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兴趣广泛的学者，波斯曼著述甚丰，其中最值得一读的作品是他的“媒介批评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前两部作品在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广受关注。但最能体现波斯曼技术思想的著作《技术垄断》却迟迟没有译本出版，直到2007年秋天，这本书的中译本才在著名翻译家何道宽教授的努力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严格地说，作为美国纽约大学的教授，波斯曼没有承袭美国主流学术界社会工程师的传统，从思想谱系的角度来看，他遵守的是北美媒介环境学范式。即使在传播学的研究者中，熟悉媒介环境学思想谱系的也不是很多，一直以来，大家所关注的都是主流传播学。但在北美传播学这个学术领域，传播学大师却往往具有媒介环境学的背景。从媒介环境学的开山鼻祖伊尼斯开始，到麦克卢汉，再到波斯曼，大师们一直坚信媒介技术本身对于人类文明甚至人的行为有着或显或隐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被意识到，也可能是潜移默化，虽未经总体证实，但颇具魅力，它一直激发着人们关于传播学的想象力。
　　从思想谱系的角度看，波斯曼师承麦克卢汉，是他赋予麦克卢汉所创造的词——媒介环境学——以实际意义，但他本人的理论与麦克卢汉的理想主义技术观却迥然不同。在波斯曼看来，媒介技术尤其是电子媒介技术对人类产生了一些不可逆转的影响。比如它让孩子们失去了他们的童年——这是印刷媒介时代儿童的专利，它让人们沉溺于娱乐而不能自拔，这种理论的基调完全不同于麦克卢汉“地球村”概念背后体现出的乐观态度，这种基调是如此悲观，甚至超越了他的祖师伊尼斯对西方文明危机的深切担忧。在《技术垄断》中，波斯曼的悲观主义基调可以说是得到了一种升华。
　　技术垄断在波斯曼看来是人类历史必然经历的发展阶段。他认为，人类会经历三个时代：工具使用文化时代，技术统治文化时代和技术垄断文化时代。波斯曼认为，在第一个历史时期，人的文化与作为工具的技术是和平相处的。从第二个历史时期开始，技术开始对人类的文化进行攻击，一切开始为技术让路。到了第三个历史时期，也就是作者极力描绘的这一历史时期，技术使人沦为其奴隶，在美国等国家，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开始了。在此，波斯曼重申了《美丽新世界》中的思想，他认为人类的其他选择会在技术垄断中无影无形，并失去意义。
　　抛开具体结论不说，让我感到特别钦佩的是：波斯曼总是能在对一些细节的观察和分析中看到技术的力量。他对于以数据反映社会上的一切的做法显然是不满的，比如他不能理解一个人的智力怎么能用智力商数来表示，也不能理解怎么能单纯以温度计上的数字衡量人对冷热的感受；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会那么在意和相信那些所谓的科学权威的判断，比如人们对于报纸上那些所谓科学家们的观点总是不设防，而对于医生借重于技术的做法似乎也习以为常。他从这些广征博引的细节中指出技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产生了多么根本的影响和多么大的冲击。读一本书需要的是得到思想上的激发，读波斯曼的书似乎总能得到这样的快乐。
　　不过谈到具体结论和研究的倾向，我并不完全认同波斯曼的悲观主义理论。波斯曼的理论有两处需要检讨的致命伤。其一是他的前提。与许多传统技术悲观主义者，如卢梭一样，波斯曼分析技术垄断的前提或参照系似乎是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在波斯曼眼中尽管不是十全十美的，但起码是应当受到赞许的，是平衡的，是值得怀念的。这样一来，波斯曼与伊尼斯之间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其实在传统社会，知识与技术的垄断可能是更为明显的社会事实，在这一点上伊尼斯的分析框架可能更有解释力。其二是波斯曼的结论，其结论倒是秉承了自伊尼斯以来的媒介环境学的传统，强调技术的重要作用，我也不反对他所说的技术的无影无形的统治。不过波斯曼始终没有注意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权力结构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的运用，因此技术的势力和巨大影响力往往是权力的体现，使技术成功实现无影无形统治的恰恰不是技术而是权力本身。对波斯曼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需要反思的，伊尼斯那个时代批判学派的锋芒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但波斯曼所处时代的媒介环境学依然故步自封，就说不过去了。当然，有点思想上的交锋其实更能增加阅读的乐趣，这也是为什么看完《技术垄断》之后会感到很有收获的另一重要原因。
　　(《技术垄断》，波斯曼著，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22.00元)
　　
　　(本文编辑：朱　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