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和广东接连发生小学校长性侵小学6年级女生案，近来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也使得“嫖宿幼女罪”的存废，再次引起争议。
　　1997年，中国《刑法》取消“奸淫幼女罪”（将其归入“强奸罪”）。同时，新设立“嫖宿幼女罪”，其初衷是针对地下性交易，在“强奸罪”与“嫖娼”之间设立一个新罪名，使得罪、罚之间的相适应性进一步提高。单纯从立法的技术层面讲，设立“嫖宿幼女罪”应该视为一种进步。设立这条法律时面临的形势是：某些幼女外性器官过早成熟，且从事卖淫业，如不设立“嫖宿幼女罪”，当有成年男性在性交易场所嫖宿幼女时，其在主观上没有强迫妇女意志，又确实不知幼女真实年龄，如以“强奸罪”论处未免失之过重；如仅以“嫖娼”论处对其进行治安处罚，则又涉嫌放纵嫖宿者的应负罪责。在具体操作中，如果被嫖宿的幼女并非以卖淫为谋生手段，或即使以此为谋生手段，但是性侵人明知交易对方为不满14周岁的幼女，仍对其进行嫖宿，都不构成本罪，而只能构成“强奸罪”。
　　然而，由于我国并不实行性交易法律许可、限制制度，所以，符合法律规定的“嫖宿”并不存在，以至于性提供者只要接受他人钱财，就可被认定为“嫖宿”，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嫖宿幼女罪”经常被滥用。某些性侵人一旦与幼女发生性关系，就尽量往“财产交易”上靠，以逃避与其罪行相对应的法律制裁。个别办案人员收受嫌犯贿赂后，为给嫌犯开脱，也将嫌犯与幼女之间只要是有礼物往来、甚至请吃一顿饭，都被当成有“财产往来”来处理。
　　不过，从媒体披露的事实来看，海南万宁“带幼女开房”的校长、广东雷州多次性侵两名本校6年级女生的校长，他们都不可能不知道当事幼女的实际年龄，因此其性侵行为与“嫖宿幼女罪”无涉，而应构成“强奸罪”。
　　但在我国，特别是农村地区，性侵幼女一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2000年山西省曾调查210起强奸案，其受害人中幼女和未成年少女竟然占了一半。今年5月26日，媒体又曝出“河南省桐柏县56岁老师性侵16名小学女生”的丑闻。事实上，这类丑闻多年來已屡见不鲜，但社会一直缺乏重视，部分原因来自于这类性侵害大多发生于熟人、师生、邻居甚至亲人（包括继父或其他间接监护人）之间，当事人由于顾及隐私、名誉、家庭和邻里关系等，而选择息事宁人，或不能及时报案致使错失破案良机。加之，性侵案本应是公共权力主动追究的犯罪类型，但实际上往往是“民不告官不究”，因此，即使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也并不能反映出全部真实的情况。
　　对“嫖宿幼女罪”存废的争论，实际反映了公众对“性侵幼女”这个愈演愈烈的丑恶犯罪现象的愤慨和无奈。但法律不是万能的，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性侵幼女”现象，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到司法打击上，更不能把责任全推在“嫖宿幼女罪”这个罪名的设立上。媒体通过对此类个案的集中报道，将不断恶化的问题凸显出来，以引起公众高度的关注和讨论，并一致谴责社会上“性交易、性混乱、追求性刺激”等现象的泛滥、敦促政府和司法机关采取积极行动、敦促女童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职责，以从根本上改变或消除所有可能对幼女施展性侵害犯罪的导因，这或许就是我们能做的全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