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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傭书”业的出现是书籍生产、流通历史过程中一个质的飞跃。它催生了图书的商品化生产和大规模流通，使图书的品种和数量急剧增多，为印刷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准备了物质基础和市场条件。
[关键词]书籍，傭书业，图书市场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2-0041-03
我国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璀璨绚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书籍作为文化知识的载体，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试从出版史的角度，对雕版印刷技术出现之前，我国古代早期图书的生产和流通情况进行一番探寻。
我国最早的原始书籍，要算三千多年前殷代的甲骨文、青铜文、石刻文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化知识被极少数贵族、祭司所垄断，这种原始书籍，主要被统治阶级用于祭祀活动和官方记事。由于制作不易，流传范围小，基本上不具备向社会传播知识的功能。
到了西周，早期的书籍——竹简木牍问世了，其后又出现了帛书。从西周到汉代造纸术出现之前的一千多年间里，竹简木牍一直是书籍的主要形态，帛书虽然轻便，但以当时帛之贵重，使用范围自然不可能很大，只能是社会上层偶尔为之。竹简木牍产生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使书籍的制作变得简单和方便多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书籍的数量增多了。所谓“维殷先人，有典有册”，“文武之政，布在方册”，说的就是这时的书籍，已经能够把社会的文明成果较为系统地记录下来，“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但在这个时代，掌握文化知识的仍然只是上层社会中的少数人，因此并不具备图书在社会广泛流传的条件，图书还不能“流通”起来。
图书真正开始在社会上“流通”，始于春秋战国。这一时期，书籍逐渐走出宫廷，由贵族阶层向“士”阶层流传。同时私学在民间迅速发展，从孔子提倡“有教无类”来看，读书已不再是上层社会的专利。而诸子百家蜂起争鸣，竞相宣传自己的主张，开展游说和论战，私人著书立说成为一股潮流，更使图书的数量迅速增加，书籍进一步在社会上扩散和流传开来。但是，当时传播知识的方法仍以口耳相传为主，通过记录、授受、传抄等方式形成书籍。例如一部《论语》，就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辗转传述、记录、整理而成。《中庸》一书相传是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可见，虽然图书在社会上已经开始广泛流传，但其生产手段却仍十分原始和落后。在简帛为知识、信息载体的写本时代，这种师生之间、文人之间相互传抄而形成的图书，仍然是十分珍贵而有限的，自然不会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
到了汉代，社会的长期安定，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繁荣。政府非常重视教育，京师设太学，郡国立学校，提倡尊儒读经，使读书人数量大增。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时，京师太学有学生三千人。到西汉末年，京师太学发展到有“博士弟子万八百人”的规模。到了东汉时期，学风更盛，质帝本初元年(146年)，在京师太学就学者就有“三万余生”。民间私学也相当普遍，学生少者上百，多者数千。如东汉王充自云“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名儒张楷“门徒常百人”，“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数量庞大的读书人群体必然产生对图书的巨大需求，文人之间相互传抄的传统生产方式，已难以满足社会对书籍不断增长的需求。于是，一部分受过教育的贫苦读书人便专门以抄写书籍来谋生，这就出现了“傭书”人。“傭书”是一种雇傭行为，“傭书”人受雇于政府、寺观或私人进行抄书，以此获取报酬。早在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整理国家藏书，将上万卷简帛书籍命人逐一缮写，应该就是雇来的。但有文献明确记载的“傭书”现象，则是始于东汉。如班超早年“家贫，常为官傭书以供养”。王溥由于“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肆傭书”。
纸的诞生对傭书业的形成、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纸的出现，使书籍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长期以来，人们多将纸的发明归功于东汉的蔡伦，所依据的是《后汉书?蔡伦传》的记载。但实际上，在许多文献中，都有蔡伦之前使用纸的记载。而近些年来大量的出土文物更进一步证明，至迟到西汉中期，纸张已经相当普遍地作为书写工具，逐渐取代简帛。蔡伦的作用是改良造纸术，而不是创造造纸术。纸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文字书写的方式，成为书籍制作的最好材料，很快就广泛应用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之中。魏晋南北朝时纸已经基本取代了简帛。纸质书籍具有成本低、易于制作、方便携带和流传的优点，使记录知识、传播信息更加便捷，这为傭书业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物质条件。正是这一新型书写材料能够迅速大量复制的特点，才使得“傭书”能够发展成为写本时代图书文献的新兴出版行业。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傭书”业发展的高潮。这三百多年是一个动乱纷争的年代，却也是一个文化教育兴盛的年代，学术繁荣，大师辈出，私学发达，佛教道教广泛传播，大量的文学、史学、玄学著作和宗教典籍风行于世，这就为“傭书”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以“傭书”为生的人越来越多。在史籍文献的记载中，许多名人早年都有过“傭书”的经历，说明“傭书”现象在社会上已经非常普遍了。如三国时的阚泽“居贫无资，常为人傭书，以供纸笔”。东晋著名的佛学思想家僧肇早年曾“以傭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文籍”。南朝梁文学家王僧孺早年“家贫，常傭书以养母”。北齐的房景伯，少时“家贫，傭书自给”。北魏的刘芳，“傭写经论，笔迹称善，卷值一缣，岁中能人百余匹”。可知当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一批专门以抄写书籍为业的“傭书”人。随着社会对书籍需求的日益增加和“傭书”人的也不断增多，“傭书”逐渐成了一个兼具出版发行功能的专业，以“傭书”为生的人成为向社会提供书籍的一支主要力量。
“傭书”人的出现，在书籍生产、流通的历史过程中是一个质的飞跃。在“傭书”人出现之前，人们抄写图书只是为了自己之用。而“傭书”人不同，他们是为了得到报酬而抄写图书的，从一开始就是为别人，也就是为交换目的而抄写书籍，这就使得图书开始转化为商品。商品的最基本特征就是为别人而生产，为卖而生产，而不是用来自己消费。因此，在“傭书”现象的背后，必定伴随着一个逐渐成形并不断发展的图书流通市场。图书是一种精神产品，把它作为商品来交换，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精神生产不再为少数贵族所垄断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起着向社会广泛传播知识的作用，因而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 图书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始于西汉后期，当时在太学附近形成了包括买卖书籍在内的综合性贸易集市——“槐市”，而民间则出现了以贩书为业的“书肆”，西汉杨雄撰写的《法言》一书的“君子”卷有：“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到了东汉，图书市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王充在“京师受业太学”时，“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读书，一见辙能忆诵，遂通众家百流之言”。可见，当时市场上销售的书籍品种相当丰富，经营方法也很灵活，既敞开售书，也允许读者自由阅览，所以王充才能通过在市场上的大量阅读，“通众家百流之言”。随着图书市场的扩大，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规模较大的图书发行业。一种是当时在长安、洛阳、平城、建康等大都市的众多小本书贩，如东魏阳俊之“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南朝梁傅昭，“十一(岁)随外祖于朱雀航卖历日”。这些小书贩往往既卖书，也雇有书傭，一有名人名作问世，便可迅速复制贩卖，从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一文出而“洛阳为之纸贵”的事例，似可依稀看到这些书贩活动的身影。另一种是拥有较强实力的大书商。如东魏大将军高澄领中书监时，“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注：即高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日：不须也”。查《华林遍略》这部书，是南朝梁元帝于天监十五年(516年)下令编撰的620卷大型类书。能够复制这种皇室秘藏的大型图书投放于市场售卖，甚至转运千里之外，以敌国的高官显贵为销售对象，肯定是拥有巨资和完善的销售渠道的大书商。
图书的商品化生产和大规模流通，使图书的品种和数量急剧增多，在《隋书?经籍志》记录的上古至隋朝的书目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几乎占了415，其中有种类繁多的经注、史籍，有浩大的总集、类书，有众多的个人文集，还有大量的佛经道籍。这个时期士人私家藏书之风的盛行，也充分说明了图书流通市场的繁荣。如北魏的常景，“耽好经史，爱玩文词，若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南朝陈姚察把父亲所给的“游学之资”“并用聚蓄图书”。南朝梁著名文学家任昉“聚书万余卷”。而北魏的李谧“每日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绝迹下帏，杜门却扫，弃产营书，手自删削，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据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的统计，有史籍记载的六朝藏书家有102人，藏书过万卷者达20人。这数千上万卷的藏书，自然有一部分是自己抄写的，但肯定有相当大的部分要购自市场。
进入隋唐以后，随着雕版印刷术的诞生，印书逐渐取代了抄书，“傭书”作为一种现象虽然还继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但作为一个行业已是每况愈下，史籍文献中有关“傭书”的记载也越来越少。到了中晚唐，“傭书”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完全被印刷业所取代了。但是，由“傭书”所催生的图书的商品化生产和市场流通，却正方兴未艾。印刷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更大规模的图书生产和流通，一个光辉灿烂的出版新时代到来了。
[作者简介]甘于黎，男，1956年生，福州人，鹭江出版社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出版史和经济史。
[责任编辑：李婷轩]
参考文献：
[1]慕平译注.尚书?多士[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陈澔注.礼记?中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墨翟.墨子?明鬼[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王充.论衡?自纪[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6]王嘉.拾遗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蔡锋.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8]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0]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1]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4]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关键词]书籍，傭书业，图书市场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2-0041-03
我国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璀璨绚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书籍作为文化知识的载体，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试从出版史的角度，对雕版印刷技术出现之前，我国古代早期图书的生产和流通情况进行一番探寻。
我国最早的原始书籍，要算三千多年前殷代的甲骨文、青铜文、石刻文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化知识被极少数贵族、祭司所垄断，这种原始书籍，主要被统治阶级用于祭祀活动和官方记事。由于制作不易，流传范围小，基本上不具备向社会传播知识的功能。
到了西周，早期的书籍——竹简木牍问世了，其后又出现了帛书。从西周到汉代造纸术出现之前的一千多年间里，竹简木牍一直是书籍的主要形态，帛书虽然轻便，但以当时帛之贵重，使用范围自然不可能很大，只能是社会上层偶尔为之。竹简木牍产生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使书籍的制作变得简单和方便多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书籍的数量增多了。所谓“维殷先人，有典有册”，“文武之政，布在方册”，说的就是这时的书籍，已经能够把社会的文明成果较为系统地记录下来，“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但在这个时代，掌握文化知识的仍然只是上层社会中的少数人，因此并不具备图书在社会广泛流传的条件，图书还不能“流通”起来。
图书真正开始在社会上“流通”，始于春秋战国。这一时期，书籍逐渐走出宫廷，由贵族阶层向“士”阶层流传。同时私学在民间迅速发展，从孔子提倡“有教无类”来看，读书已不再是上层社会的专利。而诸子百家蜂起争鸣，竞相宣传自己的主张，开展游说和论战，私人著书立说成为一股潮流，更使图书的数量迅速增加，书籍进一步在社会上扩散和流传开来。但是，当时传播知识的方法仍以口耳相传为主，通过记录、授受、传抄等方式形成书籍。例如一部《论语》，就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辗转传述、记录、整理而成。《中庸》一书相传是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可见，虽然图书在社会上已经开始广泛流传，但其生产手段却仍十分原始和落后。在简帛为知识、信息载体的写本时代，这种师生之间、文人之间相互传抄而形成的图书，仍然是十分珍贵而有限的，自然不会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
到了汉代，社会的长期安定，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繁荣。政府非常重视教育，京师设太学，郡国立学校，提倡尊儒读经，使读书人数量大增。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时，京师太学有学生三千人。到西汉末年，京师太学发展到有“博士弟子万八百人”的规模。到了东汉时期，学风更盛，质帝本初元年(146年)，在京师太学就学者就有“三万余生”。民间私学也相当普遍，学生少者上百，多者数千。如东汉王充自云“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名儒张楷“门徒常百人”，“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数量庞大的读书人群体必然产生对图书的巨大需求，文人之间相互传抄的传统生产方式，已难以满足社会对书籍不断增长的需求。于是，一部分受过教育的贫苦读书人便专门以抄写书籍来谋生，这就出现了“傭书”人。“傭书”是一种雇傭行为，“傭书”人受雇于政府、寺观或私人进行抄书，以此获取报酬。早在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整理国家藏书，将上万卷简帛书籍命人逐一缮写，应该就是雇来的。但有文献明确记载的“傭书”现象，则是始于东汉。如班超早年“家贫，常为官傭书以供养”。王溥由于“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肆傭书”。
纸的诞生对傭书业的形成、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纸的出现，使书籍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长期以来，人们多将纸的发明归功于东汉的蔡伦，所依据的是《后汉书?蔡伦传》的记载。但实际上，在许多文献中，都有蔡伦之前使用纸的记载。而近些年来大量的出土文物更进一步证明，至迟到西汉中期，纸张已经相当普遍地作为书写工具，逐渐取代简帛。蔡伦的作用是改良造纸术，而不是创造造纸术。纸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文字书写的方式，成为书籍制作的最好材料，很快就广泛应用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之中。魏晋南北朝时纸已经基本取代了简帛。纸质书籍具有成本低、易于制作、方便携带和流传的优点，使记录知识、传播信息更加便捷，这为傭书业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物质条件。正是这一新型书写材料能够迅速大量复制的特点，才使得“傭书”能够发展成为写本时代图书文献的新兴出版行业。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傭书”业发展的高潮。这三百多年是一个动乱纷争的年代，却也是一个文化教育兴盛的年代，学术繁荣，大师辈出，私学发达，佛教道教广泛传播，大量的文学、史学、玄学著作和宗教典籍风行于世，这就为“傭书”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以“傭书”为生的人越来越多。在史籍文献的记载中，许多名人早年都有过“傭书”的经历，说明“傭书”现象在社会上已经非常普遍了。如三国时的阚泽“居贫无资，常为人傭书，以供纸笔”。东晋著名的佛学思想家僧肇早年曾“以傭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文籍”。南朝梁文学家王僧孺早年“家贫，常傭书以养母”。北齐的房景伯，少时“家贫，傭书自给”。北魏的刘芳，“傭写经论，笔迹称善，卷值一缣，岁中能人百余匹”。可知当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一批专门以抄写书籍为业的“傭书”人。随着社会对书籍需求的日益增加和“傭书”人的也不断增多，“傭书”逐渐成了一个兼具出版发行功能的专业，以“傭书”为生的人成为向社会提供书籍的一支主要力量。
“傭书”人的出现，在书籍生产、流通的历史过程中是一个质的飞跃。在“傭书”人出现之前，人们抄写图书只是为了自己之用。而“傭书”人不同，他们是为了得到报酬而抄写图书的，从一开始就是为别人，也就是为交换目的而抄写书籍，这就使得图书开始转化为商品。商品的最基本特征就是为别人而生产，为卖而生产，而不是用来自己消费。因此，在“傭书”现象的背后，必定伴随着一个逐渐成形并不断发展的图书流通市场。图书是一种精神产品，把它作为商品来交换，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精神生产不再为少数贵族所垄断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起着向社会广泛传播知识的作用，因而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 图书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始于西汉后期，当时在太学附近形成了包括买卖书籍在内的综合性贸易集市——“槐市”，而民间则出现了以贩书为业的“书肆”，西汉杨雄撰写的《法言》一书的“君子”卷有：“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到了东汉，图书市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王充在“京师受业太学”时，“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读书，一见辙能忆诵，遂通众家百流之言”。可见，当时市场上销售的书籍品种相当丰富，经营方法也很灵活，既敞开售书，也允许读者自由阅览，所以王充才能通过在市场上的大量阅读，“通众家百流之言”。随着图书市场的扩大，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规模较大的图书发行业。一种是当时在长安、洛阳、平城、建康等大都市的众多小本书贩，如东魏阳俊之“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南朝梁傅昭，“十一(岁)随外祖于朱雀航卖历日”。这些小书贩往往既卖书，也雇有书傭，一有名人名作问世，便可迅速复制贩卖，从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一文出而“洛阳为之纸贵”的事例，似可依稀看到这些书贩活动的身影。另一种是拥有较强实力的大书商。如东魏大将军高澄领中书监时，“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注：即高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日：不须也”。查《华林遍略》这部书，是南朝梁元帝于天监十五年(516年)下令编撰的620卷大型类书。能够复制这种皇室秘藏的大型图书投放于市场售卖，甚至转运千里之外，以敌国的高官显贵为销售对象，肯定是拥有巨资和完善的销售渠道的大书商。
图书的商品化生产和大规模流通，使图书的品种和数量急剧增多，在《隋书?经籍志》记录的上古至隋朝的书目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几乎占了415，其中有种类繁多的经注、史籍，有浩大的总集、类书，有众多的个人文集，还有大量的佛经道籍。这个时期士人私家藏书之风的盛行，也充分说明了图书流通市场的繁荣。如北魏的常景，“耽好经史，爱玩文词，若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南朝陈姚察把父亲所给的“游学之资”“并用聚蓄图书”。南朝梁著名文学家任昉“聚书万余卷”。而北魏的李谧“每日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绝迹下帏，杜门却扫，弃产营书，手自删削，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据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的统计，有史籍记载的六朝藏书家有102人，藏书过万卷者达20人。这数千上万卷的藏书，自然有一部分是自己抄写的，但肯定有相当大的部分要购自市场。
进入隋唐以后，随着雕版印刷术的诞生，印书逐渐取代了抄书，“傭书”作为一种现象虽然还继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但作为一个行业已是每况愈下，史籍文献中有关“傭书”的记载也越来越少。到了中晚唐，“傭书”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完全被印刷业所取代了。但是，由“傭书”所催生的图书的商品化生产和市场流通，却正方兴未艾。印刷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更大规模的图书生产和流通，一个光辉灿烂的出版新时代到来了。
[作者简介]甘于黎，男，1956年生，福州人，鹭江出版社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出版史和经济史。
[责任编辑：李婷轩]
参考文献：
[1]慕平译注.尚书?多士[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陈澔注.礼记?中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墨翟.墨子?明鬼[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王充.论衡?自纪[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6]王嘉.拾遗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蔡锋.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8]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0]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1]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4]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