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为人们熟知的是，井喷般的急遽经济发展会加剧社会不均，中国和印度就是最近的两个例子。问题在于，缓慢的经济发展和逐步增加的社会不均，这是发展国家经济体在当下两个最显著的特征，它们之间是否也存在联系？
　　在最近一项研究中提出这个有趣假设的，是来自巴黎经济学院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近年来他就社会不均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研究。
　　得益于法国政府行事的精准作风，皮克提得以重建过去将近两个世纪以来整个法国的国民收入数据。从1820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旧制度的体现—这个时期的经济体有两大特征：增长缓慢，年增长率只有1%左右；继承财富的占比特别大，占GDP总量的20%～25%。
　　皮克提认为，低增长和继承之间的关系并非偶然。继承财富的收益每年有2%～3%，而新投资收益只有1%。社会流动性因此被极大限制，社会分层也得到了鼓励。
　　这种情况在一战后得到了改变，经济开始提速—二战后更是如火如荼。1945年后的大发展时期，法国经济年增长率高达5%，而继承财富比例下滑至仅占全国GDP的5%，经济被带入一个流动性和均等程度相对较好的阶段。然而，在过去20年的低增长期间，继承财富的比例又再次跃升，占法国经济的12%。
　　这样的模式应该引起关注。在欧元区，过去10年年均GDP增速约为1%；而美国的年均增长率从1870年到1973年之间的4%，跌到1973年迄今的2%。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也认为低增长和社会不均存在相互关联，但在他看来，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应该是相反的。在最近一个访谈中，斯蒂格利茨说，“我认为是社会不均引起了低增长。”在新书《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中，他写道：“价格塑造了市场，其塑造市场的方式是通过牺牲他人的代价来让最顶层的人获益。”通过寻租行为，一个社会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把资源分配给自己，剥夺和压抑他人所能得到的机会，这必定导致市场竞争的减小和增长放缓。
　　皮克提的研究可以支持这个论点：法国经济在一战后开始起飞，二战后再度繁荣，而这两个阶段都是法国政治体制实施开放并进行积极改革的时期。
　　不过，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库伊莲娜·库茨尔姆科（Ilyana Kuziemko）指出，也有证据显示低增长会增加社会不均。公共舆论方面的数据和实验研究显示：在经济困难时期，人们（或至少是美国人）对收入再分配的接受程度会减小。比如在最近的经济衰退中，尽管所有的公共舆论—以及证据—都表明，收入最高的1%的人在过去几年间攫取了增长的绝大部分利益，但盖洛普投票显示，美国人对减少社会不公的支持率仍然从68%下跌到57%。
　　有意思的是，艰难时期确实可能会引发经济体中那些利益损失者的“绝地反击”心态。实验经济学家已经发现，如果人们在玩分配游戏时处在倒数第二的位置，那么他们会变得小器得多。他们会更愿意把钱分给凌驾他们之上的人，而不是帮助那些底层的人来追赶自己。
　　这个发现与哈佛大学的本杰明·弗里德曼的研究吻合。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Growth）中写道：“经济增长往往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对多样性的宽容，促进更大的社会流动性、对公平的承诺，和对民主的奉献精神。”同样，经济不增长会滋生对异族的憎恨、不宽容，和对贫穷者的消极态度。美国和欧洲在过去数十年的历史可作这个论点的证明。最后，弗里德曼总结说，“倒数第30的人不顾一切让自己不要滑落到倒数第20甚至是倒數第10的队列中去。”
　　这样看来，低增长/严重不均的经济可能形成了自我循环。不过，无论是斯蒂格利茨还是皮克提都不认为这是必然结局。斯蒂格利茨说，“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包括丹麦、挪威和瑞典）就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平等程度，同时也是增长最快的发达经济体之一。同时看看日本的例子，在约20年时间中经历着通货紧缩，却一直维持着相当程度的社会平等和生活水准。”
　　皮克提认为关键在于在较低增长时期如何进行心理上的调适。“我们可能需要接受一个现实，即二战后4%或5%的增长率是历史的例外，在考虑到人口增长以后，1%的增长率是更接近正常水平的。”
　　实际上，皮克提认为我们“对增长的迷恋”仅仅是“为在健康、教育或收入再分配上无所作为而找的一个籍口”。这种迷恋在当今拥有深广的市场。他写道：“我们已经忘记，几个世纪以来，增长曾几乎为零。一个百分比的实际增长意味着，每隔30到35年，你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就要翻一番。”
　　因此，皮克提认为我们“可以乐观一点”。但他提出，继承财富占GDP的比例会成为一个重要指标，表明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是否足够保持更大的社会流动性和减少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