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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政策正在催生新一波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下乡热潮。自2005年全国部分省市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这一政策已历时3年。截至2008年2月底，全国共有28个省市区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其中17个省市区启动了村村有大学生“村官”计划。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执笔的《大学生“村官”发展研究报告》中称，目前大学生“村官”工作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如今，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决定，从2008年开始，将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此举被称为“五年计划”。
然而，这一俨然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类比的大举动，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的时代背景下，似乎缺少了理想化的浪漫色彩，更多了务实的因素和利益的牵扯，因而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甚至有人怀疑它的可行性和最终效果。
毕业了，当“村官”去？
在“最缺人才”的21世纪，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却在日复一日地严峻起来。据统计，2006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2005年增加75万人；200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是495万人，比2006年增加了82万人，毕业生总量和增量也是最多的一年；而今年，预计将有超过550万高校毕业生冲击本就拥挤的就业市场。毕业即失业，生存的压力从未这样沉重地压在刚走向社会的学子肩上。
就业形势的严酷一方面在于我国高校并轨后，高校毕业生连年翻番地增长，另一方面也在于就业结构的不均衡：少有大学生愿意到中西部地区就业，少有大学生愿意到基层工作，更少有大学生愿意到农村扎根。
在一个崇拜城市的年代，人才的流动总是单向的，而为了使人才“回流”至农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的政策性尝试从没有间断过。大学生“村官”计划就是其中一项。
1995年，为解决“三农”问题，江苏省率先开始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1999年，海南省推出大学生“村官”计划，定安、临高、东方等市县先后组织招聘大学生“村官”。同年，浙江省宁波市采用公开招考方式，成为全国第一个推行“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地区。
2000年3月，广州市天河区公开招聘52名大学生“村官”，全国各地3000多名大学生前往求职。2002年河南省鹤壁市招聘205名大学生“村官”，拉开了河南省大学生“村官”工程序幕。2004年，河北省邢台市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决定每年选派1000名大学生到农村工作，5年内实现全市5200个行政村都有大学生“村官”的目标。到2004年年底，全国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的省市区发展到10个，主要分布在东、中部地区。
而在当前日益逼近的就业难题下，在“就业就是民生”的现实环境下，大学生“村官”计划成为建设新农村和解决就业问题的两全之策。2006年3月，北京出台政策，以优厚的待遇招聘2000名“村官”，各地学子争相报名。大学生“村官”计划让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左脚跨出校门，右脚就踏上了农村土地。这标志着“实验”已经结束，新一代知识分子走向农村的步伐在进一步迈进。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曾表示，2007年毕业生到县和县以下单位就业的达到了58万人，占已就业毕业生的16.6%。这一变化无疑和目前政府推出的一系列针对大学生“村官”的优惠政策有关。
国家因势利导，号召大学生：“到农村去，到基层去！”事实上，“毕业了，当‘村官’去”也成为很多人最终衡量下的选择。在各种优惠政策的召唤下，报名的人数让政策制定者也大喜过望。2007年北京招聘3000名大学生“村官”，但报名人数已然突破2万；山西准备招聘8000名大学生赴乡村，结果报名人数竟达8万！然而，如今不少大学生早已被现实熏陶得无比功利，到农村去真的是他们乐之所向吗？经历了几代人起起伏伏，仍未实现的“将人才拉向农村”的宏愿真的能因此得以实现吗？
锻炼自己还是贡献农村？
人们总习惯将大学生“村官”计划与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比较，然而当下的“新知青”与30多年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着根本的不同。不再是政治运动，运动中的主角也不再是单一理想主义的承载者，这次运动具有了明显的利益驱动因素：待遇吸引、政策优惠等等。利益上的考量是他们行动的原动力。并且，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然而“三农”问题也是沉积已久。原动力不足，目标模糊，因此，就连大学生对自己能给农村带来多大变化也缺乏信心，面对媒体，众口一词地说：“主要是锻炼自己。”
有不少的应聘者坦言，他们就是冲着在农村3年的基层工作经验来的，一方面对自己是个锻炼，另一方面，有了这3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在以后考公务员的过程中就会占很大的优势，在以后报考研究生时还可以给予加分，这无疑是“镀金”的良好渠道。
何况还有更多的优惠条件。以北京为例，被聘任为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的高校本科毕业生，其薪酬第一年平均每人每月2000元，之后逐年增加500元，并由政府为其缴纳各类社会保险——这样的收入在应届毕业生中属中上水平，甚至比国家公务员还要稍好些——公务员第一年薪酬仅为1800元。同时，3年工作期满考核合格，可转北京户口、优先录用为北京市国家公务员、研究生入学考试总分加10分，甚至被推荐免试入学。
当然也有真正想去农村广阔天地做一番事业的学生。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学生认为，去做“村官”符合她所学的农村区域管理专业，而且她是贫困学生，曾得到过社会上的帮助，能为农村做点事情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而研究生小孙觉得，到农村去也没什么不好，如果能够把任职的村子发展得像华西村那样，同样可以体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而这样的想法，也是出于自身的角度去考虑的。
一位村支书说：“我们并不需要大学生设身处地来解决村里的问题，他们来这里主要是锻炼自己的。”在大部分大学生眼里，农村只是一块“跳板”，城市才是目的地。
大学生“村官”的尴尬身份
对于不少农村来说，对于大学生们扎根农村似乎也没有太大期望。正如一位大学生“村官”所说：“在村民眼里，我们是‘飞鸽牌’干部，他们村里的人是‘永久牌’的。”也因此，大学生“村官”真正融入农村，开展实际工作的路途并不那么一帆风顺。
吴天作为2006年北京大学生“村官”2016人中的一员，刚到自己任职的村子时，就发现村民想学习英语。因为在村子的周围有很多别墅群，那里住的都是老外。有些村民在老外家做保姆，学习英语会更方便于工作。他兴致勃勃地和村支书说了自己的想法后，支书却说：“能学会的都已经出去了，没学会的你教了也白教，就别搞了。”吴天只能放弃。但他还是想做一些更有意义的工作。在北京的高校中有“红色1 1”活动，即高校的学生党支部和农村党支部结对子。高校会有些教授、博士等到村里去作讲座，搞培训、调研等。吴天提出了在村里开展活动的建议，但村负责人认为，“乡里没有要求的我们就不要搞”，活动再一次不了了之。 与吴天同样郁闷的还有马小林，2006年毕业的他去年9月在山西一个小山村当了一名“村官”。他用8个字概括了自己目前的工作状态——“写写画画，接接电话”。他平常的工作就是写材料、写报告等一些基础工作，往往是一杯茶、一张报纸就耗掉一天的时间。至于村内具体事务，“上级领导”严禁参与，至于原因，不得而知。同时，村里的有些干部似乎把他们看作上面派下来的“探子”，内部事务的处理和研究都不让他沾边。唯一能派上用场的，是他陪客人时的酒量。与他同样当了“村官”的好多同学在整日奔波寻找更好的出路，任职的村子没有丝毫干涉，他们甚至巴不得大学生不去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反正也不是村里给大学生发工资。
大学生村官网曾以“年轻‘村官’们在实际工作中感觉最受挫的事”做了调查，结果“不知从何下手实施实质性工作”这一项以高票当选，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学生“村官”当下面临的难题。
1998年，福建南平市延平区王台镇溪后村村民曾针对“下派干部”发表了著名的“皮球论”：“你们干部下乡，就像水面上的皮球。你们从上面看，皮球下了水；我们从下面看，皮球还是漂在水面上。”将这一论点用在大学生“村官”上似乎也同样贴切，而相对于“空降村官”而言，人们对另一种知识分子下乡队伍却少有争议，那就是支教和支农的志愿者。显然，空降的“村官”与“下派干部”一样处于尴尬的境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因此，大学生“村官”在村里的职务多是村委会主任助理或者村党支部书记助理。他们已不是学生，但也不是农民，是“官”而又非官，角色模糊让他们的工作定位不清，更容易丧失工作热情。
有调查显示，农村似乎更青睐“本土的乡村建设者”和“支农、支教志愿者”。由此可见，与农村环境的融合度和工作经验在支持新农村建设中至关重要。
从媒体报道来看，大学生“村官”能够很好地融进当地，干出点“名堂”的人还是少数，反而有不少人陷入了工作和生活的困境。在农村无法发挥力量，离开又很难找到合适的去处，进退两难。虽然国家出台了一些针对大学生“村官”的后续安置方案，但要其实施到位需要更多的政策和财力支持，否则也仍是一句空话。
广阔天地是不是大学生展现身手的大舞台？答案似乎很难确定，但我们相信，随着“村官”计划的调整充实，各项政策的配套完善，大学生在农村还是大有作为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然而，这一俨然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类比的大举动，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的时代背景下，似乎缺少了理想化的浪漫色彩，更多了务实的因素和利益的牵扯，因而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甚至有人怀疑它的可行性和最终效果。
毕业了，当“村官”去？
在“最缺人才”的21世纪，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却在日复一日地严峻起来。据统计，2006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2005年增加75万人；200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是495万人，比2006年增加了82万人，毕业生总量和增量也是最多的一年；而今年，预计将有超过550万高校毕业生冲击本就拥挤的就业市场。毕业即失业，生存的压力从未这样沉重地压在刚走向社会的学子肩上。
就业形势的严酷一方面在于我国高校并轨后，高校毕业生连年翻番地增长，另一方面也在于就业结构的不均衡：少有大学生愿意到中西部地区就业，少有大学生愿意到基层工作，更少有大学生愿意到农村扎根。
在一个崇拜城市的年代，人才的流动总是单向的，而为了使人才“回流”至农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的政策性尝试从没有间断过。大学生“村官”计划就是其中一项。
1995年，为解决“三农”问题，江苏省率先开始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1999年，海南省推出大学生“村官”计划，定安、临高、东方等市县先后组织招聘大学生“村官”。同年，浙江省宁波市采用公开招考方式，成为全国第一个推行“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地区。
2000年3月，广州市天河区公开招聘52名大学生“村官”，全国各地3000多名大学生前往求职。2002年河南省鹤壁市招聘205名大学生“村官”，拉开了河南省大学生“村官”工程序幕。2004年，河北省邢台市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决定每年选派1000名大学生到农村工作，5年内实现全市5200个行政村都有大学生“村官”的目标。到2004年年底，全国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的省市区发展到10个，主要分布在东、中部地区。
而在当前日益逼近的就业难题下，在“就业就是民生”的现实环境下，大学生“村官”计划成为建设新农村和解决就业问题的两全之策。2006年3月，北京出台政策，以优厚的待遇招聘2000名“村官”，各地学子争相报名。大学生“村官”计划让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左脚跨出校门，右脚就踏上了农村土地。这标志着“实验”已经结束，新一代知识分子走向农村的步伐在进一步迈进。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曾表示，2007年毕业生到县和县以下单位就业的达到了58万人，占已就业毕业生的16.6%。这一变化无疑和目前政府推出的一系列针对大学生“村官”的优惠政策有关。
国家因势利导，号召大学生：“到农村去，到基层去！”事实上，“毕业了，当‘村官’去”也成为很多人最终衡量下的选择。在各种优惠政策的召唤下，报名的人数让政策制定者也大喜过望。2007年北京招聘3000名大学生“村官”，但报名人数已然突破2万；山西准备招聘8000名大学生赴乡村，结果报名人数竟达8万！然而，如今不少大学生早已被现实熏陶得无比功利，到农村去真的是他们乐之所向吗？经历了几代人起起伏伏，仍未实现的“将人才拉向农村”的宏愿真的能因此得以实现吗？
锻炼自己还是贡献农村？
人们总习惯将大学生“村官”计划与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比较，然而当下的“新知青”与30多年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着根本的不同。不再是政治运动，运动中的主角也不再是单一理想主义的承载者，这次运动具有了明显的利益驱动因素：待遇吸引、政策优惠等等。利益上的考量是他们行动的原动力。并且，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然而“三农”问题也是沉积已久。原动力不足，目标模糊，因此，就连大学生对自己能给农村带来多大变化也缺乏信心，面对媒体，众口一词地说：“主要是锻炼自己。”
有不少的应聘者坦言，他们就是冲着在农村3年的基层工作经验来的，一方面对自己是个锻炼，另一方面，有了这3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在以后考公务员的过程中就会占很大的优势，在以后报考研究生时还可以给予加分，这无疑是“镀金”的良好渠道。
何况还有更多的优惠条件。以北京为例，被聘任为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的高校本科毕业生，其薪酬第一年平均每人每月2000元，之后逐年增加500元，并由政府为其缴纳各类社会保险——这样的收入在应届毕业生中属中上水平，甚至比国家公务员还要稍好些——公务员第一年薪酬仅为1800元。同时，3年工作期满考核合格，可转北京户口、优先录用为北京市国家公务员、研究生入学考试总分加10分，甚至被推荐免试入学。
当然也有真正想去农村广阔天地做一番事业的学生。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学生认为，去做“村官”符合她所学的农村区域管理专业，而且她是贫困学生，曾得到过社会上的帮助，能为农村做点事情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而研究生小孙觉得，到农村去也没什么不好，如果能够把任职的村子发展得像华西村那样，同样可以体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而这样的想法，也是出于自身的角度去考虑的。
一位村支书说：“我们并不需要大学生设身处地来解决村里的问题，他们来这里主要是锻炼自己的。”在大部分大学生眼里，农村只是一块“跳板”，城市才是目的地。
大学生“村官”的尴尬身份
对于不少农村来说，对于大学生们扎根农村似乎也没有太大期望。正如一位大学生“村官”所说：“在村民眼里，我们是‘飞鸽牌’干部，他们村里的人是‘永久牌’的。”也因此，大学生“村官”真正融入农村，开展实际工作的路途并不那么一帆风顺。
吴天作为2006年北京大学生“村官”2016人中的一员，刚到自己任职的村子时，就发现村民想学习英语。因为在村子的周围有很多别墅群，那里住的都是老外。有些村民在老外家做保姆，学习英语会更方便于工作。他兴致勃勃地和村支书说了自己的想法后，支书却说：“能学会的都已经出去了，没学会的你教了也白教，就别搞了。”吴天只能放弃。但他还是想做一些更有意义的工作。在北京的高校中有“红色1 1”活动，即高校的学生党支部和农村党支部结对子。高校会有些教授、博士等到村里去作讲座，搞培训、调研等。吴天提出了在村里开展活动的建议，但村负责人认为，“乡里没有要求的我们就不要搞”，活动再一次不了了之。 与吴天同样郁闷的还有马小林，2006年毕业的他去年9月在山西一个小山村当了一名“村官”。他用8个字概括了自己目前的工作状态——“写写画画，接接电话”。他平常的工作就是写材料、写报告等一些基础工作，往往是一杯茶、一张报纸就耗掉一天的时间。至于村内具体事务，“上级领导”严禁参与，至于原因，不得而知。同时，村里的有些干部似乎把他们看作上面派下来的“探子”，内部事务的处理和研究都不让他沾边。唯一能派上用场的，是他陪客人时的酒量。与他同样当了“村官”的好多同学在整日奔波寻找更好的出路，任职的村子没有丝毫干涉，他们甚至巴不得大学生不去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反正也不是村里给大学生发工资。
大学生村官网曾以“年轻‘村官’们在实际工作中感觉最受挫的事”做了调查，结果“不知从何下手实施实质性工作”这一项以高票当选，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学生“村官”当下面临的难题。
1998年，福建南平市延平区王台镇溪后村村民曾针对“下派干部”发表了著名的“皮球论”：“你们干部下乡，就像水面上的皮球。你们从上面看，皮球下了水；我们从下面看，皮球还是漂在水面上。”将这一论点用在大学生“村官”上似乎也同样贴切，而相对于“空降村官”而言，人们对另一种知识分子下乡队伍却少有争议，那就是支教和支农的志愿者。显然，空降的“村官”与“下派干部”一样处于尴尬的境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因此，大学生“村官”在村里的职务多是村委会主任助理或者村党支部书记助理。他们已不是学生，但也不是农民，是“官”而又非官，角色模糊让他们的工作定位不清，更容易丧失工作热情。
有调查显示，农村似乎更青睐“本土的乡村建设者”和“支农、支教志愿者”。由此可见，与农村环境的融合度和工作经验在支持新农村建设中至关重要。
从媒体报道来看，大学生“村官”能够很好地融进当地，干出点“名堂”的人还是少数，反而有不少人陷入了工作和生活的困境。在农村无法发挥力量，离开又很难找到合适的去处，进退两难。虽然国家出台了一些针对大学生“村官”的后续安置方案，但要其实施到位需要更多的政策和财力支持，否则也仍是一句空话。
广阔天地是不是大学生展现身手的大舞台？答案似乎很难确定，但我们相信，随着“村官”计划的调整充实，各项政策的配套完善，大学生在农村还是大有作为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