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资流入总量庞大，结构复杂，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贡献巨大。但在某些行业和领域，利用外资的初衷并未达成。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是一部经济转轨、工业化和国际化三方面紧密交织，协同演进，共同推动发展的歷史。外国直接投资在这几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居功至伟。毫无疑问，外资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之一，而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经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奇迹”能否再续辉煌，有赖于扬长避短，兴利除弊，有赖于积极反思，大胆创新。中国国内经济的诸多方面如此，国际经济的相关领域亦然。外资方面，如何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帮助中国经济在新的歷史阶段解决重要问题，实现核心目标，是反思和谋变的主要目的。
　　其实，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对国际直接投资进行的广泛反思的一部分。从投资输出国的角度，学界、政府和公众对跨国公司生产能力向新兴市场的大规模转移对母国经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有了一定的认识；相应地，部分国家推出了所谓“再工业化”、“制造业复兴”等政策，力图留住跨国公司，约束对外投资。从投资东道国的角度，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态度也不再是一边倒的欢迎态度——在对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引、以“华盛顿共识”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和发展议程的反思基础上，部分国家对外资采取了更严格的规制，特别是在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领域推出了一些限制性措施。
　　在中国，随着近年来经济和企业的实力增强，信心提高，对外资的态度似乎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从政策方面看，市场准入、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相关具体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越来越倾向于反映各利益相关方实力及相互博弈的结果，而政府决策机构、本土企业和外资公司的三角关系及其动态演进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政策的走向。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版图改写：在“国进民退”趋势显现的同时，也出现了“内进外退”的倾向。相应地，本土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实力和话语权提升，对政策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因此，原来某些中立或向外资企业倾斜的政策必然向钟摆的另一端滑动，部分跨国公司开始对在华投资经营氛围的变化有些微词。
　　无疑，在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对前期利用外资政策和实践的反思是必不可少的。从理论上看，外资可以影响投融资、就业、收入、科技、贸易和国际收支等经济的诸多方面，也可能在环境和社会等可持续发展的诸多维度上发挥作用。这些效应可能在宏观经济、地方经济、行业和企业等层面得以展现，其影响可以是短期的进入时效应，也可以是长期的进入后效应。外资对发展的影响可能是直接的，由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投资和经营活动直接实现，也可能是间接的，通过关联、溢出、示范、竞争等效应实现。很明显，对外资的探索和反思必须摆脱简单化的思维，回避意识形态的干扰和利益集团的干预，力求对外资影响经济发展绩效的方方面面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经济学界在这方面责无旁贷。
　　中国外资流入总量庞大，结构复杂，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贡献巨大。但在某些行业和领域，利用外资的初衷并未达成。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可以带来宝贵的投资；在很多情况下，其更重要的贡献往往在于那些伴随资本而来的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然而，“以市场换技术”的良好愿望在某些行业并未成为现实；相反，出现了“市场给出去，技术没拿来”的尴尬局面。以轿车制造为例：在长期存在的政策保护伞下，国有汽车厂商与跨国公司合作瓜分市场，分享垄断利润；这种情况近年来虽有改观，但过去的政策误区所导致的锁定效应仍使本国企业在核心技术开发与品牌建设方面严重滞后。相反地，在高铁、电信设备和电力装备等一些领域，国内企业基于自主创新和技术合作模式实现了技术飞跃；这表明引进先进技术完全可以不以出让市场为代价。
　　另一方面，在一些行业和领域，外资挤压本土企业发展等负面效应却显现出来。跨国公司进入与国内企业发展两者既相辅相成，又相互矛盾。上下游企业可能通过关联效应从跨国公司的本土经营中获益，而同行业的竞争者也可能受益于技术溢出、示范效应和人才流动。一方面，竞争压力可能使本土企业提高绩效，改善经营；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进入可能对市场结构产生负面影响，并对本土企业和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综观各产业，本土企业在跨国公司的“夹击”下退守乃至败走的例子并不少。有人会说，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跨国公司的胜出无可厚非。但不可否认的是，若国内市场被外国公司支配，可能葬送本国企业发展的机会，使产业动态发展和国际市场开拓的巨大收益落空。相反，只有通过开放竞争前提下的自身能力建设才能从根本上摆脱“附庸”地位，掌握产业发展的命运——这对装备制造等战略性行业而言尤其重要。
　　外资也可能在环境、社会等方面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虽然所谓“污染天堂”假说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成立，但在中国局部地区似乎有其例证。近期发生的若干群体性事件即暴露了民众对部分项目污染环境、妨碍民生的反弹和对地方政府不作为的不满；在本地社区和利益相关方在立项过程中缺乏话语权，利益保障机制缺位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外资企业决策主体在境外，具有“脚滑”的特点，面对成本上涨的压力，可能选择迁址，带走就业。加之部分外资企业在投资、并购和经营管理中暴露的一些问题，中国民众对外资的看法已并非以前众口一词的大声叫好。
　　特别是在当下，资金不再短缺，外汇储备过剩，扶持本国企业的产业政策、出口信贷政策和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力度不断加大，政府和民众对投资项目的环境和社会效应也更加关注，对外资贡献度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很明显，中国经济的升级呼唤外资的升级，包括从劳动密集到技术密集、从污染高碳到环境友好、从低端制造到高端服务、从价值链低端到高端等全方位的升级。
　　如何升级？中国经济廉价劳动力的吸引力从长期来看必然减弱，因此如何引导外资投入到对要素价格不敏感的更“高级”的行业和经济活动是关键。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加工贸易的问题。加工贸易模式使中国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体系中，造就了现今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然而，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这种模式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国内的价值获取非常有限。解决此问题，特别重要的是通过推动后向关联提高零部件供应的本土化程度。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已经在价值链低端建立了自身的独特优势和地位，如何利用现有优势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已经成为关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通过引进外资促进服务业提升和服务贸易发展。由于经济结构中制造业比重过高，服务业的发展无疑对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升级和增长至关重要。借助外资实现服务业有所突破，关键在于制定更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政策，取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之长，补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之短。
　　反思的目的不是限制和约束，而是完善和提升。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近期外部资金流入放缓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增长和就业方面的负面影响。从这一点上讲，外资的数量仍然重要，保持相对稳定的外资流入水平仍然是合理的政策目标。然而，从长远来看必须强调外资在研发、技术转让、品牌开发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和示范、关联及溢出效应等方面的影响。在政策导向上应兼顾各地自身需求，实现从以数量为主到以质量为主的转变，以“稳定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促进转型”为目标，力求外资为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和升级服务。
　　外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沿袭“发展型国家”理论，笔者在2004年出版的《新竞争：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发展》（英文版）一书中指出，不同于日韩经验，“发展型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合作已成为所谓“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无疑，两者之间的合作将持续下去，并在双赢的基础上不断演进，引领中国经济续写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