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新好莱坞”的出现促成了美国电影的显著变化。当代美国电影中并不全是商业片，有艺术追求的严肃影片才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创作倾向。美国电影也很注重政治和道德的“教化”作用，不过他们多半能以有趣的、较易令人接受的形式来进行处理，以达到“潜移默化”。
关键词 美国电影“新好莱坞”严肃影片 商业片
我最早看到美国电影时，还是个不满10岁的孩子。那时大人常带我去福州基督教青年会的放映厅，看的尽是些往脸上摔奶油蛋糕之类的场景以及劳莱、哈台的滑稽表演，只觉得好玩，根本不明白影片说些什么。后来，在不满19岁时，我考取军事译员被派到印缅战区美军野战部队当翻译官参加对日作战。每当部队休整时，都会放映一些从美国送来的新影片，包括战斗片和娱乐片，但印象不深。只是到了全国解放后，我来到中国影协和中国电影出版社及其前身单位工作，才算真正看到了美国电影。在五十年代那段期间，由于我国与美国在政治上严重对立，国内影院很少放映美国影片。而我们由于工作需要，得天独厚，却有不少在“内部”观摩美国影片的机会。60年代上半期有好几年时间，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进口外片时，常常找我们这些搞外国电影的人员去给当“参谋”，看美国和其他国家影片的机会就更多了。那时候，可能因为中苏关系恶化，开始对美国“友好”起来，我主持工作的电影出版社外国电影编辑室奉上级指示组织翻译了一大批美国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剧本，包括张骏祥、瞿白音等上海老艺术家在内都参加了剧本翻译工作。结合看过的影片，使我对这时期的美国电影有个比较清晰而概括的了解。但我真正对美国电影发展全过程有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还是受福建教育出版社委托主编4卷本《世界电影鉴赏辞典》这段期间，在这几卷收录世界各国影片共800部的书中，有关美国电影的篇幅占了五分之一以上。我在八九十年代曾两度赴美访问。当时任务跟电影没有多大关系。但我趁此机会购买并翻录了美国一大批新片的录像，既给编写辞典提供了必要资料，也大大弥补了过去观摩此类新片之不足。
说实在的，我对我们电视台播映美国片情况颇感失望。可能由于版权问题，这些影片大多是美国三四流的作品。于是在我们国内广为发行的“百部奥斯卡获奖影片”，就成了某些研究者热议的对象，似乎美国电影仅此而已，别无其它了。
某些热衷于好莱坞的人们曾指责我偏好欧洲的艺术电影，而对美国电影抱有成见。其实这是个很大的误解。我向来主张，对好莱坞也好，对美国电影也好，我们都要“一分为二”，既不应一概吹捧，也不应一意抹杀，而要作认真细致的分析。这样，既能使我们对美国电影有个较清醒的认识，也能有助于我们的电影创作吸取那些值得借鉴的东西，扬弃那些不足取的东西。
在上世纪30年代留美多年的我国戏剧电影家洪深曾发表过关于“好莱坞的36种模式”的文章，认为当时美国电影都跑不出这些模式，分析颇为精到。不过，他忽略了美国30年代随着经济大危机的到来，在文学与电影中均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强大潮流。就电影而言，既有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凡尔杜先生》、《大独裁者》等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作品，也有像《社会中坚》《怒火之花》等反映工人运动、农民破产等社会真实景象的影片。1941年奥逊·威尔斯执导的《公民凯恩》既具有揭露美国报业垄断巨头的社会批判意义，又在电影艺术表现手段上开启了以多视点、多角度塑造人物形象之先河，比日本的《罗生门》要早10年。美国40年代拍摄的一些二战题材影片则乏善可陈。我看到40年代中期由著名华裔摄影师黄宗霑担任摄影师的《反攻缅甸》后简直要笑破肚皮，此片中不仅把一些美国军人表现为步态优雅的舞蹈能手，而且还展示了他们在缅甸旧都曼德勒那著名的佛塔旁战斗的场景，殊不知那时候美军部队在与日军作战中相当狼狈，死伤惨重，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哪有功夫去作“优美的舞蹈”：而英国人为维护其殖民利益是绝对禁止美国和中国军队跨越雷池一步的。中美联军在打通中缅公路即奉召回国，根本没有到过曼德勒。这种根本不了解实际战况而胡编滥造的场景。在其他同类题材影片中还可窥见一些。倒是同时期拍摄的《我们生活中的美好年代》(又译《黄金时代》)中对战后退伍老兵不幸生活遭际的描写较为真实可信。40年代下半期，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以美国参议员麦卡锡为首推行了“麦卡锡主义”，随着对电影界的共产党人进行“调查”和清洗，反共反苏影片大批出笼。我们国内某些人只看到50年代的美国电影多沉迷于拍摄场面豪华的古装历史剧，可说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50年代下半期，由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风靡全球电影界的影响。美国电影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首先，梅卡斯等人在50年代末搞起了“美国新电影”，虽然这类电影带有实验性质，但其大胆触及社会现实中诸如吸毒、卖淫等现象，主张打破“视觉禁忌”。却是率先冲破了美国由来已久的电影传统尤其是“海斯法典”的规定。好莱坞向来以向全世界推行“美国生活方式”为己任。像这种暴露其社会阴暗面，甚至明目张胆地表现性爱场面的作品，是“海斯法典”决不容许的。这个“法典”对于一部影片中接吻镜头只能有多少次都有明文规定，更遑论其他。
继“美国新电影”的短暂登场之后，60年代“新好莱坞”的出现则使美国电影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所谓“新好莱坞”是指好莱坞旧“八大”公司之外。以纽约为主要基地出现的独立制片人群体和一些小公司。这些独立制片人和小公司的资金来源仍与大资本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能制作一些不同于“八大”公司的影片。
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电影有何新变化呢?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将美国电影统称为“娱乐电影”或“商业电影”，这里有几个概念需要明确一下：
电影的娱乐性与“娱乐片”、“娱乐电影”。
美国电影的娱乐性普遍比较强：在美国通称电影是一种“娱乐”，电影业属于“娱乐业”。但“娱乐片”、“娱乐电影”这个名词不仅美国没有。而且在哪一种外文中也找不到。“娱乐片”的提法是我们中国的一大发明，是从“电影创作应该遵循娱乐电影的规律”这一理论主张中演绎出来的，它给20年前“娱乐片大潮”的出现以及“电影娱乐人生”口号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
电影的商业性、商品性与“商业片”、“商业电影”。
电影的商业性或商品性是客观存在的，除了不在商业渠道发行的实验片、教学片等等，所谓商品性是指必须买票才能进电影院，同时观众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性。“商业电影”的概念，指以追求商业利益作为主要目标，有时可以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商业片”(Commercials)在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都有明确的概念——“赚钱第一”。艺术追求是次要的，甚至可以没有。那些真正搞艺术的电影 导演对Commercials是不敢恭维的，我遇见到的好几位英美电影导演都对这类影片大摇其头或干脆称之为“垃圾”。中国电影界有个说法，叫做“要钱不要脸”(赚钱)和“要脸不要钱”(得奖)，其实这种说法也有点绝对化：得奖的影片未必不赚钱：想赚钱也还是需要点艺术的。
“艺术电影”、“艺术片”。
上世纪初年，法国一些人首先提出了“艺术电影”的概念，反对当时充斥银幕的平庸的商业片，主张为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服务。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艺术电影”、“艺术片”的概念早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且不说前苏联将一切故事片统称为“艺术片”，西方各国也都称有艺术追求的严肃影片为“艺术电影”，欧洲许多国家迄今仍有专门放映各国名片的“艺术电影院”。
美国在50年代以前的电影基本上属于“商业电影”的范畴，好莱坞作为“梦幻工厂”在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塑造虚假的“美国形象”方面颇见功力，也为制片商们赢得巨大商业利润。但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像《怒火之花》、《大独裁者》、《公民凯恩》之类严肃影片，很难归之于“商业电影”行列。
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来，美国电影发生了如下一些明显变化：
艺术家创作倾向的变化。“美国新电影”、“新好莱坞”导演们都把摄影机转向美国社会的阴暗角落，揭露现实社会的弊端。
制片人们也感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回避现实，必须让观众看到真实景象，才能够去光顾电影院。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为开端的欧洲各国新浪潮新电影无疑对此起了推动作用。
drain brain(“网罗人才”)的策略吸引了众多欧洲大导演前去美国拍片。过去大制片厂制度时期不允许导演保持自己的艺术风格，从而使瑞典斯蒂勒、法国让·雷诺阿等大导演去好莱坞后都无所作为。如今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外来导演们保持并发扬自己的风格，从而使美国电影在题材、网格、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趋于多样化。
当代美国电影虽然不像欧洲那样具有明显标志的思潮流派，但也不是清一色的“商业电影”或“娱乐电影”。其中，严肃影片或称艺术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代表了当代美国电影的发展方向。
可以回顾一下七八十年代美国电影的总体面貌及严肃影片的发展脉络。
从过去到今天，美国电影都具有四大特征或如某些影评家所称的“四大法宝”，即喜剧 动作，明星 系列。“言情”为主，附以大团圆的结尾：动作性强，节奏快，为此不惜花费巨资：以大明星招徕观众，明星的知名度与影片的卖座率关系密切：一部影片打响后。用同一片名拍续集，如《超人》、《洛基》、《兰博》等等。这不仅成了美国商业电影的主要标志，而且那些艺术性较强的严肃影片也带有这些特点。因此，如果不细加分析，很容易将这两者加以混同。
整个七八十年代，美国影片年产量都在300～500部之间，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商业片。70年代初，以《大白鲨》为开端。很快就形成了一股灾难片的浪潮，表现陆难、空难、海难的片子接踵出现，_与《驱魔人》等地道的恐怖片一齐充斥银幕。原属美国电影独有的类型片如西部片、警匪片、歌舞片、科幻片以及以政治为佐料的情节片等此时也按照观众口味的变化，花样翻新。所谓“科幻片”，其实都没有多少科学内容，像《天蚕》《蝇》《星轮号》、《食人墓》、《天使》之类胡编滥造的货色且不去说它，就连比较著名的《第三类接触》、《星球大战》《外星人》《小精灵》一直到后来的《蝙蝠侠》，也都是以高科技揉合一些生搬硬套的情节来吸引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没有什么“科学”内容。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轰动一时的斯皮尔伯格影片《侏罗纪公园》，竟能以几千万年前恐龙留下的“基因”来催生“真”的恐龙，其异想天开堪称一绝，但它终究与上述影片一样，只有“幻想”。没有“科学”。
在这股商业片洪流中，“新好莱坞”的导演们以其反好莱坞传统的精神以及对美国社会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抗议，使美国电影的面貌焕然一新。正是以《邦尼和克莱德》(1967)的出现为标志，继之以《毕业生》、《发条橘子》、《美国风情画》、《最后一场电影》、《逍遥骑手》、《教父》、《午夜牛郎》、《飞越疯人院》、《出租汽车司机》等影片，美国电影中出现了反传统的潮流，从而使国际进步影评界称之为“现实主义的复归”。所谓“复归”，系相对30年代而言。当时美国文艺界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虽然电影中仅有《社会中坚》、《怒火之花》、《大独裁者》等少数几部影片较为突出。
作为这一潮流的延续。70年代下半期以后有三类题材最值得注意：
越战片。以《出租汽车司机》这部表现“越南后综合症”的影片为开端，继以《荣归》、《猎鹿人》《现代启示录》等，在70年代下半期形成了一股对侵越战争进行反思的潮流。80年代以后，其发展势头更为强劲，《野战排》、《石头花园》、《全金属外壳》、《生逢7月4日》、《天与地》等影片不仅反映越战给美国普通人民带来的巨大创伤，批评美国政府的政策，而且触及了侵略战争摧毁人性、使人变为非人这一带有哲理意味的命题。
家庭伦理片。从《克莱默夫妇》、《普通人》、《金色池塘》、《母女情深》、《温柔的怜悯》、《致命的诱惑》、《汉娜姐妹》一直到1989年的《雨人》，均着力于表现家庭伦理道德问题，意在调整夫妇、母子、父女、兄弟之间的关系。
社会批判片。以揭示当时美国社会中相当盛行的吸毒、强奸、谋杀等暴行为主，其代表性作品有《教父》、《贝弗利山警探》、《美国往事》、《铁面无私》《被告》等。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题材的影片引起了评论界和广大观众的普遍兴趣，如表现历史人物的《莫扎特》，反映种族关系的《为戴茜小姐开车》、《与狼共舞》。上述这些影片构成了美国七八十年代严肃电影的主流。
应该说，在美国电影中，商业片和严肃影片(或称艺术片)有时不是能划分得那么清楚，因为美国影片的情节性、观赏性和趣味性都比较强，容易使观众卷入并与其认同。但如果我们细加鉴别，还是可以分清这两者的界限。比如《兰博》(《第一滴血》)及其续集，虽然表面上也触及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对越战退伍军人的不公待遇。但其大力渲染兰博的“超人”本领不免暴露出它的商业性质，而且越到后来越令人难以置信。即便从情节结构来说也漏洞百出。属于商业片的低档产品。这与上述那些较为严肃、带有社会批判意义的越战片显然大相径庭。从我得以亲眼目睹的七八十年代美国大量影片中，还是可以看出哪些具有一定社会意义，在艺术上有所追求，哪些只是单纯追求商业利益。单纯追求娱乐。一般说来，商业片很难获奥斯卡奖，尽管获奖影片有时也在商业上取得很大的成功。回顾一下七八十年代美国获奖影片的名单，再与我们电影院和电视台放映过的众多美国商业 片作一比较，也许可以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分野的认识。如上所述，获奖并不是评估一部影片思想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但这些获奖影片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美国电影的发展趋势。
人们常常不禁要问：既然美国电影有众多不足取之处，为何它能在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各国银幕上始终占有霸主地位?
首先，许多美国影片提出并反映了不仅是当前美国社会而且是整个西方社会所关注的尖锐问题，而且不回避严酷的真实。不少影片强烈批判美国政府的政策，揭示美国政府的腐败和混乱现象。满足了人们惩恶扬善的心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现实下，它们提倡人与人之间要有温情，而在表现这些主题时。他们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通过颇有观赏性、情节性的形式来触动人们的心弦。
其次，它们往往能密切注意观众欣赏趣味和社会心理的微妙变化。来制定以后的制片方针。电影最忌陈旧感。如果老是那么一套。是很难把观众吸引到电影院去的。即便是类似的题材，也应该有不同于过去的新颖处理，并反映出当前所面临的新问题。举个例子。1989年我访美期间，从华盛顿、哥伦布到旧金山的许多旅馆的闭路电视都播映新片《打工女郎》，而且连续播映好几周。我揣摩一下这部颇为寻常的影片为何长映不衰的原因，发现它不同于《克莱默夫妇》，又与我看过的若干政治色彩较浓的女权主义影片有别。女主人公通过与原来女经理争夺情人，从一个普通小职员擢升为经理的经过描述得很有喜剧色彩，妙趣横生，符合美国观众的观赏习惯。更重要的是影片触及80年代末美国社会的某些新景象，不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又如《与狼共舞》，从早期歧视印第安人的大量作品，到赞扬在印第安部落长大的白人《男子汉》，再到直接歌颂印第安人。这应该说是美国电影在表现这类题材方面的重大进展《与狼共舞》能同时获得影评界和广大观众的好评并非出于偶然。从种族歧视到种族和解。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美国的社会心理。但也不能一概而论。种族矛盾问题在美国仍大量存在，对原有的及外来的少数民族和有色人种的歧视问题在许多地区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无怪乎有人对获奥斯卡奖的《为戴茜小姐开车》提出异议，认为此片有调和种族和阶级矛盾的倾向淇实，男女主人公分别作为黑人和犹太人，在南部某些州都是歧视的对象，而影片所表现的老年人之间相互关怀和亲情似乎超越了种族和阶级差别问题，不因其情节平淡而照样引起了观众的兴趣。
再其次，当代美国电影在题材、样式、风格等方面的多样化。无疑也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原因。“好莱坞模式”在商业片洪流中仍屡见不鲜，但未必能用来规范那些有艺术追求的严肃影片。近数十年来，大量外籍导演到美国拍片，势必带来原先美国影片所不拥有的东西。而制片人也“颇识时务”，任凭这些导演尽情发挥其所长，这也使得美国电影变得多彩多姿。前些时候，我国影评界某些人对我们国产影片的“教化”作用颇为反感，殊不知美国电影也是很注重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教化”作用的。从“政治教化”的角度来看，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巴顿将军》。这部影片一开始，就让巴顿站在以星条旗占满整个银幕的背景下发表演说，其后又多处让巴顿出言不逊，大肆发表反苏反共言论，甚至在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全世界欢庆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际，竟说出了“要跟俄国开战”之类的狂言。影片通过这位“美国式自大狂”来宣扬“美国至上主义”。可谓达到了极致，其“教化”意图昭然若揭。又如，1983年在欧美各国电视上集中播映、收看观众近13亿人次的影片《翌日》，是在美苏日内瓦裁军会议破裂后，由基辛格倡议，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摄制出来的。影片告诫当权者们，如果不互相克制，紧张局势就会升级，终于爆发核战争，大家完蛋。我是在石家庄步兵学校讲课时看到这部影片的，当时除感受到核战争的恐怖气氛外，颇受到这种“教化”的影响，觉得美苏双方确应“互相克制”为宜。在七八十年代的美国电影中，鼓吹美国的自由民主。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和美国价值观的影片比比皆是。如果看不出这些影片的宣传教化意图，那就是书生气十足了。至于道德教化性质的影片，数量更多，或在促进家庭和解，或在调和社会矛盾。然而他们的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多半不是像我们许多同类影片那样“直、露、多、粗”地进行赤裸裸的说教，而是通过有趣的、令人较易接受的形式来达到潜移默化。他们这方面的经验似乎值得我们加以参考借鉴。
关于美国电影的发展前景问题。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美国影评界普遍认为。当时主要矛盾是制片人的商业利益与导演的艺术追求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将决定美国严肃影片的走向。意大利裔著名导演马丁·斯科西斯(《教父》等片导演)说得很形象，“有时我们就像是受雇的新闻记者，制片人老是向你提醒：要注意娱乐!娱乐!可是。艺术呢?”这颇能说明导演与制片人间矛盾之所在。从90年代的情况看来，他们这个问题解决得还不错。《沉默的羔羊》、《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泰坦尼克号》、《珍珠港》等影片的先后涌现，表明他们双方在商业利益和艺术追求之间的协调上还是比较成功的。但除了这些颇受全球观众瞩目的作品外，整个美国电影似乎乏善可陈。
进入了新世纪，随着《变形金刚》、《哈利·波特》之类当道，我们还能看到多少像上一世纪的许多年间令人震撼或愉悦的佳片呢?几年前像李安的《断臂山》之类鼓吹同性恋的“合理性”而在整体上颇为沉闷乏味的影片，竟可以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这确实反映了当今美国电影的无奈。
关键词 美国电影“新好莱坞”严肃影片 商业片
我最早看到美国电影时，还是个不满10岁的孩子。那时大人常带我去福州基督教青年会的放映厅，看的尽是些往脸上摔奶油蛋糕之类的场景以及劳莱、哈台的滑稽表演，只觉得好玩，根本不明白影片说些什么。后来，在不满19岁时，我考取军事译员被派到印缅战区美军野战部队当翻译官参加对日作战。每当部队休整时，都会放映一些从美国送来的新影片，包括战斗片和娱乐片，但印象不深。只是到了全国解放后，我来到中国影协和中国电影出版社及其前身单位工作，才算真正看到了美国电影。在五十年代那段期间，由于我国与美国在政治上严重对立，国内影院很少放映美国影片。而我们由于工作需要，得天独厚，却有不少在“内部”观摩美国影片的机会。60年代上半期有好几年时间，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进口外片时，常常找我们这些搞外国电影的人员去给当“参谋”，看美国和其他国家影片的机会就更多了。那时候，可能因为中苏关系恶化，开始对美国“友好”起来，我主持工作的电影出版社外国电影编辑室奉上级指示组织翻译了一大批美国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剧本，包括张骏祥、瞿白音等上海老艺术家在内都参加了剧本翻译工作。结合看过的影片，使我对这时期的美国电影有个比较清晰而概括的了解。但我真正对美国电影发展全过程有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还是受福建教育出版社委托主编4卷本《世界电影鉴赏辞典》这段期间，在这几卷收录世界各国影片共800部的书中，有关美国电影的篇幅占了五分之一以上。我在八九十年代曾两度赴美访问。当时任务跟电影没有多大关系。但我趁此机会购买并翻录了美国一大批新片的录像，既给编写辞典提供了必要资料，也大大弥补了过去观摩此类新片之不足。
说实在的，我对我们电视台播映美国片情况颇感失望。可能由于版权问题，这些影片大多是美国三四流的作品。于是在我们国内广为发行的“百部奥斯卡获奖影片”，就成了某些研究者热议的对象，似乎美国电影仅此而已，别无其它了。
某些热衷于好莱坞的人们曾指责我偏好欧洲的艺术电影，而对美国电影抱有成见。其实这是个很大的误解。我向来主张，对好莱坞也好，对美国电影也好，我们都要“一分为二”，既不应一概吹捧，也不应一意抹杀，而要作认真细致的分析。这样，既能使我们对美国电影有个较清醒的认识，也能有助于我们的电影创作吸取那些值得借鉴的东西，扬弃那些不足取的东西。
在上世纪30年代留美多年的我国戏剧电影家洪深曾发表过关于“好莱坞的36种模式”的文章，认为当时美国电影都跑不出这些模式，分析颇为精到。不过，他忽略了美国30年代随着经济大危机的到来，在文学与电影中均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强大潮流。就电影而言，既有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凡尔杜先生》、《大独裁者》等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作品，也有像《社会中坚》《怒火之花》等反映工人运动、农民破产等社会真实景象的影片。1941年奥逊·威尔斯执导的《公民凯恩》既具有揭露美国报业垄断巨头的社会批判意义，又在电影艺术表现手段上开启了以多视点、多角度塑造人物形象之先河，比日本的《罗生门》要早10年。美国40年代拍摄的一些二战题材影片则乏善可陈。我看到40年代中期由著名华裔摄影师黄宗霑担任摄影师的《反攻缅甸》后简直要笑破肚皮，此片中不仅把一些美国军人表现为步态优雅的舞蹈能手，而且还展示了他们在缅甸旧都曼德勒那著名的佛塔旁战斗的场景，殊不知那时候美军部队在与日军作战中相当狼狈，死伤惨重，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哪有功夫去作“优美的舞蹈”：而英国人为维护其殖民利益是绝对禁止美国和中国军队跨越雷池一步的。中美联军在打通中缅公路即奉召回国，根本没有到过曼德勒。这种根本不了解实际战况而胡编滥造的场景。在其他同类题材影片中还可窥见一些。倒是同时期拍摄的《我们生活中的美好年代》(又译《黄金时代》)中对战后退伍老兵不幸生活遭际的描写较为真实可信。40年代下半期，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以美国参议员麦卡锡为首推行了“麦卡锡主义”，随着对电影界的共产党人进行“调查”和清洗，反共反苏影片大批出笼。我们国内某些人只看到50年代的美国电影多沉迷于拍摄场面豪华的古装历史剧，可说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50年代下半期，由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风靡全球电影界的影响。美国电影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首先，梅卡斯等人在50年代末搞起了“美国新电影”，虽然这类电影带有实验性质，但其大胆触及社会现实中诸如吸毒、卖淫等现象，主张打破“视觉禁忌”。却是率先冲破了美国由来已久的电影传统尤其是“海斯法典”的规定。好莱坞向来以向全世界推行“美国生活方式”为己任。像这种暴露其社会阴暗面，甚至明目张胆地表现性爱场面的作品，是“海斯法典”决不容许的。这个“法典”对于一部影片中接吻镜头只能有多少次都有明文规定，更遑论其他。
继“美国新电影”的短暂登场之后，60年代“新好莱坞”的出现则使美国电影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所谓“新好莱坞”是指好莱坞旧“八大”公司之外。以纽约为主要基地出现的独立制片人群体和一些小公司。这些独立制片人和小公司的资金来源仍与大资本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能制作一些不同于“八大”公司的影片。
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电影有何新变化呢?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将美国电影统称为“娱乐电影”或“商业电影”，这里有几个概念需要明确一下：
电影的娱乐性与“娱乐片”、“娱乐电影”。
美国电影的娱乐性普遍比较强：在美国通称电影是一种“娱乐”，电影业属于“娱乐业”。但“娱乐片”、“娱乐电影”这个名词不仅美国没有。而且在哪一种外文中也找不到。“娱乐片”的提法是我们中国的一大发明，是从“电影创作应该遵循娱乐电影的规律”这一理论主张中演绎出来的，它给20年前“娱乐片大潮”的出现以及“电影娱乐人生”口号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
电影的商业性、商品性与“商业片”、“商业电影”。
电影的商业性或商品性是客观存在的，除了不在商业渠道发行的实验片、教学片等等，所谓商品性是指必须买票才能进电影院，同时观众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性。“商业电影”的概念，指以追求商业利益作为主要目标，有时可以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商业片”(Commercials)在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都有明确的概念——“赚钱第一”。艺术追求是次要的，甚至可以没有。那些真正搞艺术的电影 导演对Commercials是不敢恭维的，我遇见到的好几位英美电影导演都对这类影片大摇其头或干脆称之为“垃圾”。中国电影界有个说法，叫做“要钱不要脸”(赚钱)和“要脸不要钱”(得奖)，其实这种说法也有点绝对化：得奖的影片未必不赚钱：想赚钱也还是需要点艺术的。
“艺术电影”、“艺术片”。
上世纪初年，法国一些人首先提出了“艺术电影”的概念，反对当时充斥银幕的平庸的商业片，主张为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服务。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艺术电影”、“艺术片”的概念早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且不说前苏联将一切故事片统称为“艺术片”，西方各国也都称有艺术追求的严肃影片为“艺术电影”，欧洲许多国家迄今仍有专门放映各国名片的“艺术电影院”。
美国在50年代以前的电影基本上属于“商业电影”的范畴，好莱坞作为“梦幻工厂”在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塑造虚假的“美国形象”方面颇见功力，也为制片商们赢得巨大商业利润。但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像《怒火之花》、《大独裁者》、《公民凯恩》之类严肃影片，很难归之于“商业电影”行列。
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来，美国电影发生了如下一些明显变化：
艺术家创作倾向的变化。“美国新电影”、“新好莱坞”导演们都把摄影机转向美国社会的阴暗角落，揭露现实社会的弊端。
制片人们也感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回避现实，必须让观众看到真实景象，才能够去光顾电影院。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为开端的欧洲各国新浪潮新电影无疑对此起了推动作用。
drain brain(“网罗人才”)的策略吸引了众多欧洲大导演前去美国拍片。过去大制片厂制度时期不允许导演保持自己的艺术风格，从而使瑞典斯蒂勒、法国让·雷诺阿等大导演去好莱坞后都无所作为。如今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外来导演们保持并发扬自己的风格，从而使美国电影在题材、网格、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趋于多样化。
当代美国电影虽然不像欧洲那样具有明显标志的思潮流派，但也不是清一色的“商业电影”或“娱乐电影”。其中，严肃影片或称艺术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代表了当代美国电影的发展方向。
可以回顾一下七八十年代美国电影的总体面貌及严肃影片的发展脉络。
从过去到今天，美国电影都具有四大特征或如某些影评家所称的“四大法宝”，即喜剧 动作，明星 系列。“言情”为主，附以大团圆的结尾：动作性强，节奏快，为此不惜花费巨资：以大明星招徕观众，明星的知名度与影片的卖座率关系密切：一部影片打响后。用同一片名拍续集，如《超人》、《洛基》、《兰博》等等。这不仅成了美国商业电影的主要标志，而且那些艺术性较强的严肃影片也带有这些特点。因此，如果不细加分析，很容易将这两者加以混同。
整个七八十年代，美国影片年产量都在300～500部之间，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商业片。70年代初，以《大白鲨》为开端。很快就形成了一股灾难片的浪潮，表现陆难、空难、海难的片子接踵出现，_与《驱魔人》等地道的恐怖片一齐充斥银幕。原属美国电影独有的类型片如西部片、警匪片、歌舞片、科幻片以及以政治为佐料的情节片等此时也按照观众口味的变化，花样翻新。所谓“科幻片”，其实都没有多少科学内容，像《天蚕》《蝇》《星轮号》、《食人墓》、《天使》之类胡编滥造的货色且不去说它，就连比较著名的《第三类接触》、《星球大战》《外星人》《小精灵》一直到后来的《蝙蝠侠》，也都是以高科技揉合一些生搬硬套的情节来吸引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没有什么“科学”内容。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轰动一时的斯皮尔伯格影片《侏罗纪公园》，竟能以几千万年前恐龙留下的“基因”来催生“真”的恐龙，其异想天开堪称一绝，但它终究与上述影片一样，只有“幻想”。没有“科学”。
在这股商业片洪流中，“新好莱坞”的导演们以其反好莱坞传统的精神以及对美国社会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抗议，使美国电影的面貌焕然一新。正是以《邦尼和克莱德》(1967)的出现为标志，继之以《毕业生》、《发条橘子》、《美国风情画》、《最后一场电影》、《逍遥骑手》、《教父》、《午夜牛郎》、《飞越疯人院》、《出租汽车司机》等影片，美国电影中出现了反传统的潮流，从而使国际进步影评界称之为“现实主义的复归”。所谓“复归”，系相对30年代而言。当时美国文艺界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虽然电影中仅有《社会中坚》、《怒火之花》、《大独裁者》等少数几部影片较为突出。
作为这一潮流的延续。70年代下半期以后有三类题材最值得注意：
越战片。以《出租汽车司机》这部表现“越南后综合症”的影片为开端，继以《荣归》、《猎鹿人》《现代启示录》等，在70年代下半期形成了一股对侵越战争进行反思的潮流。80年代以后，其发展势头更为强劲，《野战排》、《石头花园》、《全金属外壳》、《生逢7月4日》、《天与地》等影片不仅反映越战给美国普通人民带来的巨大创伤，批评美国政府的政策，而且触及了侵略战争摧毁人性、使人变为非人这一带有哲理意味的命题。
家庭伦理片。从《克莱默夫妇》、《普通人》、《金色池塘》、《母女情深》、《温柔的怜悯》、《致命的诱惑》、《汉娜姐妹》一直到1989年的《雨人》，均着力于表现家庭伦理道德问题，意在调整夫妇、母子、父女、兄弟之间的关系。
社会批判片。以揭示当时美国社会中相当盛行的吸毒、强奸、谋杀等暴行为主，其代表性作品有《教父》、《贝弗利山警探》、《美国往事》、《铁面无私》《被告》等。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题材的影片引起了评论界和广大观众的普遍兴趣，如表现历史人物的《莫扎特》，反映种族关系的《为戴茜小姐开车》、《与狼共舞》。上述这些影片构成了美国七八十年代严肃电影的主流。
应该说，在美国电影中，商业片和严肃影片(或称艺术片)有时不是能划分得那么清楚，因为美国影片的情节性、观赏性和趣味性都比较强，容易使观众卷入并与其认同。但如果我们细加鉴别，还是可以分清这两者的界限。比如《兰博》(《第一滴血》)及其续集，虽然表面上也触及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对越战退伍军人的不公待遇。但其大力渲染兰博的“超人”本领不免暴露出它的商业性质，而且越到后来越令人难以置信。即便从情节结构来说也漏洞百出。属于商业片的低档产品。这与上述那些较为严肃、带有社会批判意义的越战片显然大相径庭。从我得以亲眼目睹的七八十年代美国大量影片中，还是可以看出哪些具有一定社会意义，在艺术上有所追求，哪些只是单纯追求商业利益。单纯追求娱乐。一般说来，商业片很难获奥斯卡奖，尽管获奖影片有时也在商业上取得很大的成功。回顾一下七八十年代美国获奖影片的名单，再与我们电影院和电视台放映过的众多美国商业 片作一比较，也许可以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分野的认识。如上所述，获奖并不是评估一部影片思想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但这些获奖影片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美国电影的发展趋势。
人们常常不禁要问：既然美国电影有众多不足取之处，为何它能在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各国银幕上始终占有霸主地位?
首先，许多美国影片提出并反映了不仅是当前美国社会而且是整个西方社会所关注的尖锐问题，而且不回避严酷的真实。不少影片强烈批判美国政府的政策，揭示美国政府的腐败和混乱现象。满足了人们惩恶扬善的心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现实下，它们提倡人与人之间要有温情，而在表现这些主题时。他们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通过颇有观赏性、情节性的形式来触动人们的心弦。
其次，它们往往能密切注意观众欣赏趣味和社会心理的微妙变化。来制定以后的制片方针。电影最忌陈旧感。如果老是那么一套。是很难把观众吸引到电影院去的。即便是类似的题材，也应该有不同于过去的新颖处理，并反映出当前所面临的新问题。举个例子。1989年我访美期间，从华盛顿、哥伦布到旧金山的许多旅馆的闭路电视都播映新片《打工女郎》，而且连续播映好几周。我揣摩一下这部颇为寻常的影片为何长映不衰的原因，发现它不同于《克莱默夫妇》，又与我看过的若干政治色彩较浓的女权主义影片有别。女主人公通过与原来女经理争夺情人，从一个普通小职员擢升为经理的经过描述得很有喜剧色彩，妙趣横生，符合美国观众的观赏习惯。更重要的是影片触及80年代末美国社会的某些新景象，不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又如《与狼共舞》，从早期歧视印第安人的大量作品，到赞扬在印第安部落长大的白人《男子汉》，再到直接歌颂印第安人。这应该说是美国电影在表现这类题材方面的重大进展《与狼共舞》能同时获得影评界和广大观众的好评并非出于偶然。从种族歧视到种族和解。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美国的社会心理。但也不能一概而论。种族矛盾问题在美国仍大量存在，对原有的及外来的少数民族和有色人种的歧视问题在许多地区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无怪乎有人对获奥斯卡奖的《为戴茜小姐开车》提出异议，认为此片有调和种族和阶级矛盾的倾向淇实，男女主人公分别作为黑人和犹太人，在南部某些州都是歧视的对象，而影片所表现的老年人之间相互关怀和亲情似乎超越了种族和阶级差别问题，不因其情节平淡而照样引起了观众的兴趣。
再其次，当代美国电影在题材、样式、风格等方面的多样化。无疑也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原因。“好莱坞模式”在商业片洪流中仍屡见不鲜，但未必能用来规范那些有艺术追求的严肃影片。近数十年来，大量外籍导演到美国拍片，势必带来原先美国影片所不拥有的东西。而制片人也“颇识时务”，任凭这些导演尽情发挥其所长，这也使得美国电影变得多彩多姿。前些时候，我国影评界某些人对我们国产影片的“教化”作用颇为反感，殊不知美国电影也是很注重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教化”作用的。从“政治教化”的角度来看，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巴顿将军》。这部影片一开始，就让巴顿站在以星条旗占满整个银幕的背景下发表演说，其后又多处让巴顿出言不逊，大肆发表反苏反共言论，甚至在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全世界欢庆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际，竟说出了“要跟俄国开战”之类的狂言。影片通过这位“美国式自大狂”来宣扬“美国至上主义”。可谓达到了极致，其“教化”意图昭然若揭。又如，1983年在欧美各国电视上集中播映、收看观众近13亿人次的影片《翌日》，是在美苏日内瓦裁军会议破裂后，由基辛格倡议，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摄制出来的。影片告诫当权者们，如果不互相克制，紧张局势就会升级，终于爆发核战争，大家完蛋。我是在石家庄步兵学校讲课时看到这部影片的，当时除感受到核战争的恐怖气氛外，颇受到这种“教化”的影响，觉得美苏双方确应“互相克制”为宜。在七八十年代的美国电影中，鼓吹美国的自由民主。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和美国价值观的影片比比皆是。如果看不出这些影片的宣传教化意图，那就是书生气十足了。至于道德教化性质的影片，数量更多，或在促进家庭和解，或在调和社会矛盾。然而他们的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多半不是像我们许多同类影片那样“直、露、多、粗”地进行赤裸裸的说教，而是通过有趣的、令人较易接受的形式来达到潜移默化。他们这方面的经验似乎值得我们加以参考借鉴。
关于美国电影的发展前景问题。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美国影评界普遍认为。当时主要矛盾是制片人的商业利益与导演的艺术追求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将决定美国严肃影片的走向。意大利裔著名导演马丁·斯科西斯(《教父》等片导演)说得很形象，“有时我们就像是受雇的新闻记者，制片人老是向你提醒：要注意娱乐!娱乐!可是。艺术呢?”这颇能说明导演与制片人间矛盾之所在。从90年代的情况看来，他们这个问题解决得还不错。《沉默的羔羊》、《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泰坦尼克号》、《珍珠港》等影片的先后涌现，表明他们双方在商业利益和艺术追求之间的协调上还是比较成功的。但除了这些颇受全球观众瞩目的作品外，整个美国电影似乎乏善可陈。
进入了新世纪，随着《变形金刚》、《哈利·波特》之类当道，我们还能看到多少像上一世纪的许多年间令人震撼或愉悦的佳片呢?几年前像李安的《断臂山》之类鼓吹同性恋的“合理性”而在整体上颇为沉闷乏味的影片，竟可以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这确实反映了当今美国电影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