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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真的可谓是“山水相连”——那山即喜马拉雅山，那水即雅鲁藏布江。两个同在亚洲的超级人口大国就这样背靠背地站着，一个站在世界屋脊的南边，一个站在世界屋脊的北边。
自去年10月到今年1月，我们先后走访了印度的16个邦、28个城市和10多个村庄，零距离地感知印度、体会印度。最让我们难忘的，是对VSSU机构的访问。
经过印度首都新德里，我们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拜访。盛情款待我们的外交官得知我们在国内考察过许多边远乡村，对“三农”问题十分关注时，便热情推荐我们到西孟加拉邦的ULLON村对VSSU机构进行实地考察，以便在思考中国“三农”问题时有所借鉴。
外交官告诉我们，VSSU机构是专门面向乡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的慈善金融机构，已在ULLON村运行多年，救助乡村贫穷人家和特困儿童成绩斐然。于是，我们专程从加尔各答乘火车前往ULLON村访问。
来车站接我们的印度姑娘叫BANANI，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现在是VSSU机构的行政助理。她领着我们上了等候在车站门口的吉普车，直奔ULLON村。从车窗望出去，公路两旁的田野很平坦，但农舍仍以草屋居多，看上去十分穷困。
在进入ULLON村前，我们看见左手边的田野中出现一座很大的白色建筑，在以草屋为主的乡村中十分醒目。司机好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一般，径直将车开到这座建筑前，BANANI招呼我们下车，我们对ULLON村的走访由此正式开始。
BANANI向我们介绍说，这里是 VSSU机构设立的“特困儿童村”。里面的儿童大都失去了双亲，也有少数孩子虽有单亲，但其父或其母完全无力抚养孩子长大成人。
说话间，我们已走进儿童村，宽敞的大厅里，孩子们正在用餐。BANANI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吃、穿、用、医疗、上学等所有费用，全部由VSSU机构承担，一直到他们成人后步入社会。这些孩子主要来自西孟加拉邦东南部的乡村，儿童村成立时间还不长，只有3年时间，现有40多个孩子，规划达到500人。
从儿童村出来，吉普车离开乡村主干公路，驶上一条新柏油公路。BANANI 说，这条路也是VSSU机构筹资修建的。吉普车穿过许多茅草屋，又在一座白色建筑前停下。“这就是VSSU的服务中心，也是机构的办公总部。”BANANI说。把总部设在贫穷乡村里，与茅屋村舍为邻，这才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乡村穷人服务中心，我们为此感慨不已！
驻印使馆的外交官给我们写推荐信时介绍过，VSSU机构的CEO名叫KAPILAMANDAL。此时他已走出办公室迎接我们的到来。
外交官介绍KAPILAMANDAL时说，这位“乡村穷人的银行家”土生土长在贫穷的ULLON村，对乡村贫穷现状以及穷苦村民的需求十分了解，对附近村民的家庭情况、性格特点、贷款之后的经营能力和还贷能力也都了如指掌，因此能将“小额资金贷款”运作得十分出色，获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无独有偶，与印度紧紧相邻的孟加拉国也有一位“穷人的银行家”，他就是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尤努斯相信穷人一旦拥有贷款，就可以自己帮助自己摆脱贫穷，他的理论使数百万赤贫者的命运得以改变。KAPILAMANDAL在印度二十多年的成功实践，也证明尤努斯的理论是正确的。
因KAPILAMANDAL下午还有会议，午餐后我们便自由活动，走访ULLON村那些茅屋里的村民。出门时，正好有几个贫穷村民造访VSSU机构。我们看见接待人员热情地为他们献上热茶，请他们入座。
黄昏时分，BANANI担心我们不熟悉情况，赶来陪同我们走访村民，同时也向我们介绍了VSSU机构和ULLON村的一些基本情况。VSSU机构创立于1983年，现有81名职员和11名自愿者，其中90％为印度当地人，10％为外籍人士，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60％的职员工作在乡村，成天与乡村穷人打交道。在贫富阶级界线十分明显、种姓等级观念仍然十分突出的印度，VSSU机构的理念和实践堪称异类，犹如黑夜中透出的曙光，为数以亿计的穷人带来温暖和希望。
VSSU机构所在的ULLON村，现有350户，2200人。在机构创立之前，这里的人几乎都一贫如洗，即便是现在，多数村民也仍然居住在破烂的茅屋里。“这里的许多人穷得难以想象！”生长在大城市，家庭环境优越，大学毕业后就来VSSU机构服务的BANANI满怀忧伤地对我们说。
也许是因为中国和印度同属农业大国，都有庞大的农村贫穷人口，虽然我们不过是来自中国民间的一对夫妻，却受到VSSU机构的高规格礼遇。KAPILAMANDAL一再表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要能心系民众疾苦就精神可嘉，“要是VSSU的经验能对解决中国乡村的贫穷问题有所帮助，那就更好了。”
很快到了启程回国的日子，KAPILAMANDAL意犹未尽地表示，希望我们再挤出点时间，去看看他的家和夫人，再顺道去小额资金放贷最多的CHHRBNABUNI村看一看。我们是晚上的航班，白天还有充裕时间活动，也就爽快应允。
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大银行家KAPILAMANDAL二十多年来帮助了无数穷人，但他自己仍然住茅屋。他的家就在离VSSU机构服务中心不足500米处的公路边。两个儿子早已成家立业，另修楼房，他和夫人则继续居住在原先的茅屋里。他领着我们刚到门口，夫人便迎了出来，牵着我们的手进入茅屋内的卧室。
不大的卧室里只有一张普普通通的双人木床，一个衣柜，一台电视机，虽比大多数村民要好很多，但在我们看来仍然十分“寒酸”，要知道他并非没有钱。一个富有爱心和同情心、以“帮助乡村穷人”为乐的慈善银行家是那么淡泊名利。
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在他家难以久留，便继续由他开车陪同前往CHHRBNABUNI村参观。KAPILAMANDAL显然很受村民拥戴，车还没有停稳就有村民围上前来，不一会儿我们就被涌来的村民团团围住。KAPILAMANDAL向我们介绍说，这个村的村民贷款积极性很高，不少家庭都通过小额贷款改善了生活现状，成为缝纫大户、养殖大户。
“我们不要住在破房子里”“我们要修造并使用厕所”“我们要饮用从井中打出来的水”。这是尤努斯写在格莱珉银行决议中的条款。其实，无论是在孟加拉还是在印度、中国或别的国家，穷人们最需要的就是改善生活条件的本钱。KAPILAMANDAL在印度就是这样实践的。我们看到这里许多村民都办起了缝纫社，各有十来部旧缝纫机及锁边机。里面有年轻人正在操作机器，忙碌工作。KAPILAMANDAL随意取出已完工的成品，我们认真瞧了瞧，针脚等做工都不差。据缝纫社创办人说，他给每位工人每月1200努比的工资，自己每月平均可获利7000努比，这在当地已是让人惊羡的数字。
KAPILAMANDAL说，该村有800多人，VSSU机构先后向40家农户发放过4000至6000努比的小额贷款，还贷率100％。这表明，向乡村穷人发放小额贷款的“坏账风险”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你们是如何控制风险的？”
“我们不仅对申请小额贷款的农户要严格审核，看其是否真的有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更对贷款的真实用途及赚钱项目进行严格考察，科学论证，确保贷款真正起到翻身本钱的作用。一旦确定贷款，我们还会免费为贷款者进行技能培训，确保他有能力用贷款去赚到钱。只要他们能真正赚到钱，还贷也就不成问题了。”
“VSSU作为慈善性质的金融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自身如何生存？如果盈利，是否违背了慈善原则？”
“我们向农户发放第一笔小额贷款时，无息或低息。这当然是慈善性质的。但我们有一个贷款条件：当他赚了钱，需要扩大再生产时必须到我们机构贷款，这时利息会提高。还有，当他赚了钱，我们要求他把钱存入我们机构，这些都写进初次贷款的协议中的。”KAPILAMANDAL滔滔不绝地说，“我们会给村民讲清楚：我们所有的盈利和储蓄，都是为了能继续给更多的穷人发放贷款，使他们也有本钱去赚钱翻身，我们还拿出盈利的相当一部分用于乡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福利设施建设，比如修路、修桥、修凉棚、修厕所、修卫生所、修建饮用水工程，还有救助灾民、救助孤儿等等，这些都是村民们看得见、也享用得到的，因此他们都很支持我们盈利，也乐意遵守协议。这样，幸福的雪球就能越滚越大，在乡村扎下根来，开花结果。”
印度的隆冬暖暖的。KAPILAMANDAL神采飞扬，脸上写满了自豪和喜悦。
“行走夫妻”简介：
陈俊，男，当过水手，蹲过机关，做过新闻，关心社会，关注民生。
李勤，女，西安上学，武汉任教，澳洲留学，广东经商，喜欢绘画。
2002年3月开始到中外乡村去行走，至今已按计划行走过中国西部十多个省区的山村、东部沿海的部分渔村和印度、泰国等国的乡村。下一阶段的行走重点是非洲和中国中部的乡村。
自去年10月到今年1月，我们先后走访了印度的16个邦、28个城市和10多个村庄，零距离地感知印度、体会印度。最让我们难忘的，是对VSSU机构的访问。
经过印度首都新德里，我们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拜访。盛情款待我们的外交官得知我们在国内考察过许多边远乡村，对“三农”问题十分关注时，便热情推荐我们到西孟加拉邦的ULLON村对VSSU机构进行实地考察，以便在思考中国“三农”问题时有所借鉴。
外交官告诉我们，VSSU机构是专门面向乡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的慈善金融机构，已在ULLON村运行多年，救助乡村贫穷人家和特困儿童成绩斐然。于是，我们专程从加尔各答乘火车前往ULLON村访问。
来车站接我们的印度姑娘叫BANANI，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现在是VSSU机构的行政助理。她领着我们上了等候在车站门口的吉普车，直奔ULLON村。从车窗望出去，公路两旁的田野很平坦，但农舍仍以草屋居多，看上去十分穷困。
在进入ULLON村前，我们看见左手边的田野中出现一座很大的白色建筑，在以草屋为主的乡村中十分醒目。司机好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一般，径直将车开到这座建筑前，BANANI招呼我们下车，我们对ULLON村的走访由此正式开始。
BANANI向我们介绍说，这里是 VSSU机构设立的“特困儿童村”。里面的儿童大都失去了双亲，也有少数孩子虽有单亲，但其父或其母完全无力抚养孩子长大成人。
说话间，我们已走进儿童村，宽敞的大厅里，孩子们正在用餐。BANANI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吃、穿、用、医疗、上学等所有费用，全部由VSSU机构承担，一直到他们成人后步入社会。这些孩子主要来自西孟加拉邦东南部的乡村，儿童村成立时间还不长，只有3年时间，现有40多个孩子，规划达到500人。
从儿童村出来，吉普车离开乡村主干公路，驶上一条新柏油公路。BANANI 说，这条路也是VSSU机构筹资修建的。吉普车穿过许多茅草屋，又在一座白色建筑前停下。“这就是VSSU的服务中心，也是机构的办公总部。”BANANI说。把总部设在贫穷乡村里，与茅屋村舍为邻，这才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乡村穷人服务中心，我们为此感慨不已！
驻印使馆的外交官给我们写推荐信时介绍过，VSSU机构的CEO名叫KAPILAMANDAL。此时他已走出办公室迎接我们的到来。
外交官介绍KAPILAMANDAL时说，这位“乡村穷人的银行家”土生土长在贫穷的ULLON村，对乡村贫穷现状以及穷苦村民的需求十分了解，对附近村民的家庭情况、性格特点、贷款之后的经营能力和还贷能力也都了如指掌，因此能将“小额资金贷款”运作得十分出色，获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无独有偶，与印度紧紧相邻的孟加拉国也有一位“穷人的银行家”，他就是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尤努斯相信穷人一旦拥有贷款，就可以自己帮助自己摆脱贫穷，他的理论使数百万赤贫者的命运得以改变。KAPILAMANDAL在印度二十多年的成功实践，也证明尤努斯的理论是正确的。
因KAPILAMANDAL下午还有会议，午餐后我们便自由活动，走访ULLON村那些茅屋里的村民。出门时，正好有几个贫穷村民造访VSSU机构。我们看见接待人员热情地为他们献上热茶，请他们入座。
黄昏时分，BANANI担心我们不熟悉情况，赶来陪同我们走访村民，同时也向我们介绍了VSSU机构和ULLON村的一些基本情况。VSSU机构创立于1983年，现有81名职员和11名自愿者，其中90％为印度当地人，10％为外籍人士，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60％的职员工作在乡村，成天与乡村穷人打交道。在贫富阶级界线十分明显、种姓等级观念仍然十分突出的印度，VSSU机构的理念和实践堪称异类，犹如黑夜中透出的曙光，为数以亿计的穷人带来温暖和希望。
VSSU机构所在的ULLON村，现有350户，2200人。在机构创立之前，这里的人几乎都一贫如洗，即便是现在，多数村民也仍然居住在破烂的茅屋里。“这里的许多人穷得难以想象！”生长在大城市，家庭环境优越，大学毕业后就来VSSU机构服务的BANANI满怀忧伤地对我们说。
也许是因为中国和印度同属农业大国，都有庞大的农村贫穷人口，虽然我们不过是来自中国民间的一对夫妻，却受到VSSU机构的高规格礼遇。KAPILAMANDAL一再表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要能心系民众疾苦就精神可嘉，“要是VSSU的经验能对解决中国乡村的贫穷问题有所帮助，那就更好了。”
很快到了启程回国的日子，KAPILAMANDAL意犹未尽地表示，希望我们再挤出点时间，去看看他的家和夫人，再顺道去小额资金放贷最多的CHHRBNABUNI村看一看。我们是晚上的航班，白天还有充裕时间活动，也就爽快应允。
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大银行家KAPILAMANDAL二十多年来帮助了无数穷人，但他自己仍然住茅屋。他的家就在离VSSU机构服务中心不足500米处的公路边。两个儿子早已成家立业，另修楼房，他和夫人则继续居住在原先的茅屋里。他领着我们刚到门口，夫人便迎了出来，牵着我们的手进入茅屋内的卧室。
不大的卧室里只有一张普普通通的双人木床，一个衣柜，一台电视机，虽比大多数村民要好很多，但在我们看来仍然十分“寒酸”，要知道他并非没有钱。一个富有爱心和同情心、以“帮助乡村穷人”为乐的慈善银行家是那么淡泊名利。
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在他家难以久留，便继续由他开车陪同前往CHHRBNABUNI村参观。KAPILAMANDAL显然很受村民拥戴，车还没有停稳就有村民围上前来，不一会儿我们就被涌来的村民团团围住。KAPILAMANDAL向我们介绍说，这个村的村民贷款积极性很高，不少家庭都通过小额贷款改善了生活现状，成为缝纫大户、养殖大户。
“我们不要住在破房子里”“我们要修造并使用厕所”“我们要饮用从井中打出来的水”。这是尤努斯写在格莱珉银行决议中的条款。其实，无论是在孟加拉还是在印度、中国或别的国家，穷人们最需要的就是改善生活条件的本钱。KAPILAMANDAL在印度就是这样实践的。我们看到这里许多村民都办起了缝纫社，各有十来部旧缝纫机及锁边机。里面有年轻人正在操作机器，忙碌工作。KAPILAMANDAL随意取出已完工的成品，我们认真瞧了瞧，针脚等做工都不差。据缝纫社创办人说，他给每位工人每月1200努比的工资，自己每月平均可获利7000努比，这在当地已是让人惊羡的数字。
KAPILAMANDAL说，该村有800多人，VSSU机构先后向40家农户发放过4000至6000努比的小额贷款，还贷率100％。这表明，向乡村穷人发放小额贷款的“坏账风险”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你们是如何控制风险的？”
“我们不仅对申请小额贷款的农户要严格审核，看其是否真的有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更对贷款的真实用途及赚钱项目进行严格考察，科学论证，确保贷款真正起到翻身本钱的作用。一旦确定贷款，我们还会免费为贷款者进行技能培训，确保他有能力用贷款去赚到钱。只要他们能真正赚到钱，还贷也就不成问题了。”
“VSSU作为慈善性质的金融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自身如何生存？如果盈利，是否违背了慈善原则？”
“我们向农户发放第一笔小额贷款时，无息或低息。这当然是慈善性质的。但我们有一个贷款条件：当他赚了钱，需要扩大再生产时必须到我们机构贷款，这时利息会提高。还有，当他赚了钱，我们要求他把钱存入我们机构，这些都写进初次贷款的协议中的。”KAPILAMANDAL滔滔不绝地说，“我们会给村民讲清楚：我们所有的盈利和储蓄，都是为了能继续给更多的穷人发放贷款，使他们也有本钱去赚钱翻身，我们还拿出盈利的相当一部分用于乡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福利设施建设，比如修路、修桥、修凉棚、修厕所、修卫生所、修建饮用水工程，还有救助灾民、救助孤儿等等，这些都是村民们看得见、也享用得到的，因此他们都很支持我们盈利，也乐意遵守协议。这样，幸福的雪球就能越滚越大，在乡村扎下根来，开花结果。”
印度的隆冬暖暖的。KAPILAMANDAL神采飞扬，脸上写满了自豪和喜悦。
“行走夫妻”简介：
陈俊，男，当过水手，蹲过机关，做过新闻，关心社会，关注民生。
李勤，女，西安上学，武汉任教，澳洲留学，广东经商，喜欢绘画。
2002年3月开始到中外乡村去行走，至今已按计划行走过中国西部十多个省区的山村、东部沿海的部分渔村和印度、泰国等国的乡村。下一阶段的行走重点是非洲和中国中部的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