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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墨尔本，走在街上耳边能听到最多的一句表述，无疑就是“how are you(你好么)?”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互道“how are you”。我也一次次地对不同的人——熟识的、完全陌生的——送上“how are you”，一次次地越来越熟练而自然。
一直到一周前的那个晚上，我受邀参加在本校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晚宴上，我不经意目睹了这样一幕：当一位教授对一位新加盟的女教员道上“how are you”时，还没等那位女教员说完“good!yourself?”(不错!您呢?)，他却早已从她身边走过，满面春风地跟其它人握手说起话来。
我不由得自问：在一次次逢人送上的“how are you”之下，我是否真的去关心过对方好么?倘若我实际上并不真正关心对方，这难道不是一个“空白的符号性姿态”?就像廉价的香水，表面四溢的香气与温情下面，所遮盖的只是一个又一个无动于衷的身体。
在十分受欢迎的美国情景喜剧《弗莱泽》中，甚至有这样一个段子，“赤裸裸”地标示出了“how are you”这一问候的伪善：
弗莱泽走进办公室对他的工作伙伴洛丝说道，“Hi，洛丝，how are you?”洛丝的回答是，“你是真的想知道我好么。还是你仅仅是没话找话?如果你是真的想知道我好么，那么我告诉你……”弗莱泽立即打断洛丝——“哦，我只是没话找话。”
这一段子的笑料正在于，弗莱泽“坦诚地”、毫不迟疑地表达了——他实则根本不在乎洛丝好不好。而在日常生活中，恰恰几乎没有人会选择“弗莱泽式的坦诚”。我们还可以举《弗莱泽》中的另一个经典笑料：当指责这芬妮利用性来达到她的目的时，达芬妮反问弗莱泽，“好像你们男人从来不用性来达到你们的目的!”弗莱泽回答道：“我们怎么可能利用性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性就是我们的目的!”弗莱泽的“坦诚”之所以反而能激发笑声，正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坦诚”恰恰是被无形“禁止”的。
我们国人今天对于西方社会的想象性印象，实际上多半来自于一个关键词的误译：作为启蒙理念之一的“tolerance”，不应被翻译为“宽容”；它的实际意思乃是——“忍”。我们都知道，“忍”，总是内在地、结构性地包含着一个“界限”；而“宽容”则无此层意思。今日，美国社会中文化保守主义潮流大兴，实质上便正是因为“9·11”之后，许多美国人以“受害者”自居，认为他们已经“忍”够了，是时候拉下温情脉脉、尊重宽容的这一套，而应该“强硬”起来，应该强调自己文化的核心。这个“tolerance”，并非内心真诚的“宽容”，而本就是一个有条件的“忍”：其它文化族群是可以多元存在，只要他们并不大范围地侵入到我的生活区域之内；邻居与同事之间温情脉脉的“how are you”气氛是可以继续，只要对方别太真正地靠近——当对方不识相地打破这份“温情”的距离时，那就是“harassment”(骚扰)!
而在另一部热门美剧《绝望主妇》中，我们则在实质意义上，遭遇到了一个日常生活的激进革命。
剧中四位主妇之一的丽奈特，自她的邻居玛瑞－艾里丝自杀后，常常梦到玛瑞。因为在玛瑞自杀前，从超市购物回家的丽奈特曾在家门口，和出门取信件的玛瑞，有过这样一次“你好么”的对话：当丽奈特向玛瑞送出“你好么”的问候后，虽然玛瑞的回答是“谢谢，我很好”，但丽奈特看出了玛瑞的表情有些异样(实际上玛瑞从信箱中收到了一封恐吓信，正是这封恐吓信，使她回屋后拿枪自杀)。然而，丽奈特像大多数人们一样，快速地结束了这一“how are you”的对话，快步进屋整理购物袋中的物品。
之后的这些年，丽奈特一直深深地自责，如果当时自己真正关心玛瑞的话，怎么可以就这样地转身离去：“我看得出她处于痛苦之中，而我却走开了!”当她的另一位邻居苏珊劝解她——“可你也不能做什么啊”，她回答道：“这正是我所做的——什么也不做!”在该集的后面，在一个被用枪指着的危险环境下，当身边一名无辜者被枪杀后，丽奈特——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激愤地面对枪口挺身而起，对行凶者直言痛斥……她不能再让自己“什么也不做”，不能再让自己永远只是虚情假意地“关心”身边的人。
这，正是一个日常生活的激进革命，一个很多人认为现实世界中“不可能”的英雄行动。事件之后的那个晚上，身受枪伤、躺在医院的丽奈特，又做了一个梦，一个她曾频繁梦到的梦——即，和玛瑞最后一次的“how are you”对话。但在这一晚的梦中，情景却有了这样一个不同：当“你好么”、“谢谢，我很好”之后，丽奈特却放下了购物袋，而走向玛瑞——“我能感受出，你并不好，请告诉我哪里出事了，让我来帮你”……
是的，我们能够，就以我们自己当下的行动，去对这个“日常生活”作出激进改变。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政治的行动，便正是对在我们生活中，那套隐在地判定什么是日常现实之“可能”的无形的意识形态框架，作出尖锐的冲破，将它激进地改变。激进的革命，并不一定仅仅发生在那“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关头，同样可以来自于你我他日常生活中的行动。
一直到一周前的那个晚上，我受邀参加在本校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晚宴上，我不经意目睹了这样一幕：当一位教授对一位新加盟的女教员道上“how are you”时，还没等那位女教员说完“good!yourself?”(不错!您呢?)，他却早已从她身边走过，满面春风地跟其它人握手说起话来。
我不由得自问：在一次次逢人送上的“how are you”之下，我是否真的去关心过对方好么?倘若我实际上并不真正关心对方，这难道不是一个“空白的符号性姿态”?就像廉价的香水，表面四溢的香气与温情下面，所遮盖的只是一个又一个无动于衷的身体。
在十分受欢迎的美国情景喜剧《弗莱泽》中，甚至有这样一个段子，“赤裸裸”地标示出了“how are you”这一问候的伪善：
弗莱泽走进办公室对他的工作伙伴洛丝说道，“Hi，洛丝，how are you?”洛丝的回答是，“你是真的想知道我好么。还是你仅仅是没话找话?如果你是真的想知道我好么，那么我告诉你……”弗莱泽立即打断洛丝——“哦，我只是没话找话。”
这一段子的笑料正在于，弗莱泽“坦诚地”、毫不迟疑地表达了——他实则根本不在乎洛丝好不好。而在日常生活中，恰恰几乎没有人会选择“弗莱泽式的坦诚”。我们还可以举《弗莱泽》中的另一个经典笑料：当指责这芬妮利用性来达到她的目的时，达芬妮反问弗莱泽，“好像你们男人从来不用性来达到你们的目的!”弗莱泽回答道：“我们怎么可能利用性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性就是我们的目的!”弗莱泽的“坦诚”之所以反而能激发笑声，正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坦诚”恰恰是被无形“禁止”的。
我们国人今天对于西方社会的想象性印象，实际上多半来自于一个关键词的误译：作为启蒙理念之一的“tolerance”，不应被翻译为“宽容”；它的实际意思乃是——“忍”。我们都知道，“忍”，总是内在地、结构性地包含着一个“界限”；而“宽容”则无此层意思。今日，美国社会中文化保守主义潮流大兴，实质上便正是因为“9·11”之后，许多美国人以“受害者”自居，认为他们已经“忍”够了，是时候拉下温情脉脉、尊重宽容的这一套，而应该“强硬”起来，应该强调自己文化的核心。这个“tolerance”，并非内心真诚的“宽容”，而本就是一个有条件的“忍”：其它文化族群是可以多元存在，只要他们并不大范围地侵入到我的生活区域之内；邻居与同事之间温情脉脉的“how are you”气氛是可以继续，只要对方别太真正地靠近——当对方不识相地打破这份“温情”的距离时，那就是“harassment”(骚扰)!
而在另一部热门美剧《绝望主妇》中，我们则在实质意义上，遭遇到了一个日常生活的激进革命。
剧中四位主妇之一的丽奈特，自她的邻居玛瑞－艾里丝自杀后，常常梦到玛瑞。因为在玛瑞自杀前，从超市购物回家的丽奈特曾在家门口，和出门取信件的玛瑞，有过这样一次“你好么”的对话：当丽奈特向玛瑞送出“你好么”的问候后，虽然玛瑞的回答是“谢谢，我很好”，但丽奈特看出了玛瑞的表情有些异样(实际上玛瑞从信箱中收到了一封恐吓信，正是这封恐吓信，使她回屋后拿枪自杀)。然而，丽奈特像大多数人们一样，快速地结束了这一“how are you”的对话，快步进屋整理购物袋中的物品。
之后的这些年，丽奈特一直深深地自责，如果当时自己真正关心玛瑞的话，怎么可以就这样地转身离去：“我看得出她处于痛苦之中，而我却走开了!”当她的另一位邻居苏珊劝解她——“可你也不能做什么啊”，她回答道：“这正是我所做的——什么也不做!”在该集的后面，在一个被用枪指着的危险环境下，当身边一名无辜者被枪杀后，丽奈特——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激愤地面对枪口挺身而起，对行凶者直言痛斥……她不能再让自己“什么也不做”，不能再让自己永远只是虚情假意地“关心”身边的人。
这，正是一个日常生活的激进革命，一个很多人认为现实世界中“不可能”的英雄行动。事件之后的那个晚上，身受枪伤、躺在医院的丽奈特，又做了一个梦，一个她曾频繁梦到的梦——即，和玛瑞最后一次的“how are you”对话。但在这一晚的梦中，情景却有了这样一个不同：当“你好么”、“谢谢，我很好”之后，丽奈特却放下了购物袋，而走向玛瑞——“我能感受出，你并不好，请告诉我哪里出事了，让我来帮你”……
是的，我们能够，就以我们自己当下的行动，去对这个“日常生活”作出激进改变。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政治的行动，便正是对在我们生活中，那套隐在地判定什么是日常现实之“可能”的无形的意识形态框架，作出尖锐的冲破，将它激进地改变。激进的革命，并不一定仅仅发生在那“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关头，同样可以来自于你我他日常生活中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