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
　　
　　对于“电视剧政治”的批判，大抵是公允的。我们对于历史大都难以抱有同情的心态去读，或热烈崇拜帝王的文功武治—— 一个强势的皇帝懂得调动一切有利于自己的因素，专制远比民主更富有效率。
　　另一个极端则将这些皇帝们批评得一无是处：残暴、阴险等等。我们今天拍的电视剧大抵是持前面的观点，中国人骨子里有着权力情结，只有权力才能特事特办并彰显自己高人一等。批判的人则总是以世界上最为理想、最为先进的理论为武器，但他们却忘了，人在文明教化之前是动物，首先适应的是“丛林法则”，李世民如不发动政变，难免不出现“人为刀俎”的局面。
　　我们能说法兰西这个民族不伟大吗？文才武略，比哪个民族都不逊色。不说大百科全书派的繁荣，拿破仑的英武，只要稍微举出幾个例子便足以说明问题；孟德斯鸠旅游一趟就能写出《论法的精神》这样的传世之作；托克维尔20多岁到美国转悠一圈，不到一年，归国写成《论美国的民主》。就是培养了这样伟大人物的民族，仍然不停地将他们的国王送上断头台。胜者为王，大家都不例外。
　　学习历史，一方面知道我们的先辈是如何过来的，另一方面，也希望能避免犯下重复的错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惑，如不能以同情的心态，以盲目追崇或者厚黑学的态度，又何必读史？
　　“神化”更是愚昧之举，在笔者看来，渲染权力情结、有违民主大势的“历史”题材才是真正的文化溃疡。
　　 申欣旺 (2007年3月上《电视剧政治》)
　　
　　熊和狼的握手
　　
　　记得去年8月俄边防军枪击日本渔船事件发生时,贵刊的新闻眼将日本形象地比作一只咄咄逼人,可与北极熊相比又明显后劲不足的恶狼。可就在不久前,北极熊和富士狼在东京握手了。
　　要说日俄会晤也不算少,但多数是在日本势力占优的情况下进行。而此次东京会谈却是在俄罗斯日益强大,领导者也足够强硬的背景下由俄方主动提出的。虽然不排除双方存在某种幕后交易的可能性,但事情偏巧发生在安倍上台后不久,很难让人不多些揣测。正如作者列举尼古拉一世的例子说明的那样,俄罗斯长久以来似乎总以一副吃肉不吐骨头,许进不许出的周扒皮嘴脸示人,这回难道良心突然发现,要把到嘴的肥肉又吐还给日本？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翻开日俄关系史,只会看到猜忌和争斗充斥纸面。或许还可以提一提1956年前后昙花一现的友好,因为此外再难找出双方相安无事的时候了。事实上,即便是1956年的日苏友好同样有深层政治考量和利益博弈在内,今天的日俄握手同样是为了各自在外交领域的突破和改善。时光似乎回到了1970年代,日俄目前的态势很接近当时的中日关系。
　　人算不如天算,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促使当年中日联手,同样也迫使今天日俄坐到谈判桌前。只是,当初中日联手主要还是为了遏制苏联的威胁,可今天日俄显然缺乏这样的共同战略利益,所以北方四岛难见天“日”的日子恐怕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俄总理在领土问题上华而不实的外交辞令即是明证。
　　白石（2007年3月上《北方四岛，拨云见日？》
　　
　　别拿自己太当干部
　　
　　用亲属的名义开立私营公司，从国有企业中转移资产；无偿使用国企的品牌；在采购和销售的各个环节收受回扣。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国有企业管理层侵吞资产和腐败的行为。如果在改制时，再辅以“管理层收购”，那相当于让这些管理层从非法的“偷”直接转为合法的“偷”。在重庆这家企业的个案中，还动用当地的公安力量来处理企业内部的争议，更是强化了这种行为的表面合法性。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主推的一个概念，许多研究表明，积极的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因此，如果我国企业家形成了一种从国企运营和国企改制中“偷”的习气，那损失的就不仅是各种有形资产了。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检察机关的有关工作在遏止国企改制中的腐败行为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之后不管是检察系统还是法律界人士的争议，主导的思路是过于强硬的纠查行为将使许多国企改制的主导者畏首畏尾，放弃积极的改制行为。因此论者认为，为了长远的目的，可以适当放松纠查的力度。2006年1月，在珠海召开的检察机关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现场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指导性意见之一是：“对在改革开放、招商引资、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或者失败，要慎重对待，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只要是从有利于发展出发，总体上符合中央精神和改革方向，没有徇私舞弊、中饱私囊，没有严重侵害群众利益，不要轻易立案。”笔者认为，如果改制过程中没有徇私舞弊、中饱私囊，有充分的信息公开与协商机制，国企的管理层根本就不用担心纠查行为会影响他们把国企改制进行下去。因此，不轻易立案有点唐突和缺乏依据。
　　借用3月1日上映，由冯巩自编自导的新片的名字《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笔者认为，国企的管理层也别拿自己太当干部。
　　吴木銮（2007年3月上《重庆企业“流血改制”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