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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沈太福是因为高息集资、扰乱中央金融政策而被捕的，最后却是以贪污和行贿罪名被起诉。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非法集资”这一法律罪名。此案之后的1995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商业银行法》首次提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概念，及至1997年，中国关于民间集资的刑法规制框架基本建构起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三个罪名成为悬在民间集资者头上的三把利剑。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各地掀起一波市场经济投资热潮，人们做生意的热情空前高涨，但是“第一桶金”从哪里来呢？于是民间各种集资如雨后春笋，利息更是水涨船高。一时间，沿海很多地方，民间拆借资金利息竟高达16%～20%，当时国家银行储蓄利率仅为12%左右。在这样火热的氛围下，沈太福的长城公司应运而生，半年时间非法集资达10亿，这个数字在当年相当惊人。
高利息“出牌”
沈太福，1954年生于吉林省四平市，别看身高不足一米六，能量却是比人高。
1986年沈太福怀揣30万元巨款进军北京，以私人资本注册成立了长城机电技术开发公司，但因为没有正业，很快就坐吃山空。
1990年6月，辽宁省阜新矿务局的工程师屈维谦、吴江因一项发明专利寻求合作，与沈太福一拍即合走到一起。沈太福低价买下这个没有注册的机电发明专利，将专利权登记在自己和老婆名下。
屈维谦、吴江发明的“逆变型无整流予三相换向器电动机”，通俗地说，就是“调速电机”，这种电机可以用在发电厂、水泥厂、自来水厂、矿井等许多行业。和现在正在使用的普通电机相比，能自动调节电机速度，使原来大马拉小车变成什么马拉什么车，从而达到节电的效果，节电的效率从20%到70%不等。
沈太福趁当时国内电力供应紧张，挥舞起机电开发的招牌，在海南、长春等地成立机电开发公司。名头虽然响亮但还是赚不到钱，反倒欠下一屁股大债。
沈太福找到一伙高人帮他企划高招，明白告诉他们： “只要我马上能够拿到钱，我就能够大胆地干个够，利息我可以出到24%！”于是高人们精心设计：要高举“发展节能电机”的大招牌，要打出高利息大回报，要用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的大好形势，大张旗鼓向民间集资。具体地说，就是无论男女老少，均可与长城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投资额3000元起，上不封顶。合同中承诺，投资人可以随时提取自己的资金，而且投资回报很可观，长城公司承诺“按季支付补偿费”，每年“补偿率”达24%，比银行当时的储蓄利率高出一倍（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为12%左右）。这其实就是以发展节能电机为名，以高利息为诱饵，以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的形式，向社会广泛集资。
好牌打出来了，口号亮起来了，合同印出来了，上门咨询的倒是有几个，就是没人愿意签合同。沈太福鬼精鬼灵，马上猜想，去啥地方一下子就能够找到好多的有钱人呢？他亲自率领部下钻进卡拉OK歌舞厅，专门找伴舞的小姐们，一个个打通思想：只要你能拉来投资，拉1万元我给你200元，拉1000万元我就给你20万元！
拉投资的风潮一时间吹遍舞厅内外，人们奔走游说，上单位拉领导，托关系找熟人，几天工夫长城债券热得烫手。
媒体和科委副主任推波助澜
在此次集资活动中，各地的媒体记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前，沈太福偶然认识一位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的蔡原江，请他兼职长城公司的《长城内外》杂志的高级编辑。当时正是需要媒体为他鼓噪的时候，蔡原江受沈太福之托，找到大学的哥们、《科技日报》社记者孙树兴，双双飞赴海南，出手助力长城公司的大集资。
一见面，沈太福就给蔡原江、孙树兴每人2000元，还有当年珍稀物品高档密码手提箱一个。
孙树兴回到北京，很快赶制出长篇通讯《二十天集资二千万》，对长城公司的集资业绩大加鼓吹，并刊登在《科技日报》头版头条。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孙树兴又相继发表了《用高科技和我们百年不懈的改革开放筑起新的长城》以及《为了千百万父老兄弟》等长篇报道，对长城公司的集资给予高调的追踪报道。正是在媒体的催热下，沈太福跑马圈地，战无不胜。
在孙树兴的牵线下，沈太福又幸运地结识了曾经担任过《科技日报》总编辑、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李效时。在沈太福案中，李效时扮演了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当《科技日报》对长城公司大加报道的时候，他便对这个节能项目深信不疑。
1992年6月28日，沈太福专门拜访国家科委，求见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双手呈送刊载着《二十天集资二千万》一文的《科技日报》，再三说请领导“看一看”。
很快，李主任在报纸上批示道：“科技成果的关键在于应用，在于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在这方面，资金投入不足成为困惑我们转化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投入转化，还是广开门路、多辟渠道筹集资金来转化，确实值得我们探索。《二十天集资二千万》的报道，应该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迪。”
第二天下午，李效时亲自赶到北京长城公司，把批示过的报纸当面交给沈太福，表示很愿意向长城公司中层以上干部训话。沈太福大喜过望，立即召集所有人马，聆听高级领导的教诲。
李效时面对长城公司的员工，充分肯定他们集资的勇敢探索，还应沈太福的请求留下珍贵题词：“愿长城目标早日实现！”分手时候，李效时告诉沈太福：“沈总你放心，我很快还要到你们长城公司来的！”
1992年7月，孙树兴电告沈太福，我和蔡原江正陪同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出差广州，很快就要去你们公司视察。沈太福火速飞往广州，向两位记者各奉送5000元辛苦费。
1992年7月14日，李效时在两位记者陪同下，绕道海口拜会沈太福，专门作了长篇大论：“二十天左右的时间，你们就集资达两千多万元，是成功之举。我从深圳到广州、到海南，宣传了一路长城。为什么宣传呢？在我国，创办科技实业是充满希望的事业，长城公司所办的就是科技实业，通过开发有技术含量的产品，使效益含金量提高，同时吸引一些科技人员发挥作用。” 李效时说：“长城公司开发节能70%的调速电机，是含金量很高的技术产品，可以说是一场电机革命。长城公司走的这条路子，有利于振兴国民经济，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是大有意义的事业。”
其实长城公司只卖出过50多台电机，收入只有600多万元。为了宣传经营业绩良好，沈太福不得不拿出3.2亿元集资款充当公司营业收入，向税务部门缴纳1100多万元税款。沈太福还先后聘请160多名担任过司局长的老干部，充当长城公司的顾问，收买他们的嘴巴广泛宣传他的辉煌业绩。据传，沈太福对媒体和官员公关不遗余力，仅红包攻势就花费3000多万。
李效时说：“社会上有些叽叽喳喳之声，也是正常的。在改革年代，传统观念与改革意识发生摩擦，不足为怪，我们不要被这些所困扰。国家科委坚定不移地支持高科技事业，支持科技人员从大院大所中走出来，在高科技主战场发挥生力军作用。小平同志讲，科技人员要分流。往哪流？流入主战场，发展生产力……”——沈太福在全国开设20 多个分公司，另加100 多个分支机构，雇用3000 多人，买记者造新闻、发广告贴广告、拉人头大集资，短短时间内就集资人民币10多亿，投资者高达10多万人。
李效时在沈太福陪同下，视察了海南长城公司总部，翻阅了技术转让合同书、银行进出款证明等等，观看了办理技术转让的全部程序。临别时叮嘱沈太福：“在打大仗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在小战役上出现失误。”
有两位记者助澜推波，李效时的言行很快被新闻界广泛报道，一时轰动国内外。由李效时授意，国家科委政策法规司向全国发布红头文件，充分肯定长城公司的集资创举。
买有用东西当然要花大钱
1993年3月3日，孙树兴找到沈太福，明确提出：李主任对你们长城公司的事这么关心，你是不是要表示表示？沈太福说：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下午五点多钟，两人来到李效时办公室。李效时开门见山就说：为你们长城公司的事，我可是担了很大责任啊！沈太福立马回应：没有李主任帮忙，我们集资根本办不成！
李效时告诉沈太福，几天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找上门来，质问我长城公司的集资方式，是不是符合《技术合同法》？我就对他说，《技术合同法》就是我主持制订的，长城公司这种集资方式合不合法，我还能不知道吗？那位副行长当时就发了脾气，他说，按你们科委这样干下去，中国再有几个沈太福，我这个行长就不用当了。我没理睬他，后来他气呼呼地走了。
沈太福告辞，孙树兴马上拿出4万元钱：李主任，沈太福说了，长城公司的事让您受了不少牵连，要向您表示一点心意。
当年4万元算是一笔巨款，所以李效时立刻严肃起来，不行！这钱我不能收的。
孙树兴说，那能不能变通一下，比如用你儿子的名义，投资到长城公司去，每个月还有2%的利息。
李效时没有表态。
第二天孙树兴赶到长城公司，以李效时儿子的名字签订一份《技术开发合同书》，将4万元投资长城公司。孙树兴回到李效时办公室，李不在，赶到李效时家，李家没人，他将装着合同书的大信封塞进李效时家的门缝里。第三天上午孙树兴打电话问，李主任，合同书您收到了吗？李效时回答收到了。
最后一分钱也没带走
沈太福掀起的全国集资风暴，引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高度警觉。他一向关注金融风险，已经看明白“长城集资模式”一旦被广泛效仿，一个体制外的、缺乏制度管控的金融流通圈，将会席卷全国，国家的金融管制政策必将彻底崩溃。他亲自下令，立即中止长城公司的所有活动。
为了隆重庆祝集资超过10亿元，1993年3月6日晚，沈太福举办大型庆祝酒会，不料却收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北京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乱集资问题的通报》，明确指出，长城公司“实际上是变相发行债券，且发行额大大超过其自有资产净值，担保形同虚设，所筹集资金用途不明，投资风险大，投资者利益难以保障”，必须“限期清退所筹集资金”。
沈太福自认为后台有国家科委副主任，有御用记者，还有十多万投资客户，足以跟国家银行较量一番，宴会上他叫阵状告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索赔人民币1亿元，一时轰动国内外。
3月29日，沈太福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国家科委、人民银行总行步调不一致，婆家、娘家有矛盾”，让他这个民办企业的“小媳妇”吃亏，现因政府干涉，公司难以经营，要向国外拍卖。他还高调宣布，立马将投资者的年利息由24%提高到48%。
随后两天，各地民众纷纷来到长城公司挤兑，沈太福往日依靠的记者和老干部全都没了踪迹。
3月31日上午，沈太福再次召开中外记者会，下午他却现身北京首都机场，带着三张假身份证、一皮箱现款，准备出逃国外，不料被警方截获。4月18日他被宣布逮捕。
李效时得知公安机关已经抓捕了沈太福后，很快找到孙树兴，将装有合同书的大信封交给他，说东西都在里面，我没动过，你赶快送回去吧，这下我就干净了。
在国务院直接参与下，各地组成20多个清查组，清查清退了半年，总算帮助长城公司的投资者收回70%本金，全国清退款总比例高达90%以上。
此后，国务院发文正式提出“非法集资”的概念，而后相关“非法集资”的法律罪名也相继出台。
1994 年4 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沈太福多次以借款名义，从公司集资部提取社会集资款共计300万元，构成贪污罪；先后向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等21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钱、物等合计人民币25万余元，构成行贿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香港《文汇报》报道说，120名官员因此案受到牵连。4月11日，沈太福被执行枪决。
案件牵扯出的贪官
中纪委领导找李效时谈话，当面出示长城公司的4万元集资合同书，他回答得理直气壮：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份合同，也没有拿过什么集资利息，你们怎么能说我是受贿呢？检察机关审讯他时，他又说集资合同是他老婆拿的，他根本不知情。还多次威胁检察人员：我是国家科委副主任，你们不能随随便便就审查我！
检察机关很快查清，1991年李效时认识了港商梁某夫妇，亲自介绍梁某与北京市同力制冷设备公司合作。1992年梁某经营不善，只好跟李效时的儿子在海南合办公司，由她出资，李效时的儿子出马作代理办理所有手续。这家公司从此得到李效时多方关照，大赚特赚，梁某终于认识到：“有李效时这样身份的人支持，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1992年，李效时三儿子出国留学，梁某拿出5000元港币，送给李效时。1993年，李效时出国访问，梁某交给李效时美金1000元。两年时间，梁某夫妇向李效时行贿人民币26000元、港币25000元、美元1500元。
为了感谢北京同力制冷设备公司和梁某，李效时利用职务便利，把他们生产空调机的节能技术项目列入国家科委火炬计划。李效时还找过设备公司经理，说父亲来到北京，感觉天气太热，能不能帮助装一台空调。经理马上派人给李安装一台空调机。
李效时担任《科技日报》社社长时候，还利用为地方单位刊登文章收受贿赂4万元，利用拍电视剧的名义索要赞助费17万元。
1994年3月4日，法院一审判决：李效时犯受贿罪、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没收个人部分财产。
《科技日报》记者孙树兴先后炮制《二十天集资二千万》、《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一次创举》、《沈太福大扩张》、《长城伸向海南》等报道，沈太福先后给他人民币2万多元，还有密码手提箱、皮尔·卡丹西服、日产美能达全自动照相机等贵重物品。孙犯有受贿罪和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蔡原江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沈太福被执行死刑后，步他后尘的非法集资大有人在，诈骗手法却也万变不离其宗，不外乎高额回报的诱惑。但愿随着一起又一起案件的披露，一个又一个受害者的亲身经历，能让投资者擦亮眼睛，不再上当受骗。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各地掀起一波市场经济投资热潮，人们做生意的热情空前高涨，但是“第一桶金”从哪里来呢？于是民间各种集资如雨后春笋，利息更是水涨船高。一时间，沿海很多地方，民间拆借资金利息竟高达16%～20%，当时国家银行储蓄利率仅为12%左右。在这样火热的氛围下，沈太福的长城公司应运而生，半年时间非法集资达10亿，这个数字在当年相当惊人。
高利息“出牌”
沈太福，1954年生于吉林省四平市，别看身高不足一米六，能量却是比人高。
1986年沈太福怀揣30万元巨款进军北京，以私人资本注册成立了长城机电技术开发公司，但因为没有正业，很快就坐吃山空。
1990年6月，辽宁省阜新矿务局的工程师屈维谦、吴江因一项发明专利寻求合作，与沈太福一拍即合走到一起。沈太福低价买下这个没有注册的机电发明专利，将专利权登记在自己和老婆名下。
屈维谦、吴江发明的“逆变型无整流予三相换向器电动机”，通俗地说，就是“调速电机”，这种电机可以用在发电厂、水泥厂、自来水厂、矿井等许多行业。和现在正在使用的普通电机相比，能自动调节电机速度，使原来大马拉小车变成什么马拉什么车，从而达到节电的效果，节电的效率从20%到70%不等。
沈太福趁当时国内电力供应紧张，挥舞起机电开发的招牌，在海南、长春等地成立机电开发公司。名头虽然响亮但还是赚不到钱，反倒欠下一屁股大债。
沈太福找到一伙高人帮他企划高招，明白告诉他们： “只要我马上能够拿到钱，我就能够大胆地干个够，利息我可以出到24%！”于是高人们精心设计：要高举“发展节能电机”的大招牌，要打出高利息大回报，要用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的大好形势，大张旗鼓向民间集资。具体地说，就是无论男女老少，均可与长城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投资额3000元起，上不封顶。合同中承诺，投资人可以随时提取自己的资金，而且投资回报很可观，长城公司承诺“按季支付补偿费”，每年“补偿率”达24%，比银行当时的储蓄利率高出一倍（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为12%左右）。这其实就是以发展节能电机为名，以高利息为诱饵，以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的形式，向社会广泛集资。
好牌打出来了，口号亮起来了，合同印出来了，上门咨询的倒是有几个，就是没人愿意签合同。沈太福鬼精鬼灵，马上猜想，去啥地方一下子就能够找到好多的有钱人呢？他亲自率领部下钻进卡拉OK歌舞厅，专门找伴舞的小姐们，一个个打通思想：只要你能拉来投资，拉1万元我给你200元，拉1000万元我就给你20万元！
拉投资的风潮一时间吹遍舞厅内外，人们奔走游说，上单位拉领导，托关系找熟人，几天工夫长城债券热得烫手。
媒体和科委副主任推波助澜
在此次集资活动中，各地的媒体记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前，沈太福偶然认识一位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的蔡原江，请他兼职长城公司的《长城内外》杂志的高级编辑。当时正是需要媒体为他鼓噪的时候，蔡原江受沈太福之托，找到大学的哥们、《科技日报》社记者孙树兴，双双飞赴海南，出手助力长城公司的大集资。
一见面，沈太福就给蔡原江、孙树兴每人2000元，还有当年珍稀物品高档密码手提箱一个。
孙树兴回到北京，很快赶制出长篇通讯《二十天集资二千万》，对长城公司的集资业绩大加鼓吹，并刊登在《科技日报》头版头条。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孙树兴又相继发表了《用高科技和我们百年不懈的改革开放筑起新的长城》以及《为了千百万父老兄弟》等长篇报道，对长城公司的集资给予高调的追踪报道。正是在媒体的催热下，沈太福跑马圈地，战无不胜。
在孙树兴的牵线下，沈太福又幸运地结识了曾经担任过《科技日报》总编辑、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李效时。在沈太福案中，李效时扮演了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当《科技日报》对长城公司大加报道的时候，他便对这个节能项目深信不疑。
1992年6月28日，沈太福专门拜访国家科委，求见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双手呈送刊载着《二十天集资二千万》一文的《科技日报》，再三说请领导“看一看”。
很快，李主任在报纸上批示道：“科技成果的关键在于应用，在于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在这方面，资金投入不足成为困惑我们转化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投入转化，还是广开门路、多辟渠道筹集资金来转化，确实值得我们探索。《二十天集资二千万》的报道，应该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迪。”
第二天下午，李效时亲自赶到北京长城公司，把批示过的报纸当面交给沈太福，表示很愿意向长城公司中层以上干部训话。沈太福大喜过望，立即召集所有人马，聆听高级领导的教诲。
李效时面对长城公司的员工，充分肯定他们集资的勇敢探索，还应沈太福的请求留下珍贵题词：“愿长城目标早日实现！”分手时候，李效时告诉沈太福：“沈总你放心，我很快还要到你们长城公司来的！”
1992年7月，孙树兴电告沈太福，我和蔡原江正陪同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出差广州，很快就要去你们公司视察。沈太福火速飞往广州，向两位记者各奉送5000元辛苦费。
1992年7月14日，李效时在两位记者陪同下，绕道海口拜会沈太福，专门作了长篇大论：“二十天左右的时间，你们就集资达两千多万元，是成功之举。我从深圳到广州、到海南，宣传了一路长城。为什么宣传呢？在我国，创办科技实业是充满希望的事业，长城公司所办的就是科技实业，通过开发有技术含量的产品，使效益含金量提高，同时吸引一些科技人员发挥作用。” 李效时说：“长城公司开发节能70%的调速电机，是含金量很高的技术产品，可以说是一场电机革命。长城公司走的这条路子，有利于振兴国民经济，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是大有意义的事业。”
其实长城公司只卖出过50多台电机，收入只有600多万元。为了宣传经营业绩良好，沈太福不得不拿出3.2亿元集资款充当公司营业收入，向税务部门缴纳1100多万元税款。沈太福还先后聘请160多名担任过司局长的老干部，充当长城公司的顾问，收买他们的嘴巴广泛宣传他的辉煌业绩。据传，沈太福对媒体和官员公关不遗余力，仅红包攻势就花费3000多万。
李效时说：“社会上有些叽叽喳喳之声，也是正常的。在改革年代，传统观念与改革意识发生摩擦，不足为怪，我们不要被这些所困扰。国家科委坚定不移地支持高科技事业，支持科技人员从大院大所中走出来，在高科技主战场发挥生力军作用。小平同志讲，科技人员要分流。往哪流？流入主战场，发展生产力……”——沈太福在全国开设20 多个分公司，另加100 多个分支机构，雇用3000 多人，买记者造新闻、发广告贴广告、拉人头大集资，短短时间内就集资人民币10多亿，投资者高达10多万人。
李效时在沈太福陪同下，视察了海南长城公司总部，翻阅了技术转让合同书、银行进出款证明等等，观看了办理技术转让的全部程序。临别时叮嘱沈太福：“在打大仗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在小战役上出现失误。”
有两位记者助澜推波，李效时的言行很快被新闻界广泛报道，一时轰动国内外。由李效时授意，国家科委政策法规司向全国发布红头文件，充分肯定长城公司的集资创举。
买有用东西当然要花大钱
1993年3月3日，孙树兴找到沈太福，明确提出：李主任对你们长城公司的事这么关心，你是不是要表示表示？沈太福说：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下午五点多钟，两人来到李效时办公室。李效时开门见山就说：为你们长城公司的事，我可是担了很大责任啊！沈太福立马回应：没有李主任帮忙，我们集资根本办不成！
李效时告诉沈太福，几天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找上门来，质问我长城公司的集资方式，是不是符合《技术合同法》？我就对他说，《技术合同法》就是我主持制订的，长城公司这种集资方式合不合法，我还能不知道吗？那位副行长当时就发了脾气，他说，按你们科委这样干下去，中国再有几个沈太福，我这个行长就不用当了。我没理睬他，后来他气呼呼地走了。
沈太福告辞，孙树兴马上拿出4万元钱：李主任，沈太福说了，长城公司的事让您受了不少牵连，要向您表示一点心意。
当年4万元算是一笔巨款，所以李效时立刻严肃起来，不行！这钱我不能收的。
孙树兴说，那能不能变通一下，比如用你儿子的名义，投资到长城公司去，每个月还有2%的利息。
李效时没有表态。
第二天孙树兴赶到长城公司，以李效时儿子的名字签订一份《技术开发合同书》，将4万元投资长城公司。孙树兴回到李效时办公室，李不在，赶到李效时家，李家没人，他将装着合同书的大信封塞进李效时家的门缝里。第三天上午孙树兴打电话问，李主任，合同书您收到了吗？李效时回答收到了。
最后一分钱也没带走
沈太福掀起的全国集资风暴，引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高度警觉。他一向关注金融风险，已经看明白“长城集资模式”一旦被广泛效仿，一个体制外的、缺乏制度管控的金融流通圈，将会席卷全国，国家的金融管制政策必将彻底崩溃。他亲自下令，立即中止长城公司的所有活动。
为了隆重庆祝集资超过10亿元，1993年3月6日晚，沈太福举办大型庆祝酒会，不料却收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北京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乱集资问题的通报》，明确指出，长城公司“实际上是变相发行债券，且发行额大大超过其自有资产净值，担保形同虚设，所筹集资金用途不明，投资风险大，投资者利益难以保障”，必须“限期清退所筹集资金”。
沈太福自认为后台有国家科委副主任，有御用记者，还有十多万投资客户，足以跟国家银行较量一番，宴会上他叫阵状告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索赔人民币1亿元，一时轰动国内外。
3月29日，沈太福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国家科委、人民银行总行步调不一致，婆家、娘家有矛盾”，让他这个民办企业的“小媳妇”吃亏，现因政府干涉，公司难以经营，要向国外拍卖。他还高调宣布，立马将投资者的年利息由24%提高到48%。
随后两天，各地民众纷纷来到长城公司挤兑，沈太福往日依靠的记者和老干部全都没了踪迹。
3月31日上午，沈太福再次召开中外记者会，下午他却现身北京首都机场，带着三张假身份证、一皮箱现款，准备出逃国外，不料被警方截获。4月18日他被宣布逮捕。
李效时得知公安机关已经抓捕了沈太福后，很快找到孙树兴，将装有合同书的大信封交给他，说东西都在里面，我没动过，你赶快送回去吧，这下我就干净了。
在国务院直接参与下，各地组成20多个清查组，清查清退了半年，总算帮助长城公司的投资者收回70%本金，全国清退款总比例高达90%以上。
此后，国务院发文正式提出“非法集资”的概念，而后相关“非法集资”的法律罪名也相继出台。
1994 年4 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沈太福多次以借款名义，从公司集资部提取社会集资款共计300万元，构成贪污罪；先后向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等21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钱、物等合计人民币25万余元，构成行贿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香港《文汇报》报道说，120名官员因此案受到牵连。4月11日，沈太福被执行枪决。
案件牵扯出的贪官
中纪委领导找李效时谈话，当面出示长城公司的4万元集资合同书，他回答得理直气壮：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份合同，也没有拿过什么集资利息，你们怎么能说我是受贿呢？检察机关审讯他时，他又说集资合同是他老婆拿的，他根本不知情。还多次威胁检察人员：我是国家科委副主任，你们不能随随便便就审查我！
检察机关很快查清，1991年李效时认识了港商梁某夫妇，亲自介绍梁某与北京市同力制冷设备公司合作。1992年梁某经营不善，只好跟李效时的儿子在海南合办公司，由她出资，李效时的儿子出马作代理办理所有手续。这家公司从此得到李效时多方关照，大赚特赚，梁某终于认识到：“有李效时这样身份的人支持，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1992年，李效时三儿子出国留学，梁某拿出5000元港币，送给李效时。1993年，李效时出国访问，梁某交给李效时美金1000元。两年时间，梁某夫妇向李效时行贿人民币26000元、港币25000元、美元1500元。
为了感谢北京同力制冷设备公司和梁某，李效时利用职务便利，把他们生产空调机的节能技术项目列入国家科委火炬计划。李效时还找过设备公司经理，说父亲来到北京，感觉天气太热，能不能帮助装一台空调。经理马上派人给李安装一台空调机。
李效时担任《科技日报》社社长时候，还利用为地方单位刊登文章收受贿赂4万元，利用拍电视剧的名义索要赞助费17万元。
1994年3月4日，法院一审判决：李效时犯受贿罪、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没收个人部分财产。
《科技日报》记者孙树兴先后炮制《二十天集资二千万》、《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一次创举》、《沈太福大扩张》、《长城伸向海南》等报道，沈太福先后给他人民币2万多元，还有密码手提箱、皮尔·卡丹西服、日产美能达全自动照相机等贵重物品。孙犯有受贿罪和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蔡原江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沈太福被执行死刑后，步他后尘的非法集资大有人在，诈骗手法却也万变不离其宗，不外乎高额回报的诱惑。但愿随着一起又一起案件的披露，一个又一个受害者的亲身经历，能让投资者擦亮眼睛，不再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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