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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闯关东”历史社会现象作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中不容置疑的客观存在，不仅理所应当的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篇章，而且更应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中不该遗忘的宝贵精神遗产。闯关东现象就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那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世代薪火相传以其生命的代价，在一片荒漠的土地上刻下的人类争取生存自由的意志印记。
[关键词]闯关东；生存抉择；历史跋涉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4—0010—03
“人类生存环境受到的挑战愈强烈，而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就愈加强烈。”——这是哲学思想史中的一个著名论断。而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闯关东”现象，则正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华民族底层民众在面对生存挑战时所激发的一种促进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是最底层的人民面对生存危机时所作出的历史与现实的悲壮抉择。“闯关东”的悲壮并不仅仅在于个体民众对天命反抗的行为特色，更主要的是在于“闯关东”过程中实践主体的那种敢于直视惨淡命运义无反顾的本能勇气，那种敢于藐视艰难困苦百折不挠的不屈韧性，那种敢于蔑视生死险恶前赴后继的主动精神——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坚强意志和主动精神，才有了一代代愚公移山般薪火相传、精卫填海般奋不顾身、夸父逐日般执著无前的“闯关东”实践。因而造就了今日祖国关东大地生机勃发的文明命运，成就了今日祖国关东大地生机盎然的文明传统……正所谓——“无民风之击壤，何来王颂之封疆?”正是当年那些生存受到挑战、受到威胁的人们以“闯关东”的生命实践真正创造了一段没有记录的历史，也正是“闯关东”这段不被记录的历史跋涉创造了一个地域的灿烂文明。
一、不可抹杀的中华民族抗争命运重压的历史真实
“闯关东”作为中华民族成长史的一个沉重伴音，但由于正史文籍记载很少，所以，很长时间里为史学界所忽视，鲜有涉猎者。偶有论及，却也偏误多多，有的将其与戍边拓疆相联系，有的又将其与流人文化合流……甚至还有人干脆就把它称为清代中晚期的一项移民工程，闪烁其词的暗示“闯关东”乃朝廷指令开发的结果……在这里，应该澄清的至少有三点；首先一“闯关东”现象绝不是近二三百年方才突发的历史事件；第二“闯关东”也绝不是出于某个朝代颁发的开发动员令的导向所至；第三“闯关东”亦非官方有组织有计划的规模性集体行为。它是一个几乎绵延噬个封建社会的漫长的历史社会现象。“闯关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来自民间的、散在无序的、相当漫长的、涓流成河积沙成塔的历史过程；从一开始就是来自社会底层民众个体的自我生存选择，而且根本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甚至不为当时的官府王法所羁绊。从历史纵向去观察“闯关东”的历史过程是悲壮的、生生不息的、绵延不断的，而从每个历史横向点看去则是悲凉的、零散残断的、时有时无的……
“闯关东”所指的“关东”并非一般历史文集中所称述的地理概念，亦非具体地名的称谓的载体。这里所说的“关东”是泛指山海关以东以北、长城边墙以外的广大地区，也就是当今的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的部分地区。由于历史上对“关东”多有封禁圈围政策，严禁关内民众进入关东，故而闯关成为具有极大风险的民生行为。据史料记载，清代康熙年间，为防止关内汉人闯关，除了加固、加强了山海关、蓟镇边墙的防范之外，还又修建了柳条边，严禁中原汉人出关，对关东所谓的满清“龙兴之地”实施圈围保护禁止开发。《柳边记略》中就曾记述：当时旗人出关尚需本旗固山额真向兵部报送牌子签发满文路票，而汉人出关则须逐级呈请兵部，或报请随使印官衙门签发汉文路票。对于当时的普通百姓，特别是那些流难灾民来说，是根本无法获得这些路票、关牒的，因而惟有闯关一条路。
“闯关东”作为中国社会历史移民现象的一种特定称谓，虽然直到明代才初见于史料文字记载。其实，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种“闯关东”社会现象却几乎哪个朝代都曾不同程度的发生。据有关史书记载：在公元前西汉建平元年间就有中土人士避难流徙辽西；到了三国、北魏年代也多有中原人等因列国纷争逃难到辽东；两晋到隋末年间中原战乱大批难民纷纷涌向边隅自不必说；仅宋代建炎元年一次就流徙东北18000余人，零散乡众尚未计其中——据部分史料不完全统计：截止元代末期有籍可查流徙东北的中原人等至少已超过200万以上；待到明代“闯关东”现象更如洪水猛兽，统治阶级刻意阻堵都成为困难。(1381)洪武年间重修万里长城构筑山海关，更是为了外防异族侵犯内阻国人闯关——缘由于此，因而在中国语汇中从此出现了“闯关东”这一特定语词。后来的年代“闯关东”就更是成为动荡社会司空见惯的现实，仅从清代晚期到1949年就有3000万关里人闯出山海关到东北寻求生计。
但是这里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尽管“闯关东”社会现象历朝历代不绝于世，可在封建社会的正史典籍中却少有记载，偶尔字里行间带上几句，也大多为粉饰太平之词，可信度也大打折扣。显然，封建社会的历代当政者全都羞于承认失政，他们把自己当政期出现的“闯关东”现象视为丢人与丑陋的败绩，没有哪一个统治者愿意把自己当政时期“闯关东”这一不光彩的记录留下来——应该说，是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有意隐瞒了“闯关东”这一历史真实。所以“闯关东”是一种已经在历史上实际发生了的大而又大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件不被以往文史所登录与记载的少而又少的社会史实。
二、不可磨灭的中华民族追求生存自由的意志印记
这里还应该再次强调的是，任何年代出现的“闯关东”现象，究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来自当时社会环境对于底层民众的生存压迫，是当时底层民众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或面临生存危机后而激发的本能反应，实践主体从而作出的铤而走险的个体生存抉择。求生求存的本能需求成为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底层民众“闯关东”行动的原始内在驱动力——这种本能的求生力量，虽然来自民间，尽管自发而零散，但却是任何势力所无法阻挡的。因而，“闯关东”的关键点在于这个“闯”字。虽然后来中原内地也曾出现诸如“走西口”“下南洋”等移民现象，但其移民主体以及规模与影响，尤其是根本性质却与“闯关东”不可同日而语——是“闯”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的个体追求必然与统治阶级的愿望背道而驰，是“闯”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的自主行为必然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闯关东”其实闯的是关东的远荒地带——可以想象，皇家圈围的“龙兴之地”会让逃荒的流民涉足吗?商贾掌控的市井闹市能有要饭的饥民栖身之所吗?王爷领主的封地牧场会让流难的灾民开荒种地吗?土豪劣绅霸占的土地山林会让这些饥寒交迫的人们安家立业吗?所以“闯关东”只能往关东更深远的荒蛮之地去闯；到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去闯；到官府衙门鞭长莫及的地方去闯；到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去闯……恐怕，这就是“闯关东”精神的核心价值 所在。
所以，每当社会出现周期性动乱，或发生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时，社会都可能出现人口的流动现象。兵爨、天灾使人民无所依聊，被迫流徙寻求生计，“困易从革，穷则思变。”于是乎，“闯关东”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人类发展史证实，无论生存环境如何险恶，都无法泯灭人类对新事物的不懈追求与渴望。在“闯关东”这场浩大的人类追求生存自由的行动中，当时的人们求生、求存的本能欲望成为最基本的主体意识。尽管这种主体意识的外延是模糊的，具有着方向与目标的不可测性。而其内涵又是多元的、复合的，呈现出多民族的、多阶级的、多层面的，或原始蒙昧的、或封建传统的、或复合杂交的多元色彩。而且这种主体意识也许有的源于中原农耕民族生态意识的因袭，有的源于流难灾民的盲流本性；或来自小农经济的自发心理，或来自形形色色冒险生涯的占有欲望……但无论具有怎样的正义的还是罪恶的、善良的还是丑恶的各种纷纭复杂矛盾对立的内在驱动心理，其求生、求存、求进、求新的基本心理需求却是相同的，那种对关东黑土地的认同感却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强烈追求理想与自由的信念激发，才会有自清末以来一批又一批血管里流淌着不安分血液的“流民”义无反顾、执着无畏地扑进这片神秘而陌生的黑土地，诚如一首赋中所言“……五湖四海是汇，万水千山是聚，纷纷然闯关东飞蛾扑火之前赴，汹汹然投北荒饿蚁抢滩之后继……”“闯关东”的人们将人生命运的赌注押进关东大地这片天涯洪荒，以坚韧不拔的血汗拼搏在亘古荒原上刻下人类文明的印记。正是有了“闯关东”的历史存在，才使得关东大地呈现出“洪荒草昧初治耕冶，边极榛莽始奠稼桑。”正是有了“闯关东”的历史存在，才使得关东大地呈现出“寒风笳角鸿声里民族杂处而代进相融，绝塞星河雪影中移民迁徙而渐兴边圉”的历史局面。“闯关东”人们以艰苦卓绝的开拓性实践显示了人类对命运对自然的抗争态度。而且这种生存跋涉愈险峻愈艰苦，所遭受阻力与压力愈大，那种被压抑的欲动的渴望与思变的决心反而愈加强烈，当实践主体的悲壮情绪与欲动渴望不时的与对象客体的悲凉现实与惨淡现状相撞击时，终于迸发出一团不灭的独具“闯关东”人特质的精神之火——这就是具有鲜明的征服与开拓特色的“闯关东”精神。
三、不该忘怀的中华民族追求生存自由的主动精神
“闯关东”社会历史移民现象，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课题。人口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口的变迁乃是社会变迁最基本的动态表现，任何朝代任何政权都可能面临不可避免的政治经济不平衡所引发的社会危机或动乱，而普通民众采取非暴力的迁徙流难方式自寻生路，这在客观上实际起到了帮助执政者平衡和缓解社会矛盾的积极作用。但中国封建政权却对这种民众合理性举动往往采取否定政策，甚至于以一些极其可笑而愚蠢的理由加以阻止和镇压。就连康熙这样一代圣明君主尚且提出“因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于彼”而对关东实行封禁。试想如果当年关东不实行封禁政策，何至于康熙两克雅克萨，反倒签约“尼布楚”，全都弃城而返，究其根本原因却是无民守城无人守疆……正是由于清王朝统治者犯下的这种低级错误，以至后来俄罗斯得寸进尺卷土重来侵占我国远东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所以“闯关东”的核心内涵在于一个“闯”字，这种“闯”尤其悲壮与艰难，“闯关东”的实践主体不仅要面对穷山恶水的艰难险阻，还要应对统治阶级的围追堵截。因此说，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中华民族最基本的底层民众在为争取生存自由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与誓死不渝的主动精神，才是“闯关东”实践主体本质力量真实显现。
新中国的建立，一扫旧日的阴霾，针对过去政权无法面对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在充分总结历史筹划未来的基础上，从代表全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实事求是的正视建国初直至上个世纪60中叶尚存的“闯关东”现象，并进行了认真的现实性研究与历史性分析。当国家政治经济出现周期性变化时，党和政府就果断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重大移民行动——新中国、新社会、新时代的“闯关东”。从1954年起就不断的强化“屯垦戍边”——尤其1958年，一支有十万之众，以军事建制意气风发浩浩荡荡开进关东地域亘古荒原1北大荒。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性超越意义的浩大移民工程，关东边极地域人口出现激增，据不完全统计，当年仅进入北大荒的官兵就有十万之众，另外还有十数万官兵家属，同时还从山东、四川等省招来的几十万支边青年。这次浩大的前所未有的移民行动不仅为以后共和国粮仓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北方工业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新中国、新社会、新时代的这场“闯关东”一定程度的缓解了建国初期内地自然灾害引发的经济压力，相对有序的吸纳与安置了大量关内灾民，在当时起到了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新社会、新时代的“闯关东”是以军事人群为主体组成的拓荒大军，这支队伍不乏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高尚的政治思想觉悟，而且更具先进的生产手段、旺盛的生产能力、坚强的劳动意志、严谨的劳动组织。这支队伍的觉悟性、纯洁性、纪律性、服从性都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移民工程既无法比拟的。新中国的“闯关东”揭开了关东历史开发的新纪元，仅北大荒就有数千万亩荒原、林地、水面得以开发，几十座大型矿山开工，修成了几百公里的铁路运输线、公路通车里程达数千公里……。总之，开拓者的超越性征服业绩是巨大的，创造性成果是无比辉煌的，与此同时北大荒的开拓者们也同时创造了完全能够代表新中国风貌的新时代“闯关东”精神——北大荒精神。
北大荒精神虽然属于一种新时代地域精神，但在本质上却是与传统的“闯关东”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在征服性实践中塑造了一个大环境的地域群体的思想品格，而且在时间的考验中形成一种观念形态的历史积淀，使这种精神不仅成为当地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深深地渗透于普通人的人格之中……“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效应是令人吃惊的。这种精神是以地域群体的生存欲望和现实需要为内在驱动力，因而形成了一个昂扬向上的主动争取与征服情调的发展态势，表现出总基调的进步性。当然它囿于历史的局限，其形成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某些不确定因素的冲击和影响，因而构成了多元化的选择途径和多变化的发展形式，文化表现上总能暗示或标明不同阶段的时代色彩与时代印记。但是，尽管这种精神充满了活的变化色彩，它却并没有随着即时性政治的变迁而消亡，也没有随着那些特质因素的消退而改变。这种地域精神反而做为一种地域群体的文化意识，从活跃变为稳定、从零散变为集中、从朦胧可塑的胚胎轮廓，变为系统而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具有凝聚力和包容力的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精神传统而固定下来。一种社会现象能够转变为一种地域群体认同的文化心理，这不仅是一种鲜见的进步，而且应该是一种超越。关东地区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地域，这里曾极其原始荒蛮，缺乏历史传统文化的积淀，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都会出于本能的、自我的、超我的心理寻找精神的支撑点，以抗衡自然力的压迫，要建树一种现实的信仰与崇拜，赖以维系与支持自我人格的独立。追溯历史，过去时代“闯关东”的先辈们为我们建树了这个精神的支撑点，“闯关东”不仅成为独立的地域文化事实，而且做为一种特有的地域文化心理积淀深深地浸透于闯进关东黑土地上的每一个普通人的人格之中，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占有统治地位，并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影响和支配着他们的是非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审美意识。
我们都知道，文化精神是人类社会历史生命的最深层次，具体的地域文化精神乃是该地域群体最基本最深层的心里积淀。它一方面表现为历史的继承性与稳定性，另一方面又常常表现出现实的即时性和功利性，特别是当它以感性特征显现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特定人群的需要层次的实体内容时，这种倾向就更为鲜明。“闯关东”既是历史社会现象同时又是历史文化现象，它曾作为旧中国的历史呻吟，倾吐出中华民族遭受重压下奋勇抗争的意志心声。它也曾作为新中国的时代呐喊，迸发出由优秀的共产党人所领导全体民众蔑视任何艰难困苦不屈奋斗的理想呼声。旧时代的“闯关东”使关东从一片原始的莽原与荒野变为人类生活的家园；新时代的“闯关东”使关东从一派自然的贫穷与落后变为共和国的工农业生产基地。“闯关东”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留在漫长历史阶段中沉重足音却永远不会消失。正是“闯关东”这种伟大精神的感召，才使我们现代人将梦想化为追求，又将追求化为现实。当这种精神作为进步意识浸透到地域群体每个具体成员的血液之中时，那种强烈的教化作用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将是无比巨大的，这是一种健康向上的进步文化信仰，它塑造了地域群体最优秀的文化品质。“闯关东”社会移民现象已经成为过去、成为故事，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闯关东”的伟大精神却将永世长存。“闯关东”历史过程中表现出的那种中华民族特有的坚强意志与英雄气概，将如圣火永远照亮后人走向未来的征程。
[责任编辑：张振华]
[关键词]闯关东；生存抉择；历史跋涉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4—0010—03
“人类生存环境受到的挑战愈强烈，而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就愈加强烈。”——这是哲学思想史中的一个著名论断。而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闯关东”现象，则正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华民族底层民众在面对生存挑战时所激发的一种促进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是最底层的人民面对生存危机时所作出的历史与现实的悲壮抉择。“闯关东”的悲壮并不仅仅在于个体民众对天命反抗的行为特色，更主要的是在于“闯关东”过程中实践主体的那种敢于直视惨淡命运义无反顾的本能勇气，那种敢于藐视艰难困苦百折不挠的不屈韧性，那种敢于蔑视生死险恶前赴后继的主动精神——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坚强意志和主动精神，才有了一代代愚公移山般薪火相传、精卫填海般奋不顾身、夸父逐日般执著无前的“闯关东”实践。因而造就了今日祖国关东大地生机勃发的文明命运，成就了今日祖国关东大地生机盎然的文明传统……正所谓——“无民风之击壤，何来王颂之封疆?”正是当年那些生存受到挑战、受到威胁的人们以“闯关东”的生命实践真正创造了一段没有记录的历史，也正是“闯关东”这段不被记录的历史跋涉创造了一个地域的灿烂文明。
一、不可抹杀的中华民族抗争命运重压的历史真实
“闯关东”作为中华民族成长史的一个沉重伴音，但由于正史文籍记载很少，所以，很长时间里为史学界所忽视，鲜有涉猎者。偶有论及，却也偏误多多，有的将其与戍边拓疆相联系，有的又将其与流人文化合流……甚至还有人干脆就把它称为清代中晚期的一项移民工程，闪烁其词的暗示“闯关东”乃朝廷指令开发的结果……在这里，应该澄清的至少有三点；首先一“闯关东”现象绝不是近二三百年方才突发的历史事件；第二“闯关东”也绝不是出于某个朝代颁发的开发动员令的导向所至；第三“闯关东”亦非官方有组织有计划的规模性集体行为。它是一个几乎绵延噬个封建社会的漫长的历史社会现象。“闯关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来自民间的、散在无序的、相当漫长的、涓流成河积沙成塔的历史过程；从一开始就是来自社会底层民众个体的自我生存选择，而且根本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甚至不为当时的官府王法所羁绊。从历史纵向去观察“闯关东”的历史过程是悲壮的、生生不息的、绵延不断的，而从每个历史横向点看去则是悲凉的、零散残断的、时有时无的……
“闯关东”所指的“关东”并非一般历史文集中所称述的地理概念，亦非具体地名的称谓的载体。这里所说的“关东”是泛指山海关以东以北、长城边墙以外的广大地区，也就是当今的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的部分地区。由于历史上对“关东”多有封禁圈围政策，严禁关内民众进入关东，故而闯关成为具有极大风险的民生行为。据史料记载，清代康熙年间，为防止关内汉人闯关，除了加固、加强了山海关、蓟镇边墙的防范之外，还又修建了柳条边，严禁中原汉人出关，对关东所谓的满清“龙兴之地”实施圈围保护禁止开发。《柳边记略》中就曾记述：当时旗人出关尚需本旗固山额真向兵部报送牌子签发满文路票，而汉人出关则须逐级呈请兵部，或报请随使印官衙门签发汉文路票。对于当时的普通百姓，特别是那些流难灾民来说，是根本无法获得这些路票、关牒的，因而惟有闯关一条路。
“闯关东”作为中国社会历史移民现象的一种特定称谓，虽然直到明代才初见于史料文字记载。其实，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种“闯关东”社会现象却几乎哪个朝代都曾不同程度的发生。据有关史书记载：在公元前西汉建平元年间就有中土人士避难流徙辽西；到了三国、北魏年代也多有中原人等因列国纷争逃难到辽东；两晋到隋末年间中原战乱大批难民纷纷涌向边隅自不必说；仅宋代建炎元年一次就流徙东北18000余人，零散乡众尚未计其中——据部分史料不完全统计：截止元代末期有籍可查流徙东北的中原人等至少已超过200万以上；待到明代“闯关东”现象更如洪水猛兽，统治阶级刻意阻堵都成为困难。(1381)洪武年间重修万里长城构筑山海关，更是为了外防异族侵犯内阻国人闯关——缘由于此，因而在中国语汇中从此出现了“闯关东”这一特定语词。后来的年代“闯关东”就更是成为动荡社会司空见惯的现实，仅从清代晚期到1949年就有3000万关里人闯出山海关到东北寻求生计。
但是这里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尽管“闯关东”社会现象历朝历代不绝于世，可在封建社会的正史典籍中却少有记载，偶尔字里行间带上几句，也大多为粉饰太平之词，可信度也大打折扣。显然，封建社会的历代当政者全都羞于承认失政，他们把自己当政期出现的“闯关东”现象视为丢人与丑陋的败绩，没有哪一个统治者愿意把自己当政时期“闯关东”这一不光彩的记录留下来——应该说，是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有意隐瞒了“闯关东”这一历史真实。所以“闯关东”是一种已经在历史上实际发生了的大而又大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件不被以往文史所登录与记载的少而又少的社会史实。
二、不可磨灭的中华民族追求生存自由的意志印记
这里还应该再次强调的是，任何年代出现的“闯关东”现象，究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来自当时社会环境对于底层民众的生存压迫，是当时底层民众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或面临生存危机后而激发的本能反应，实践主体从而作出的铤而走险的个体生存抉择。求生求存的本能需求成为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底层民众“闯关东”行动的原始内在驱动力——这种本能的求生力量，虽然来自民间，尽管自发而零散，但却是任何势力所无法阻挡的。因而，“闯关东”的关键点在于这个“闯”字。虽然后来中原内地也曾出现诸如“走西口”“下南洋”等移民现象，但其移民主体以及规模与影响，尤其是根本性质却与“闯关东”不可同日而语——是“闯”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的个体追求必然与统治阶级的愿望背道而驰，是“闯”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的自主行为必然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闯关东”其实闯的是关东的远荒地带——可以想象，皇家圈围的“龙兴之地”会让逃荒的流民涉足吗?商贾掌控的市井闹市能有要饭的饥民栖身之所吗?王爷领主的封地牧场会让流难的灾民开荒种地吗?土豪劣绅霸占的土地山林会让这些饥寒交迫的人们安家立业吗?所以“闯关东”只能往关东更深远的荒蛮之地去闯；到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去闯；到官府衙门鞭长莫及的地方去闯；到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去闯……恐怕，这就是“闯关东”精神的核心价值 所在。
所以，每当社会出现周期性动乱，或发生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时，社会都可能出现人口的流动现象。兵爨、天灾使人民无所依聊，被迫流徙寻求生计，“困易从革，穷则思变。”于是乎，“闯关东”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人类发展史证实，无论生存环境如何险恶，都无法泯灭人类对新事物的不懈追求与渴望。在“闯关东”这场浩大的人类追求生存自由的行动中，当时的人们求生、求存的本能欲望成为最基本的主体意识。尽管这种主体意识的外延是模糊的，具有着方向与目标的不可测性。而其内涵又是多元的、复合的，呈现出多民族的、多阶级的、多层面的，或原始蒙昧的、或封建传统的、或复合杂交的多元色彩。而且这种主体意识也许有的源于中原农耕民族生态意识的因袭，有的源于流难灾民的盲流本性；或来自小农经济的自发心理，或来自形形色色冒险生涯的占有欲望……但无论具有怎样的正义的还是罪恶的、善良的还是丑恶的各种纷纭复杂矛盾对立的内在驱动心理，其求生、求存、求进、求新的基本心理需求却是相同的，那种对关东黑土地的认同感却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强烈追求理想与自由的信念激发，才会有自清末以来一批又一批血管里流淌着不安分血液的“流民”义无反顾、执着无畏地扑进这片神秘而陌生的黑土地，诚如一首赋中所言“……五湖四海是汇，万水千山是聚，纷纷然闯关东飞蛾扑火之前赴，汹汹然投北荒饿蚁抢滩之后继……”“闯关东”的人们将人生命运的赌注押进关东大地这片天涯洪荒，以坚韧不拔的血汗拼搏在亘古荒原上刻下人类文明的印记。正是有了“闯关东”的历史存在，才使得关东大地呈现出“洪荒草昧初治耕冶，边极榛莽始奠稼桑。”正是有了“闯关东”的历史存在，才使得关东大地呈现出“寒风笳角鸿声里民族杂处而代进相融，绝塞星河雪影中移民迁徙而渐兴边圉”的历史局面。“闯关东”人们以艰苦卓绝的开拓性实践显示了人类对命运对自然的抗争态度。而且这种生存跋涉愈险峻愈艰苦，所遭受阻力与压力愈大，那种被压抑的欲动的渴望与思变的决心反而愈加强烈，当实践主体的悲壮情绪与欲动渴望不时的与对象客体的悲凉现实与惨淡现状相撞击时，终于迸发出一团不灭的独具“闯关东”人特质的精神之火——这就是具有鲜明的征服与开拓特色的“闯关东”精神。
三、不该忘怀的中华民族追求生存自由的主动精神
“闯关东”社会历史移民现象，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课题。人口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口的变迁乃是社会变迁最基本的动态表现，任何朝代任何政权都可能面临不可避免的政治经济不平衡所引发的社会危机或动乱，而普通民众采取非暴力的迁徙流难方式自寻生路，这在客观上实际起到了帮助执政者平衡和缓解社会矛盾的积极作用。但中国封建政权却对这种民众合理性举动往往采取否定政策，甚至于以一些极其可笑而愚蠢的理由加以阻止和镇压。就连康熙这样一代圣明君主尚且提出“因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于彼”而对关东实行封禁。试想如果当年关东不实行封禁政策，何至于康熙两克雅克萨，反倒签约“尼布楚”，全都弃城而返，究其根本原因却是无民守城无人守疆……正是由于清王朝统治者犯下的这种低级错误，以至后来俄罗斯得寸进尺卷土重来侵占我国远东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所以“闯关东”的核心内涵在于一个“闯”字，这种“闯”尤其悲壮与艰难，“闯关东”的实践主体不仅要面对穷山恶水的艰难险阻，还要应对统治阶级的围追堵截。因此说，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中华民族最基本的底层民众在为争取生存自由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与誓死不渝的主动精神，才是“闯关东”实践主体本质力量真实显现。
新中国的建立，一扫旧日的阴霾，针对过去政权无法面对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在充分总结历史筹划未来的基础上，从代表全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实事求是的正视建国初直至上个世纪60中叶尚存的“闯关东”现象，并进行了认真的现实性研究与历史性分析。当国家政治经济出现周期性变化时，党和政府就果断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重大移民行动——新中国、新社会、新时代的“闯关东”。从1954年起就不断的强化“屯垦戍边”——尤其1958年，一支有十万之众，以军事建制意气风发浩浩荡荡开进关东地域亘古荒原1北大荒。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性超越意义的浩大移民工程，关东边极地域人口出现激增，据不完全统计，当年仅进入北大荒的官兵就有十万之众，另外还有十数万官兵家属，同时还从山东、四川等省招来的几十万支边青年。这次浩大的前所未有的移民行动不仅为以后共和国粮仓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北方工业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新中国、新社会、新时代的这场“闯关东”一定程度的缓解了建国初期内地自然灾害引发的经济压力，相对有序的吸纳与安置了大量关内灾民，在当时起到了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新社会、新时代的“闯关东”是以军事人群为主体组成的拓荒大军，这支队伍不乏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高尚的政治思想觉悟，而且更具先进的生产手段、旺盛的生产能力、坚强的劳动意志、严谨的劳动组织。这支队伍的觉悟性、纯洁性、纪律性、服从性都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移民工程既无法比拟的。新中国的“闯关东”揭开了关东历史开发的新纪元，仅北大荒就有数千万亩荒原、林地、水面得以开发，几十座大型矿山开工，修成了几百公里的铁路运输线、公路通车里程达数千公里……。总之，开拓者的超越性征服业绩是巨大的，创造性成果是无比辉煌的，与此同时北大荒的开拓者们也同时创造了完全能够代表新中国风貌的新时代“闯关东”精神——北大荒精神。
北大荒精神虽然属于一种新时代地域精神，但在本质上却是与传统的“闯关东”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在征服性实践中塑造了一个大环境的地域群体的思想品格，而且在时间的考验中形成一种观念形态的历史积淀，使这种精神不仅成为当地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深深地渗透于普通人的人格之中……“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效应是令人吃惊的。这种精神是以地域群体的生存欲望和现实需要为内在驱动力，因而形成了一个昂扬向上的主动争取与征服情调的发展态势，表现出总基调的进步性。当然它囿于历史的局限，其形成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某些不确定因素的冲击和影响，因而构成了多元化的选择途径和多变化的发展形式，文化表现上总能暗示或标明不同阶段的时代色彩与时代印记。但是，尽管这种精神充满了活的变化色彩，它却并没有随着即时性政治的变迁而消亡，也没有随着那些特质因素的消退而改变。这种地域精神反而做为一种地域群体的文化意识，从活跃变为稳定、从零散变为集中、从朦胧可塑的胚胎轮廓，变为系统而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具有凝聚力和包容力的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精神传统而固定下来。一种社会现象能够转变为一种地域群体认同的文化心理，这不仅是一种鲜见的进步，而且应该是一种超越。关东地区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地域，这里曾极其原始荒蛮，缺乏历史传统文化的积淀，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都会出于本能的、自我的、超我的心理寻找精神的支撑点，以抗衡自然力的压迫，要建树一种现实的信仰与崇拜，赖以维系与支持自我人格的独立。追溯历史，过去时代“闯关东”的先辈们为我们建树了这个精神的支撑点，“闯关东”不仅成为独立的地域文化事实，而且做为一种特有的地域文化心理积淀深深地浸透于闯进关东黑土地上的每一个普通人的人格之中，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占有统治地位，并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影响和支配着他们的是非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审美意识。
我们都知道，文化精神是人类社会历史生命的最深层次，具体的地域文化精神乃是该地域群体最基本最深层的心里积淀。它一方面表现为历史的继承性与稳定性，另一方面又常常表现出现实的即时性和功利性，特别是当它以感性特征显现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特定人群的需要层次的实体内容时，这种倾向就更为鲜明。“闯关东”既是历史社会现象同时又是历史文化现象，它曾作为旧中国的历史呻吟，倾吐出中华民族遭受重压下奋勇抗争的意志心声。它也曾作为新中国的时代呐喊，迸发出由优秀的共产党人所领导全体民众蔑视任何艰难困苦不屈奋斗的理想呼声。旧时代的“闯关东”使关东从一片原始的莽原与荒野变为人类生活的家园；新时代的“闯关东”使关东从一派自然的贫穷与落后变为共和国的工农业生产基地。“闯关东”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留在漫长历史阶段中沉重足音却永远不会消失。正是“闯关东”这种伟大精神的感召，才使我们现代人将梦想化为追求，又将追求化为现实。当这种精神作为进步意识浸透到地域群体每个具体成员的血液之中时，那种强烈的教化作用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将是无比巨大的，这是一种健康向上的进步文化信仰，它塑造了地域群体最优秀的文化品质。“闯关东”社会移民现象已经成为过去、成为故事，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闯关东”的伟大精神却将永世长存。“闯关东”历史过程中表现出的那种中华民族特有的坚强意志与英雄气概，将如圣火永远照亮后人走向未来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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