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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振山
存普通村落6000年演变标本
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渔洋村农民龙振山的家里，在面积不足40平的低矮房子里，陈列着近3000件藏品，藏品年代跨越6000年。7月3日，龙振山获第六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荣誉。
“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评选是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的全国性评选表彰活动，旨在推举和表彰各行各业中为保护和传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1974年，27岁的龙振山和村里人一起到村东头挖坑种苹果树。无意间，他们挖出了一些陶片和陶坯，上面锈迹斑斑，但刻的花纹却简单别致。“当时觉得这些东西上面刻有花纹，肯定很珍贵，我就想着先把它们都拾掇回家。”
这些陶片和陶坯出自什么年代，是否珍贵？龙振山带着它们骑自行车来到当时的安阳市博物馆，被馆长鉴定为商代遗物。这让龙振山很振奋，从此，他便爱上了考古收藏。
回来后，龙振山从一本《工农兵考古基础知识》开始，自学考古。平时一有时间，龙振山就会到村子周围溜达，寻找历史遗物。村民挖地盖房或者农忙耕种时，常常挖出一些零散的器物，他都一一收集。并且，每找到一件东西，龙振山都会在日记上记录发现的时间和地点，并画出详细图示。
“考古日记很重要，发现的每一样东西我都能从日记中找到记录的出土时间和地点，这些日记已经有近30本了。”随便打开日记的一页，上面写着：1990年2月25日，在2号地发现卜甲5块、卜骨1块、骨箭头1个……在日记中，甚至连陶片上的花纹都描绘得精细入微。
2004年，龙振山在自己家里办起了一座“渔洋文化遗址博物馆”。
龙振山的家是个小小的四合院，他的“博物馆”就设在这个小院的东厢房里，面积不足40平方米，却陈列了近3000件藏品。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一本本文字资料挂在墙上。沿着屋子的四壁参观，玻璃柜里是密密麻麻的藏品，均按照年代顺序整齐摆放。从仰韶文化、龙山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到春秋、战国、秦文化，再到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化，隋、唐文化，一直到明、清时期文化，在这里都有相关藏品呈现。新石器时代的卜骨和陶片、商代的陶器、战国的鼎壶，数不胜数。墙上挂着渔洋村周围的遗迹分布图。粗略、简明的线条就像一道道年轮，诉说着它们各自的年龄和一段上古时代的故事。
40年来，龙镇山通过收集历史遗物，使渔洋村这个千年古村成为中国6000年村落文明史的一个缩影。也就在这个小屋，他把中国的历史串联了起来，并把这些展品对每个村民、每位游客免费开放。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唐际根博士曾对龙振山的举动作出评价：“龙振山做的实际上是‘渔洋式’的历史记录，这种历史记录是零碎的，却是鲜活的。渔洋村可以看作是一个中国普通村落6000年演变的标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丰富的实物，还原本来的面貌，揣摩当时的风华。”
沈伯良
我要建個博物馆
在浙江省德清钟管镇东坝斗村，沈伯良常被村民喊作“收藏家”。
沈伯良今年48岁，二十多岁时，许多地方都在大搞农田建设，常常会挖出一些白洋钿、陶罐、石器之类的东西，但大部分人都不在意，只有他对这些古玩如痴如醉。于是，业余时间，沈伯良常常在上海、江苏、桐乡等地东奔西走，四处“寻宝”。
这几年，他租了村委对面的三间房子摆放这些古玩，大型的石臼、马槽、雕花石板等石器就摆在屋外的院子里。每当有人来参观，沈伯良就会向他们如数家珍地讲解这些文物的故事。
走进沈伯良200多平米的屋内，到处都挤满了明清、唐宋时期的石器、玉器、木头等各类古玩。大瓶上放碟子，碟子上放小瓶，小瓶上再放杯子。参观的人得特别谨慎，一不小心就会碰掉什么宝贝。
沈伯良搞收藏，也交过不少学费，走过不少弯路。几年前，他以一万六的价格收购了一个云纹仙鹤石雕，回家后用电筒仔细一照，发现石雕是拼接的，收藏价值大打折扣。
从那以后，沈伯良从电视上学专家的鉴赏方法，虚心向前辈和同行请教学习，去各地博物馆参观，又购买了大量书籍，从“一看、二摸、三照”上下功夫，渐渐练就了辨别古董的好眼力。“现在，朋友在外地看到了喜欢的宝贝，不知真假，就发彩信给我看。通常，我看照片就能辨别真假。”沈伯良信心十足。
“曾经也有人想高价买我的藏品，但是我都婉拒了，我不靠收藏古玩赚钱，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并了解它们的历史故事。”沈伯良说，每一件文物都代表着一段历史，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建一个小型博物馆，让更多人喜欢上收藏，让中国的国粹得到传承。
赵生祥
首家农民博物馆的7年“南柯梦”
这是个持续了30多年的故事。
南指挥村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凤翔古称雍城，在长达 294年的时间里，是秦国都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由于凤翔是其宗庙所在，一些大型活动仍在凤翔举行，包括秦始皇的加冕仪式。
1975年，也就是秦兵马俑出土后的第二年，陕西省考古所的考古队来到了凤翔。1976年，迄今我国最大的古墓葬——总面积5334平方米的秦公一号大墓在南指挥村被发现。这次发掘被海内外称为考古史上石破天惊的大事件。直到1986年秦景公的墓椁被打开，持续了十年的发掘工作才基本告一段落。大墓不仅出土了迄今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葬具——黄肠题凑，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墓碑、最早刻有铭文的石磬，还发掘出了迄今考古史上数量最多的一次人殉，足足有186具……它独霸了我国考古史上的 5个之最。随后，出土的3500件珍贵文物被运往临潼秦俑馆和省历史博物馆异地保存。
考古发掘结束后，秦公一号大墓的墓室被用沙土回填保护，巨大的墓坑任由风吹雨淋，杂草丛生。南指挥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文物局《民办博物馆暂行条例》出台，时任南指挥村党支部书记赵生祥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别人能集资办厂、办企业，我们为什么不能集资建设秦公大墓遗址博物馆？” 赵生祥开始在村中四处游说。最终，全村580多户中，有60户参与了集资开发大墓的项目。集资户少则千元，多则几万元。据赵生祥说，当时融资近70万元，加上征地、劳务抵资，全村共投入了约250万元。
从1998年开始，在陕西考古研究所的帮助下，赵生祥带领村民筑起围墙门楼，复原了墓葬棺椁及164个殉葬箱匣，还根据史料和相关考古发现模拟出地下宫殿和陪葬器物。
2000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全国第一个农民自建的博物馆——秦公一号大墓博物馆建成开放。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友人先后来博物馆参观，各地游客也慕名而来，秦公一号大墓博物馆一时间成为游览胜地。资料显示，该博物館在最初运营的4年多时间里，年均游客量在5万人上下，其中外国游客占到13%。
但短暂辉煌之后，秦公一号大墓博物馆很快沉寂了下来。这个民营博物馆遇到了一系列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问题：博物馆年收入不到10万元，但用于非文物保护的基本维持费用就要5万多元。为了能有效利用资金，博物馆从村里雇了6名年龄较大的工作人员，每人每天8元工资，在游客多时还得承担起导游解说的工作。博物馆经营举步维艰之时，连展厅中的灯也只有到游客进入时才打开。由于没钱，博物馆无力开展市场营销，致使村民投资多年无法收回。
为了改变困境，南指挥村的村民们又把眼光投向了秦景公墓旁那个未完全发掘的陪葬车马坑。2003年，在争取到20万元的文保经费后，赵生祥找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希望能够共同发掘车马坑。经过审批后，车马坑的发掘迅速展开。
但是，这一发掘没有持续多久。2004年6月，国家文物局专家组一行来到发掘现场视察，当场叫停了这项工程。这给南指挥村村民的打击是始料未及的。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和保护司领导对农民保护文化遗产的积极性给予了肯定，但同时指出，大墓博物馆的保护项目属国家的文保工程，巨大的资金需求是农民们负担不起的。国家当然可以给专项保护经费，但要争取国家专项保护经费，就必须转换博物馆的体制。
建馆之初满怀憧憬的村民，却在6年运营过程中尝到了苦头。2007年9月18日， 这个我国首座农民集资兴建的博物馆正式更名为“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收归宝鸡市文物局管辖，成为国有事业单位。
这一身份的转变，可以说是开了民营博物馆“转正”的先例。这一发展特例，更多是出于当地政府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需要，并不是每一家民营博物馆可以期待或者愿意接受的。
赵宏伟
就是要给后人留个念想
在河北省秦皇岛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镇苏杖子村，一处外表普通的农家院落里，坐落着一座个人民俗展览馆——文宝斋。馆主叫赵宏伟，青龙本地满族后裔。他历时30年不辞辛劳地收藏起各类藏品近10万件，办起了青龙第一家个人民俗展览馆，并义务为大家讲解。
“我收藏的东西，不是以钱论其价值，它是时代发展的见证，是咱老百姓生活的印记。我想让现在的年轻人和后世的孩子，通过看到这些东西，了解老一辈人的生活经历，牢记历史！” 赵宏伟日常就是一身轻装，满脸笑容，连说话都让人觉得浑身有股向上的劲头。
走进文宝斋大门，高大庄严的太湖石、功德碑、假山和那昂首挺胸的根雕石狮，令人目不暇接，仿佛进入了石刻工厂。而这仅仅是其收藏的一小部分，整座收藏馆规划占地10亩，现已完成4亩地建设。
赵宏伟的收藏品分门别类摆满了十多间屋子，品种齐全、数量巨大。从类别上讲，藏品囊括了生产工具、瓷器、陶器、铜器、木器、书画、服饰、文具、乐器、武器等几十个大类；从年代上讲，既有2米多长的猛犸象象牙，又有近代退伍军人纪念章，既有颇具价值的石器、根雕，又有各式粮票和“小人书”，真可谓包罗万象。
赵宏伟说，他的收藏是从上一代开始的，祖上几代人都以经商为主，都爱好古物。赵宏伟自幼受到熏陶，还在孩提时代，他就表现出了对古物的爱好。“最早的铜钱和小人书几乎家家有，别的孩子都把铜钱做成鸡毛毽子玩，把小人书撕掉折纸玩，我就都收藏起来，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了我自己的收藏历程。”
现在，方圆百里的老百姓大都知道苏杖子村有个爱收藏的赵宏伟，一些热心人还将自己废弃不用的老农具、木柜等赠送给他，希望成为他展馆中的藏品，以便自己多年以后还可以看到曾经的“伴侣”。
“只要是记录历史的东西，我都会尽力收藏。”赵宏伟说，他的收藏，其价值在于历史而不是金钱。采访中，赵宏伟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几个月前有人专程找到他，要出百万高价买一件石器，却被他拒绝了。他说，那是他7年前从民间淘来的，当时是无意中听说挖水库时，挖出了有字的石头。他二话没说，火速前往，最后花了20多万元的“吐血价”，买下了一车石头。回家后，经认真筛选后，把完好的拿去鉴定，才知道这些是明清时代的官器。
现在，赵宏伟的民俗展览馆不仅免费对外开放，他还当义务讲解员。自开馆以来，民俗收藏馆累计接待观众5000多人次。他的心愿很简单，就是把展馆建大，把未能展出的物品展出，让更多的人从一件件藏品中了解历史，获取知识。“这个官器上的文字满汉结合，是历史的一个见证。”他说，就是给他再高的价格他也不卖，他要给后人留下点有意义的东西，将来留个念想。
责任编辑 李娜
存普通村落6000年演变标本
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渔洋村农民龙振山的家里，在面积不足40平的低矮房子里，陈列着近3000件藏品，藏品年代跨越6000年。7月3日，龙振山获第六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荣誉。
“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评选是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的全国性评选表彰活动，旨在推举和表彰各行各业中为保护和传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1974年，27岁的龙振山和村里人一起到村东头挖坑种苹果树。无意间，他们挖出了一些陶片和陶坯，上面锈迹斑斑，但刻的花纹却简单别致。“当时觉得这些东西上面刻有花纹，肯定很珍贵，我就想着先把它们都拾掇回家。”
这些陶片和陶坯出自什么年代，是否珍贵？龙振山带着它们骑自行车来到当时的安阳市博物馆，被馆长鉴定为商代遗物。这让龙振山很振奋，从此，他便爱上了考古收藏。
回来后，龙振山从一本《工农兵考古基础知识》开始，自学考古。平时一有时间，龙振山就会到村子周围溜达，寻找历史遗物。村民挖地盖房或者农忙耕种时，常常挖出一些零散的器物，他都一一收集。并且，每找到一件东西，龙振山都会在日记上记录发现的时间和地点，并画出详细图示。
“考古日记很重要，发现的每一样东西我都能从日记中找到记录的出土时间和地点，这些日记已经有近30本了。”随便打开日记的一页，上面写着：1990年2月25日，在2号地发现卜甲5块、卜骨1块、骨箭头1个……在日记中，甚至连陶片上的花纹都描绘得精细入微。
2004年，龙振山在自己家里办起了一座“渔洋文化遗址博物馆”。
龙振山的家是个小小的四合院，他的“博物馆”就设在这个小院的东厢房里，面积不足40平方米，却陈列了近3000件藏品。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一本本文字资料挂在墙上。沿着屋子的四壁参观，玻璃柜里是密密麻麻的藏品，均按照年代顺序整齐摆放。从仰韶文化、龙山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到春秋、战国、秦文化，再到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化，隋、唐文化，一直到明、清时期文化，在这里都有相关藏品呈现。新石器时代的卜骨和陶片、商代的陶器、战国的鼎壶，数不胜数。墙上挂着渔洋村周围的遗迹分布图。粗略、简明的线条就像一道道年轮，诉说着它们各自的年龄和一段上古时代的故事。
40年来，龙镇山通过收集历史遗物，使渔洋村这个千年古村成为中国6000年村落文明史的一个缩影。也就在这个小屋，他把中国的历史串联了起来，并把这些展品对每个村民、每位游客免费开放。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唐际根博士曾对龙振山的举动作出评价：“龙振山做的实际上是‘渔洋式’的历史记录，这种历史记录是零碎的，却是鲜活的。渔洋村可以看作是一个中国普通村落6000年演变的标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丰富的实物，还原本来的面貌，揣摩当时的风华。”
沈伯良
我要建個博物馆
在浙江省德清钟管镇东坝斗村，沈伯良常被村民喊作“收藏家”。
沈伯良今年48岁，二十多岁时，许多地方都在大搞农田建设，常常会挖出一些白洋钿、陶罐、石器之类的东西，但大部分人都不在意，只有他对这些古玩如痴如醉。于是，业余时间，沈伯良常常在上海、江苏、桐乡等地东奔西走，四处“寻宝”。
这几年，他租了村委对面的三间房子摆放这些古玩，大型的石臼、马槽、雕花石板等石器就摆在屋外的院子里。每当有人来参观，沈伯良就会向他们如数家珍地讲解这些文物的故事。
走进沈伯良200多平米的屋内，到处都挤满了明清、唐宋时期的石器、玉器、木头等各类古玩。大瓶上放碟子，碟子上放小瓶，小瓶上再放杯子。参观的人得特别谨慎，一不小心就会碰掉什么宝贝。
沈伯良搞收藏，也交过不少学费，走过不少弯路。几年前，他以一万六的价格收购了一个云纹仙鹤石雕，回家后用电筒仔细一照，发现石雕是拼接的，收藏价值大打折扣。
从那以后，沈伯良从电视上学专家的鉴赏方法，虚心向前辈和同行请教学习，去各地博物馆参观，又购买了大量书籍，从“一看、二摸、三照”上下功夫，渐渐练就了辨别古董的好眼力。“现在，朋友在外地看到了喜欢的宝贝，不知真假，就发彩信给我看。通常，我看照片就能辨别真假。”沈伯良信心十足。
“曾经也有人想高价买我的藏品，但是我都婉拒了，我不靠收藏古玩赚钱，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并了解它们的历史故事。”沈伯良说，每一件文物都代表着一段历史，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建一个小型博物馆，让更多人喜欢上收藏，让中国的国粹得到传承。
赵生祥
首家农民博物馆的7年“南柯梦”
这是个持续了30多年的故事。
南指挥村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凤翔古称雍城，在长达 294年的时间里，是秦国都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由于凤翔是其宗庙所在，一些大型活动仍在凤翔举行，包括秦始皇的加冕仪式。
1975年，也就是秦兵马俑出土后的第二年，陕西省考古所的考古队来到了凤翔。1976年，迄今我国最大的古墓葬——总面积5334平方米的秦公一号大墓在南指挥村被发现。这次发掘被海内外称为考古史上石破天惊的大事件。直到1986年秦景公的墓椁被打开，持续了十年的发掘工作才基本告一段落。大墓不仅出土了迄今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葬具——黄肠题凑，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墓碑、最早刻有铭文的石磬，还发掘出了迄今考古史上数量最多的一次人殉，足足有186具……它独霸了我国考古史上的 5个之最。随后，出土的3500件珍贵文物被运往临潼秦俑馆和省历史博物馆异地保存。
考古发掘结束后，秦公一号大墓的墓室被用沙土回填保护，巨大的墓坑任由风吹雨淋，杂草丛生。南指挥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文物局《民办博物馆暂行条例》出台，时任南指挥村党支部书记赵生祥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别人能集资办厂、办企业，我们为什么不能集资建设秦公大墓遗址博物馆？” 赵生祥开始在村中四处游说。最终，全村580多户中，有60户参与了集资开发大墓的项目。集资户少则千元，多则几万元。据赵生祥说，当时融资近70万元，加上征地、劳务抵资，全村共投入了约250万元。
从1998年开始，在陕西考古研究所的帮助下，赵生祥带领村民筑起围墙门楼，复原了墓葬棺椁及164个殉葬箱匣，还根据史料和相关考古发现模拟出地下宫殿和陪葬器物。
2000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全国第一个农民自建的博物馆——秦公一号大墓博物馆建成开放。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友人先后来博物馆参观，各地游客也慕名而来，秦公一号大墓博物馆一时间成为游览胜地。资料显示，该博物館在最初运营的4年多时间里，年均游客量在5万人上下，其中外国游客占到13%。
但短暂辉煌之后，秦公一号大墓博物馆很快沉寂了下来。这个民营博物馆遇到了一系列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问题：博物馆年收入不到10万元，但用于非文物保护的基本维持费用就要5万多元。为了能有效利用资金，博物馆从村里雇了6名年龄较大的工作人员，每人每天8元工资，在游客多时还得承担起导游解说的工作。博物馆经营举步维艰之时，连展厅中的灯也只有到游客进入时才打开。由于没钱，博物馆无力开展市场营销，致使村民投资多年无法收回。
为了改变困境，南指挥村的村民们又把眼光投向了秦景公墓旁那个未完全发掘的陪葬车马坑。2003年，在争取到20万元的文保经费后，赵生祥找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希望能够共同发掘车马坑。经过审批后，车马坑的发掘迅速展开。
但是，这一发掘没有持续多久。2004年6月，国家文物局专家组一行来到发掘现场视察，当场叫停了这项工程。这给南指挥村村民的打击是始料未及的。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和保护司领导对农民保护文化遗产的积极性给予了肯定，但同时指出，大墓博物馆的保护项目属国家的文保工程，巨大的资金需求是农民们负担不起的。国家当然可以给专项保护经费，但要争取国家专项保护经费，就必须转换博物馆的体制。
建馆之初满怀憧憬的村民，却在6年运营过程中尝到了苦头。2007年9月18日， 这个我国首座农民集资兴建的博物馆正式更名为“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收归宝鸡市文物局管辖，成为国有事业单位。
这一身份的转变，可以说是开了民营博物馆“转正”的先例。这一发展特例，更多是出于当地政府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需要，并不是每一家民营博物馆可以期待或者愿意接受的。
赵宏伟
就是要给后人留个念想
在河北省秦皇岛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镇苏杖子村，一处外表普通的农家院落里，坐落着一座个人民俗展览馆——文宝斋。馆主叫赵宏伟，青龙本地满族后裔。他历时30年不辞辛劳地收藏起各类藏品近10万件，办起了青龙第一家个人民俗展览馆，并义务为大家讲解。
“我收藏的东西，不是以钱论其价值，它是时代发展的见证，是咱老百姓生活的印记。我想让现在的年轻人和后世的孩子，通过看到这些东西，了解老一辈人的生活经历，牢记历史！” 赵宏伟日常就是一身轻装，满脸笑容，连说话都让人觉得浑身有股向上的劲头。
走进文宝斋大门，高大庄严的太湖石、功德碑、假山和那昂首挺胸的根雕石狮，令人目不暇接，仿佛进入了石刻工厂。而这仅仅是其收藏的一小部分，整座收藏馆规划占地10亩，现已完成4亩地建设。
赵宏伟的收藏品分门别类摆满了十多间屋子，品种齐全、数量巨大。从类别上讲，藏品囊括了生产工具、瓷器、陶器、铜器、木器、书画、服饰、文具、乐器、武器等几十个大类；从年代上讲，既有2米多长的猛犸象象牙，又有近代退伍军人纪念章，既有颇具价值的石器、根雕，又有各式粮票和“小人书”，真可谓包罗万象。
赵宏伟说，他的收藏是从上一代开始的，祖上几代人都以经商为主，都爱好古物。赵宏伟自幼受到熏陶，还在孩提时代，他就表现出了对古物的爱好。“最早的铜钱和小人书几乎家家有，别的孩子都把铜钱做成鸡毛毽子玩，把小人书撕掉折纸玩，我就都收藏起来，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了我自己的收藏历程。”
现在，方圆百里的老百姓大都知道苏杖子村有个爱收藏的赵宏伟，一些热心人还将自己废弃不用的老农具、木柜等赠送给他，希望成为他展馆中的藏品，以便自己多年以后还可以看到曾经的“伴侣”。
“只要是记录历史的东西，我都会尽力收藏。”赵宏伟说，他的收藏，其价值在于历史而不是金钱。采访中，赵宏伟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几个月前有人专程找到他，要出百万高价买一件石器，却被他拒绝了。他说，那是他7年前从民间淘来的，当时是无意中听说挖水库时，挖出了有字的石头。他二话没说，火速前往，最后花了20多万元的“吐血价”，买下了一车石头。回家后，经认真筛选后，把完好的拿去鉴定，才知道这些是明清时代的官器。
现在，赵宏伟的民俗展览馆不仅免费对外开放，他还当义务讲解员。自开馆以来，民俗收藏馆累计接待观众5000多人次。他的心愿很简单，就是把展馆建大，把未能展出的物品展出，让更多的人从一件件藏品中了解历史，获取知识。“这个官器上的文字满汉结合，是历史的一个见证。”他说，就是给他再高的价格他也不卖，他要给后人留下点有意义的东西，将来留个念想。
责任编辑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