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前，在中原大地上，曾经发生过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件：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洛阳。
　　 在攻陷洛阳之前，尽管李自成有起义农民军数万人，但多是河南饥民，战斗力相当低劣，其战斗骨干仍是其旧部约六七百人。之所以其能夺取洛阳，并非其力战之功，在于明军因得不到军饷而哗变。但是，李自成部在攻克洛阳后，收编了约3千名明朝正规军，实力有所扩充，特别是战斗骨干的数量大增。此外，李自成部队还收缴了一批武器辎重，大大改善了农民军的装备。可以说，李自成在洛阳所获得的军力和财富的增长，是其像问鼎天下踏出了坚实的一步。
　　 當然，洛阳的陷落，不过是李自成通向他短暂如流星一般的帝王之路上的小小点缀，而洛阳陷落后所发生的一件被后人大事渲染的骇人事件“起义军活煮分食福王朱常洵”。
　　 这一事件的悲剧主人公朱常洵《明史》有传，他是明代太祖皇帝洪武帝朱元璋第十一世孙，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皇三子，思宗崇祯帝朱由检之叔父，南明第二代皇帝福王朱由崧之父。福王朱常洵因其母郑贵妃得宠于神宗，郑贵妃曾挖空心思想废掉朱常洛的皇太子地位，使朱常洵成为神宗万历皇帝的帝位继承人，经过政治较量，郑贵妃的阴谋虽未得逞，但因子以母贵的原因，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让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洵封藩洛阳“享有大国，著声藩辅”，地位十分显赫。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二十四日，朱常洵就藩洛阳，得庄田二万顷。由于朱常洵接受了明神宗大量赏赐，加上历年来横征暴敛，财宝无数，“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
　　 福王朱常洵大婚时，万历皇帝一下子抛出三十万两巨款;给朱常洵在洛阳所修的王府，花费白银二十八万两，超过祖制规定的十倍;朱常洵“就藩”时，万历一下子赐了上等良田四万顷。有了这样巨大的财富和如此众多的特权，朱常洵还不满足。他在洛阳，与民争利，“官校藐法，横于洛中”，中使四出，“驾贴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
　　 几十年过后，福王朱常洵的好日子到了头。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福王朱常洵仓皇缒城而出，逃到城外一座破庙中潜藏，第二天被起义军抓获。
　　 后世野史曾绘声绘色的记录下了这一惨剧的经过：
　　 福王被捉后，以亲王之尊跪爬在李自成面前，汗流浃背，乞求李自成饶他不死。李自成不为所动，他当众斥责福王朱常洵：“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把他拉下去，先痛打了四十大板，打得血肉横飞之后，再一刀枭首，将头颅示众。至于那三百多斤的躯体，李自成也充分利用，“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灼王血，杂鹿醢尝之，名曰福禄酒”，剔去毛发，拔掉指甲，又杀掉几只鹿，放在一起炖了几大锅，摆酒开宴，名叫“福禄酒会”。
　　 而另一有关李自成起义军“吃福王朱常洵”的说是这样的：
　　 洛阳城破后，福王朱常洵被生擒活捉。贪生怕死的朱常洵一见到李自成，就体如筛糠，一个劲地叩头乞求饶命，李自成端坐殿上亲自审问朱常洵，怒斥道：你身为亲王，富甲天下。在这如此饥荒之年，不肯拿出毫厘赈济百姓，你真是个奴才。命左右打他四十大板后，将他的头砍下，挂在洛阳城门上示众，农民军还把他的尸体剁成肉酱，杂以鹿肉下酒，称福禄酒，以解心头大恨。
　　 这个版本的“福禄酒”虽然没有上个版本那么骇人听闻，但也足够让后来人寒毛直竖，背心发凉。
　　 这两个有关福王朱常洵之死的故事流传极广，而且影响深远，以至于不见正史的“福禄酒会”成了众口铄金的可信野史，被后人口口相传，录入各种民间“实录”。
　　 但1924年在孟津县麻屯乡庙槐村南约500米处出土的明朝福王朱常洵圹志，却打破了这个长期被人们信服的福王死后，尸体被做成“福禄酒”宴席的传统说法。
　　 “明福王朱常洵圹志”墓志现收藏于孟津县龙马负图寺。志高、广各79厘米，厚10厘米，楷书，21行，满行25字。四边线刻飞龙纹，撰文者为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盖为盝顶，篆书“大明福忠王圹志”。
　　 关于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洛阳城的日期及处死福王朱常洵的经过，《圹志》明确写道：“大明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突有流贼数万攻陷府城”。这是李自成攻克洛阳的具体日期，志中所称“王独挺身抗节，指贼大骂”，“慷慨激烈，与城俱亡。刚肠浩气，虽死犹生”等美化福王的内容云云。
　　 而据《明史》载：当时“河南连年大旱，蝗虫成灾，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肥（福）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阳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方家居闻之，惧以利害告常洵，不为意。（明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连陷永宁、宜阳。明年正月，参政王荫昌帅众警备，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各引兵至。常洵召三将入，赐归加礼，越数日，贼大至攻城，朱常洵出千金募勇士，缒而出，用予入贼营。夜半，绍禹亲军从城上呼贼相笑语，挥刀杀守堞者，烧城楼，开北门纳贼，常洵缒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贼迹而执之，遂遇害”。
　　 需要指出的是，朱常洵被起义军处死是必然的。因为他平日恃仗是皇帝的至亲，到处兼并土地，“中州腴不足，取河南、湖广益之”。并整日沉湎于声色之中，“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广大农民食不果腹，流离失所，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在李自成起义军压境之际，又誓死抵抗，当官兵和贼军里应外合，攻克洛阳后，福王藏匿在迎恩寺内被搜出捉拿。第二天，在城西周公庙内，由李自成主持处死。同时处决的还有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河南知府亢孟桧等。
　　 根据《明史》的文字和《圹志》的实物的记载，显然与朱常洵被活活煮成人肉汤的稗官野史不符，也就是说，第一个“超残酷版福禄酒”宴会是杜撰的故事。
　　 又从福王朱常洵圹志“祭葬从优，一切丧礼视诸藩倍”，及以“大明崇祯十六年正月初八日，葬邙山之原”，以及《明史》本传载福王被杀后，“两承奉伏尸哭，贼摔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粉无所恨’。贼义而许之。桐棺一寸，载以断车……”志史对照，说明福王被义军杀害后，尸体仍存。这就是说那个“血腥版的福禄酒”宴会也非史实。
　　 至于“福禄酒”传言如何空穴来风，成为伪史，今天的学者一般认为：在福王朱常洵尸体的去向问题，几百年来，站在统治者立场上的清朝统治者为此大做文章，说洛阳城被李自成义军攻克后，“福王及世子由崧缒城去，王以体肥，不能远走，贼得而杀之，称其肉重三百六十余斤，脔分股割，与鹿肉同烹，群贼胪食，名曰：‘福鹿宴’”。
　　 显然，所谓“福鹿宴”，不过是为了彰显其正当性的清朝统治者，对李自成起义军的诬蔑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