又感动。
其实,一直以来,我是非常佩服这帮同学的。她们发自内心的纯真激情,苦行僧般的吃苦耐劳,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以及她们对自身要求的严厉苛刻与克己奉献,都是我达不到的。即便在那么寒冷的冬天,她们住的知青点漏风撒气,早晨起来被子上一层雪花,她们仍然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宝贵的被子送给生活困难的乡亲。她们虔诚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繁重的劳动中磨炼成一个个铁姑娘。透过她们写的几句小诗,可以一窥其心灵:
……
我记得那辆木制的独轮小车,
和伴随着它的那晶莹的汗水,酸痛的骨骼。
不是因为,它曾把我一次次摔下山沟,
不是因为,它曾让我享受了成功的喜悦,
只是因为,它那树条编织的车筐,
曾承载着我青春的理想,冲上那陡峭的山坡。
……
从此,我们又开始携手同行。我们格外珍惜,拼命要补回“文革”耽误的时光。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学习,踏实工作,都有所成就,能够担当。那位自比谢慧敏的同学,一路拼搏,研究生毕业工作多年后,50岁又拿下了加拿大的液压专业博士学位。
几十年过去了,每年我们都要聚几次,谈家庭,谈儿女,谈社会。大家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维系着这纯粹的同学情谊的根基,仍然是过去的时光,是那些难忘的青春记忆。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理解了彼此,也越来越珍视我们之间的同窗情谊。我们都懂得,当年我们身上所有的激情、狂热、迷茫、困惑,根本不能用对错来衡量。那是我们真实的青春,是历史。逝去了,永不再来。
编辑 牛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