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世纪，一个叫陶成道的明朝人，决定实现自己的飞翔梦。他坐在一张捆绑着47支火箭的椅子上，手持两个大风筝，用生命向天空发射了人类的第一次火光，硝烟散尽后，粉身碎骨。
　　中国人对“飞天”的热望刻在历史的长河里，从木鸟到竹雀，从纸鸢浮游到硝烟腾空。哪怕在一穷二白的年代——零下30摄氏度的呼啸北风、漫天飞扬的黄沙，窝头和盐水是三餐，破旧的土坯房是居所，也不忘向天空和星宇倾诉衷肠。这样的岁月，被中国航天界元老戚发轫院士评价为：一种艰苦而幸福的生活。
　　在9月30日公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中，《诗》这一单元讲的就是这群航天人的故事。中秋节那天，主创团队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了一场放映活动，88岁的戚发轫含泪看完了片子。他想起那一天在酒泉基地，“东方红一号”点火后芯箭分离，搞火箭的同志兴奋得跳了起来，他却不敢高兴。等卫星绕了半圈到达喀什站，他才跳了起来，那是终身难忘的幸福。
　　导演是一位“新人”——章子怡，从影22年，合作过张艺谋、李安、王家卫、冯小刚、吴宇森等各大名导，拿过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金像奖、金马奖五大“影后”，在42岁这一年，初执导筒。在《诗》中，她展现的是黄沙漫天与星空蔚蓝下，一個四口之家普通而悲壮的故事。而在他们背后，是一群啃着窝窝头、与炸药为伍，却梦想“在天上写诗”的航天人。

“每一次落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对章子怡来说，第一个难点是找到故事的原点——航天人的事迹浩如烟海，哪一个更打动人心？
　　她做了大量人物采访，8个月的时间，底稿素材生成了十几版：义无反顾投身科研的夫妇、发射基地小学里默默教书的校长、科研家属院里做风筝想让八音盒飞上天的孩子……每一个都通向无数的可能。
　　直到“火药雕刻工”徐立平的故事进入她的视野。固体火箭发动机是运载火箭和导弹装备的“心脏”，里面装满橡胶一样的燃料，徐立平的工作就是用刀具为燃料整形。这是一道极为精细、危险的工序，几克的燃料就能剧烈燃烧，徐立平却要在几百公斤燃料的包围下，雕刻出误差不超过0.2毫米的火药药面。如此30多年，他的身体因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畸形地扭曲，头发也因频繁接触火药而越发稀少。
　　“每一次落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这是2015年《感动中国》授予徐立平的颁奖词。章子怡被这个工作所吸引，继而发现了一群为发射“中国第一星”筚路蓝缕却隐于幕后的航天人。
　　“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着。”这是中央对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提出的要求。上不上得去，要看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能不能把卫星送上去。一级、二级是液体发动机，已试验成功;难的是第三级固体发动机，国际上严密封锁技术，一切靠自力更生，摸着石头过河。
　　1965年，当烈风拂过内蒙古的戈壁草滩，一群外省青年来到这里安营扎寨，秘密开展一项代号为651的工程——研制第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这里常年风沙弥漫，每跨一步都会被流沙阻滞着后退半步，腿肚子不久就酸疼僵硬。全体干部职工，一边搞科研生产，一边自己动手脱土坯，在荒坡野岭上盖起“干打垒”，一年四季，基本靠窝头、土豆和白菜果腹。
　　50多年后，章子怡带着剧组来到这里拍摄，将已成为断壁残垣的“干打垒”和小学校，复原成原来的模样。当年在内蒙古工作的第一代航天人、76岁的高崇武来片场观摩时，一下“好像穿越了时空”。摄影机架在他和同事们住过的房子里，演员们忙碌在真实的发动机试车台。防爆墙钢筋裸露、斑驳陆离，是当年被上千度烈火煅烧留下的累累伤痕。
　　高崇武为章子怡讲了很多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他最难忘的人是总工程师杨南生。1950年，杨南生放弃英国的高薪聘请，辗转回国，扎根荒漠。他的一条腿患上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就用另一条好腿蹬着破自行车，每天顶着大风“沙漠走单骑”。那时没有高速摄影机，为了弄清发动机失败的爆炸点，杨南生常站在一墙之隔的观察窗后仔细看。透明的有机玻璃只有5厘米厚，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1970年4月24日，杨南生带领的队伍用第三级固体发动机的最后一推，将“东方红一号”送入了太空。电影里，黄轩饰演的父亲身上就有杨南生的影子——同样地骑着自行车在荒野穿梭，同样地在试车间的观察窗后与爆炸和死亡狭路相逢。星空下，他和儿子在跷跷板上谈心，隐秘地说起自己的工作：“我是个诗人，是个在天上写诗的人。”
　　为了“上天写诗”，父亲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看电影的时候，高崇武不断流泪。他想起了那些年亲自见证过的燃烧和爆炸，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想起了当年航天人的那句口号：“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演出了一种“心理重压下的呕吐感”

　　高崇武还给章子怡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4个科研人员正用高压水切割推进剂，结果发生了爆炸，全部牺牲。其中有一个小伙子，原本打算下班后和女朋友坐火车回老家，第二天就是他们的婚礼。高崇武去慰问时，女孩正躺在床上，看见他马上站起身，没有一滴眼泪，只是反复地说：“我能撑得住。”
　　电影中章子怡饰演的母亲，正是这样一个女人。丈夫牺牲后，她不能告诉孩子噩耗，只说爸爸在加班，把痛苦深埋心底。单位的男同事们决定晚上集体不回家，伪装加班的假象。她手捧骨灰，深深鞠躬，脸上的肌肉不受控地抽搐着，再也无法克制住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