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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多年前大包大揽的国家养老模式彻底破产时，今日的延迟退休就几乎已经被注定。
人社部官员一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应该说是一种必然趋势”，把延迟退休的话题推上了风口浪尖。
为什么延迟退休？因为养老基金有亏空。
为什么养老基金有亏空？因为养老制度转轨时，留下了巨大的空账。
为什么养老制度需要转轨？因为最初制定的国家大包大揽养老体制，已经无路可走。
为什么当初制定如此的养老体制?
往事无可再追，不过人们一直在为往事埋单。延迟退休，是否能救赎先天不足的养老基金？
“低调”的上海经验
梁建涛(化名)是上海市青浦区一家事业编制企业的高级管理干部，年薪20万。去年60岁的他面临退休，一旦退休，他的年收入将要减半。于是梁建涛向单位申请延迟退休三年，他觉得自己挺幸运，刚好赶上了上海市2010年开始试点的柔性退休政策。
就在人们为是否应该延迟退休大加争论时，很少人知道，上海人已经试点该政策两年了。
1999年开始，上海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出现连年赤字，累积用于弥补养老金亏空的财政支出多达70多亿，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社保缺口还将继续扩大。
2010年10月，上海市人社局开始执行《关于本市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下称《试行意见》)，上海市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企业职工可以依此柔性延迟退休年龄。
按照《试行意见》，梁建涛跟单位签订了工作协议。内容是：这三年期间他和企业仍要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但不再缴纳医疗、失业及生育保险费。而梁建涛要到63岁才能开始领取养老金，数额将按照新的计发办法计算。
上海并不是唯一一个试行延迟退休的城市，目前北京和深圳都有过不同形式的延迟领取养老金的试点措施。但与上海相同的是，试点政策开展的范围极小，甚至与预期发生了改变。
上海一位曾经就职于某大型国有航空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向《中国周刊》记者透露，该公司申请延迟退休的基本上都是机长及企业管理层，但是没有一个人成功获得审批。未获批准的原因是，该企业常年亏损，无力为员工支付延迟退休期间的养老保险。
这位人力经理称，普通技术职工申请延迟退休并不如退休返聘划算，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可以延迟退休，“大部分申请者都是想更长时间地保住位子”。
梁建涛曾经简单算过，延退期间他需要多交纳近三万元的养老保险，退休后每月的基本养老金增加三百四十多元。精明的上海男人一下子明白，他要退休十年后才能把交出去的钱赚回来，这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
那时候他也想过退休返聘，但想到返聘的工资相对较低，他还是选择了延迟退休。“更重要的是只要还在位，很多事情都会好办很多。”
梁建涛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是全上海市仅仅二百多名申请并审批通过的延迟退休者。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统计，截至2011年4月，共有二百多名劳动者办理延迟退休。上海人社局宣传部一位官员称，《试行意见》没有相应政策宣传。上海12333咨询热线(社保服务专线)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今年办理延迟退休的劳动者数量非常少。
上海的试点，应该可以反映部分人群对延迟退休的真正态度。它也本应该成为是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延迟退休的一个极佳的旁证。但两年来，上海一直没有公布过对延迟退休政策效果的评估。上海人社局也拒绝了《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
上海的延迟退休，是失败还是成功？它对养老基金的补充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成了一个人为的谜团。
先天不足的养老金
不管上海试点的延迟养老是否真的会推广到全国，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养老基金在全国范围内都存在缺口。
经济界普遍观点认为，中国长期享受的“人口红利”这一经济增长源泉正在消失。
“适龄劳动力比例的下降必然引起养老金收支更大的赤字”，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吕井海预计，“2020年将出现当年养老金支出大于收入的现象，那便是养老制度崩盘的开始”。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10年底，养老金个人账户本应有资产19596亿元人民币，实际上却只有2039亿元，缺口达1.76万亿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养老基金的缺口是先天不足”。
1949年后，我国在城市建立了大包大揽式的国家养老制度。那时，国家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当时只有国企)，都被一视同仁，退休金统一由国家、企业发放。因为没有现代养老制度，也无所谓个人缴纳养老金。这一制度很快随着大批国企破产而变得不合适宜。
从上世纪90年代，我国确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的是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唐钧表示，养老基金建立之初的财政投入是用劳动者工龄折算出的数字，“这部分财政支出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个人账户里的钱不得不参与到社会统筹的支付里，用于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空账”由此产生。
中山大学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曾给人社部撰写过一份关于延迟退休的报告，里面详尽指出了延迟退休的利好：“晚退5年，社保基金就可少支付5年的養老金，同时又多收5年的养老保险，一来一去就有10年养老保险基金的差距。从全国看，每年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里替代率、缴费率和退休年龄这三个可变量中，延长退休年龄是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最佳办法。“长期来看，这个养老制度是绝对不可持续的。退休年龄太低，威胁到制度长期的财务可持续性和支付能力。提高退休年龄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而是长期的制度问题。”
吕井海是此次讨论中最早公开表示应该“一刀切”强制延迟退休的专家，他能够理解网民对延迟退休政策的骂声，“一定会有一部分的利益受损”。但是吕井海仍然认为，延迟退休是挽救社保基金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旦养老基金崩盘，那么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损”。唐钧算了一笔账，延迟退休政策每年可以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也就是说至少需要85年才能填补上1.76万亿的巨大缺口。 他在个人博客中写道：现在我们谋划着要减少的基金缺口200亿元，又会涉及多少人的利益呢？人社部刚刚发表的《公报》告诉我们：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28391万人，其中，参保职工21565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6826万人。如果按老规矩，即“老人老办法”，不算参保离退休人员，光算参保职工，那么首先就至少有1亿多人会受到影响。另外，还有2000万至3000万当年的下岗失业人员。加总起来，保守点说，差不多2亿人的利益将受损。
被遺忘的大多数 “即便是我们等上85年，养老金的缺口也补不上”，唐钧反复向《中国周刊》记者强调养老金的漏洞不是单纯的钱的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存在制度的漏洞”。
唐钧认为：“养老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保险问题，其本质是社会分配，而社会保险仅仅是分配的手段之一。如果我们跳出保险的框框，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来看养老问题，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唐钧把财政支出这一社会保险制度资金来源看作“最后出台的角色”。在唐钧看来，养老制度的任何漏洞都不该由创造社会价值的劳动者独立承担，“财政投入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即使不是社保制度的专家也能感受到漏洞的存在，微博上一位名叫“老芋头”的网友写道：只要全体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被排除在社保体系之外，社保制度的任何改变都是既得利益者之间的重新划分。只要按人的职业确定社保待遇，社保体系就是中国最不公正的制度。现行社保制度不根本改革，退休年龄越延长，结果只是穷者更穷，富者更富。
博主是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于风政，之所以一直关注延迟退休的问题是因为于风政觉得养老金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一个社会、一个政府，要不要有基本的公平正义的问题。
于风政说：“在讨论社保这么重要的基本制度建构制度时，完全听不到工人的声音，更听不到被排斥在外的农民们的声音，甚至没有人想起农民这个最大的群体。这是多大的悲哀！”于风政担忧：“如果在建构基本社保制度的时候把农民排斥在外，社保金支付压力越大，农民的处境就越悲惨。农民会被进一步牺牲。”
近几年，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预计到2020年将基本实现农村适龄人口的全面覆盖。
“之后呢？也要让刚刚交上保险的农民延迟五年领取养老金吗？”唐钧从2004年抵制延迟退休政策至今，他最大的忧虑是，“只要延退的口子一开，就会演变成一个全面的、强制的政策。这无异于欺骗了所有人。”
（摘自《中国周刊》）
人社部官员一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应该说是一种必然趋势”，把延迟退休的话题推上了风口浪尖。
为什么延迟退休？因为养老基金有亏空。
为什么养老基金有亏空？因为养老制度转轨时，留下了巨大的空账。
为什么养老制度需要转轨？因为最初制定的国家大包大揽养老体制，已经无路可走。
为什么当初制定如此的养老体制?
往事无可再追，不过人们一直在为往事埋单。延迟退休，是否能救赎先天不足的养老基金？
“低调”的上海经验
梁建涛(化名)是上海市青浦区一家事业编制企业的高级管理干部，年薪20万。去年60岁的他面临退休，一旦退休，他的年收入将要减半。于是梁建涛向单位申请延迟退休三年，他觉得自己挺幸运，刚好赶上了上海市2010年开始试点的柔性退休政策。
就在人们为是否应该延迟退休大加争论时，很少人知道，上海人已经试点该政策两年了。
1999年开始，上海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出现连年赤字，累积用于弥补养老金亏空的财政支出多达70多亿，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社保缺口还将继续扩大。
2010年10月，上海市人社局开始执行《关于本市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下称《试行意见》)，上海市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企业职工可以依此柔性延迟退休年龄。
按照《试行意见》，梁建涛跟单位签订了工作协议。内容是：这三年期间他和企业仍要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但不再缴纳医疗、失业及生育保险费。而梁建涛要到63岁才能开始领取养老金，数额将按照新的计发办法计算。
上海并不是唯一一个试行延迟退休的城市，目前北京和深圳都有过不同形式的延迟领取养老金的试点措施。但与上海相同的是，试点政策开展的范围极小，甚至与预期发生了改变。
上海一位曾经就职于某大型国有航空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向《中国周刊》记者透露，该公司申请延迟退休的基本上都是机长及企业管理层，但是没有一个人成功获得审批。未获批准的原因是，该企业常年亏损，无力为员工支付延迟退休期间的养老保险。
这位人力经理称，普通技术职工申请延迟退休并不如退休返聘划算，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可以延迟退休，“大部分申请者都是想更长时间地保住位子”。
梁建涛曾经简单算过，延退期间他需要多交纳近三万元的养老保险，退休后每月的基本养老金增加三百四十多元。精明的上海男人一下子明白，他要退休十年后才能把交出去的钱赚回来，这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
那时候他也想过退休返聘，但想到返聘的工资相对较低，他还是选择了延迟退休。“更重要的是只要还在位，很多事情都会好办很多。”
梁建涛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是全上海市仅仅二百多名申请并审批通过的延迟退休者。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统计，截至2011年4月，共有二百多名劳动者办理延迟退休。上海人社局宣传部一位官员称，《试行意见》没有相应政策宣传。上海12333咨询热线(社保服务专线)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今年办理延迟退休的劳动者数量非常少。
上海的试点，应该可以反映部分人群对延迟退休的真正态度。它也本应该成为是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延迟退休的一个极佳的旁证。但两年来，上海一直没有公布过对延迟退休政策效果的评估。上海人社局也拒绝了《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
上海的延迟退休，是失败还是成功？它对养老基金的补充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成了一个人为的谜团。
先天不足的养老金
不管上海试点的延迟养老是否真的会推广到全国，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养老基金在全国范围内都存在缺口。
经济界普遍观点认为，中国长期享受的“人口红利”这一经济增长源泉正在消失。
“适龄劳动力比例的下降必然引起养老金收支更大的赤字”，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吕井海预计，“2020年将出现当年养老金支出大于收入的现象，那便是养老制度崩盘的开始”。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10年底，养老金个人账户本应有资产19596亿元人民币，实际上却只有2039亿元，缺口达1.76万亿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养老基金的缺口是先天不足”。
1949年后，我国在城市建立了大包大揽式的国家养老制度。那时，国家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当时只有国企)，都被一视同仁，退休金统一由国家、企业发放。因为没有现代养老制度，也无所谓个人缴纳养老金。这一制度很快随着大批国企破产而变得不合适宜。
从上世纪90年代，我国确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的是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唐钧表示，养老基金建立之初的财政投入是用劳动者工龄折算出的数字，“这部分财政支出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个人账户里的钱不得不参与到社会统筹的支付里，用于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空账”由此产生。
中山大学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曾给人社部撰写过一份关于延迟退休的报告，里面详尽指出了延迟退休的利好：“晚退5年，社保基金就可少支付5年的養老金，同时又多收5年的养老保险，一来一去就有10年养老保险基金的差距。从全国看，每年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里替代率、缴费率和退休年龄这三个可变量中，延长退休年龄是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最佳办法。“长期来看，这个养老制度是绝对不可持续的。退休年龄太低，威胁到制度长期的财务可持续性和支付能力。提高退休年龄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而是长期的制度问题。”
吕井海是此次讨论中最早公开表示应该“一刀切”强制延迟退休的专家，他能够理解网民对延迟退休政策的骂声，“一定会有一部分的利益受损”。但是吕井海仍然认为，延迟退休是挽救社保基金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旦养老基金崩盘，那么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损”。唐钧算了一笔账，延迟退休政策每年可以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也就是说至少需要85年才能填补上1.76万亿的巨大缺口。 他在个人博客中写道：现在我们谋划着要减少的基金缺口200亿元，又会涉及多少人的利益呢？人社部刚刚发表的《公报》告诉我们：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28391万人，其中，参保职工21565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6826万人。如果按老规矩，即“老人老办法”，不算参保离退休人员，光算参保职工，那么首先就至少有1亿多人会受到影响。另外，还有2000万至3000万当年的下岗失业人员。加总起来，保守点说，差不多2亿人的利益将受损。
被遺忘的大多数 “即便是我们等上85年，养老金的缺口也补不上”，唐钧反复向《中国周刊》记者强调养老金的漏洞不是单纯的钱的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存在制度的漏洞”。
唐钧认为：“养老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保险问题，其本质是社会分配，而社会保险仅仅是分配的手段之一。如果我们跳出保险的框框，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来看养老问题，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唐钧把财政支出这一社会保险制度资金来源看作“最后出台的角色”。在唐钧看来，养老制度的任何漏洞都不该由创造社会价值的劳动者独立承担，“财政投入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即使不是社保制度的专家也能感受到漏洞的存在，微博上一位名叫“老芋头”的网友写道：只要全体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被排除在社保体系之外，社保制度的任何改变都是既得利益者之间的重新划分。只要按人的职业确定社保待遇，社保体系就是中国最不公正的制度。现行社保制度不根本改革，退休年龄越延长，结果只是穷者更穷，富者更富。
博主是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于风政，之所以一直关注延迟退休的问题是因为于风政觉得养老金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一个社会、一个政府，要不要有基本的公平正义的问题。
于风政说：“在讨论社保这么重要的基本制度建构制度时，完全听不到工人的声音，更听不到被排斥在外的农民们的声音，甚至没有人想起农民这个最大的群体。这是多大的悲哀！”于风政担忧：“如果在建构基本社保制度的时候把农民排斥在外，社保金支付压力越大，农民的处境就越悲惨。农民会被进一步牺牲。”
近几年，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预计到2020年将基本实现农村适龄人口的全面覆盖。
“之后呢？也要让刚刚交上保险的农民延迟五年领取养老金吗？”唐钧从2004年抵制延迟退休政策至今，他最大的忧虑是，“只要延退的口子一开，就会演变成一个全面的、强制的政策。这无异于欺骗了所有人。”
（摘自《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