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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来一次巴黎，你就会爱上她，终身魂牵梦绕。这是多少青年时代曾浪荡在巴黎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的慨叹。看得多了，多少会一点不以为然，你会有所不甘，想有所反抗，但很不幸，不管你有名还是無名，不管你有多叛逆或者多沉默，在必然被巴黎的美所征服这一定律上，你最终也概莫能外，只会是络绎不绝礼赞巴黎的宏大歌队中的一个新成员。
巴黎这座伟大的城市，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现代生活的开端。在她之前或之后，当然也出现过伟大的城市，譬如威尼斯和热那亚，譬如长安和开封，譬如纽约、伦敦和东京，他们或多或少显现过人类某种精神力量的宏阔和深邃，展现过人类的创造性、组织能力、资本主义的崛起、人性范畴的坚忍和妥协。但只有巴黎，第一个把视觉的审美、生活的易居，与蜂巢一般无边无际的规模拓展，结合在一起。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新形态，就此诞生了。城市脱离土地，摆脱了乡愁和对田园牧歌生活的依恋，开始具有了自足、自我生长的生命力。
要么是巴黎人，要么不是巴黎人；要么生活在巴黎，要么生活在巴黎郊区。从17、18世纪开始，本来偏居法国北部一隅巴黎，就已成为法兰西王国的代名词。法国人对巴黎的无限崇拜，和中国人的北京崇拜，都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
对城市和都市生活的讴歌当然不是本文主题，对城市的反思与批评其实也始自巴黎。波德莱尔最早以他天才诗人的敏锐和寓言性、思想者的深度和前瞻眼光，在诗集《恶之花》中描述出他对城市化生活可能腐化人心的忧思。事实上，在他那个时代，缺乏宗教信仰支撑的世俗生活里，人心的溃烂已经桃花点点了，而在当代中国，这个过程才刚开始。
巴黎，确实是这么一个让人沉醉的城市。她的成千上万座教堂、街心公园、居民住宅、纪念碑、博物馆和公共建筑，全城如星辰散落夜空的酒吧、画廊、书店、花店和餐厅，修长广阔的香街大道，或满城弯弯曲曲仿佛会呼吸的铺着青石板、鹅卵石的小径，还有那数百上千万的巴黎人——一个个独具个性和生命力的自由精灵，以及每一棵树、每一只鸽子，他们才是城市真正的主人，都是惹人怀想的精彩存在。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在此后一生中无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a movable feast）。”这是作家海明威的遣词造句才能，我同意。确实，盛大的宴席，流水般变换每天不重样的美食美人美景，这正是花都巴黎，仿佛是永远的不夜天、地上的伊甸园。
让我们暂时远离美学意义上的巴黎，探讨作为伟大文明创造体的法国。法国和英国，也许是对近现代人类世界贡献最多文明的两大国家，在人类近现代文明史上具有无比荣耀的崇高地位。文学、艺术、科学、建筑、音乐、哲学、学术、城市管理、商业、体育、军事、政治、休闲娱乐……人类有过的一切知识、理论和创造性实践活动，都打上过她强烈的、迷人的印记。无须一一列举，法兰西民族曾诞生那么多造福于人类心灵、身体和精神生活的天才，可以得到证明。没有他们的贡献，人类也许迄今还在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半黑暗中探寻。
在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将法兰西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迄今还能保持影响力的过程中，有两个名字不可不提。
一个是拿破仑。这个出身平民的小个子，在整个新旧世界翻转、遍地血火的历史紧要关头，居然以一己之才，对内将分裂的法国凝聚成铁，对外还能成功输出文化与价值观（想想看吧，俄罗斯宫廷在几个世纪里都以能讲优雅的法语为时尚）。他当然是人类史上难得一见的军事家、天才政治家，同时也是有深厚文化艺术修养的知识分子，有理想主义救世情怀的人文主义者。当年拿破仑远征埃及，除了军队和大炮，还征集了175名各领域学者，用宝贵的马车拖上书籍和研究设备。他曾下达过一条著名指令：“行军时让驴子和学者走在中间。”他还成立埃及科学院，自任副院长。返国时，许多珍贵文物被运回法国，开启了对埃及古代文明的研究。拿破仑将自己对艺术与美的喜爱、对科学与理性的尊重，成功升华为整个国家的文化自觉，并进而成为今日法兰西文明的精髓。
还有一个，是戴高乐总统。这位将军出身的右翼政治家，其文治武功当然无法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但他的“戴高乐主义”却影响深远。特别是他提倡东西方“缓和与合作”， 承认中国，制定泛欧洲外交政策、努力减少美国和英国的影响。在战后美国已确定全球超级强国地位的背景下，他居然还能折冲尊俎，合纵连横，发挥法国的独特影响力，无论后世对他如何盖棺论定，至少他不失“法国至上主义者”的坚强本色，值得尊重。某种意义，中国也是戴高乐思想的受益者。
回到“中法建交五十周年”这一正题。1964年，作为西方大国，法国为何会率先与新中国建交，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话题，复杂的国际政局、大国外交的波诡云谲，哪里是一篇小文所能尽述的。本刊只能略尽新闻机构的职责，在感念法国文化曾带给无数中国人美好的精神享受、继续为中法经贸和文化交往鼓掌的同时，派出采访团深入法国，采访各界精英以及普通民间人士，向读者呈现今日法国的几个侧影。
如果说法国是一片汪洋大海，我们的工作，似乎只是采集了几朵浪花、几颗水珠，聊以自慰的是，一滴水也有海洋的影子；一个巴黎人，自然也洋溢着法国的气息。
巴黎这座伟大的城市，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现代生活的开端。在她之前或之后，当然也出现过伟大的城市，譬如威尼斯和热那亚，譬如长安和开封，譬如纽约、伦敦和东京，他们或多或少显现过人类某种精神力量的宏阔和深邃，展现过人类的创造性、组织能力、资本主义的崛起、人性范畴的坚忍和妥协。但只有巴黎，第一个把视觉的审美、生活的易居，与蜂巢一般无边无际的规模拓展，结合在一起。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新形态，就此诞生了。城市脱离土地，摆脱了乡愁和对田园牧歌生活的依恋，开始具有了自足、自我生长的生命力。
要么是巴黎人，要么不是巴黎人；要么生活在巴黎，要么生活在巴黎郊区。从17、18世纪开始，本来偏居法国北部一隅巴黎，就已成为法兰西王国的代名词。法国人对巴黎的无限崇拜，和中国人的北京崇拜，都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
对城市和都市生活的讴歌当然不是本文主题，对城市的反思与批评其实也始自巴黎。波德莱尔最早以他天才诗人的敏锐和寓言性、思想者的深度和前瞻眼光，在诗集《恶之花》中描述出他对城市化生活可能腐化人心的忧思。事实上，在他那个时代，缺乏宗教信仰支撑的世俗生活里，人心的溃烂已经桃花点点了，而在当代中国，这个过程才刚开始。
巴黎，确实是这么一个让人沉醉的城市。她的成千上万座教堂、街心公园、居民住宅、纪念碑、博物馆和公共建筑，全城如星辰散落夜空的酒吧、画廊、书店、花店和餐厅，修长广阔的香街大道，或满城弯弯曲曲仿佛会呼吸的铺着青石板、鹅卵石的小径，还有那数百上千万的巴黎人——一个个独具个性和生命力的自由精灵，以及每一棵树、每一只鸽子，他们才是城市真正的主人，都是惹人怀想的精彩存在。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在此后一生中无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a movable feast）。”这是作家海明威的遣词造句才能，我同意。确实，盛大的宴席，流水般变换每天不重样的美食美人美景，这正是花都巴黎，仿佛是永远的不夜天、地上的伊甸园。
让我们暂时远离美学意义上的巴黎，探讨作为伟大文明创造体的法国。法国和英国，也许是对近现代人类世界贡献最多文明的两大国家，在人类近现代文明史上具有无比荣耀的崇高地位。文学、艺术、科学、建筑、音乐、哲学、学术、城市管理、商业、体育、军事、政治、休闲娱乐……人类有过的一切知识、理论和创造性实践活动，都打上过她强烈的、迷人的印记。无须一一列举，法兰西民族曾诞生那么多造福于人类心灵、身体和精神生活的天才，可以得到证明。没有他们的贡献，人类也许迄今还在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半黑暗中探寻。
在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将法兰西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迄今还能保持影响力的过程中，有两个名字不可不提。
一个是拿破仑。这个出身平民的小个子，在整个新旧世界翻转、遍地血火的历史紧要关头，居然以一己之才，对内将分裂的法国凝聚成铁，对外还能成功输出文化与价值观（想想看吧，俄罗斯宫廷在几个世纪里都以能讲优雅的法语为时尚）。他当然是人类史上难得一见的军事家、天才政治家，同时也是有深厚文化艺术修养的知识分子，有理想主义救世情怀的人文主义者。当年拿破仑远征埃及，除了军队和大炮，还征集了175名各领域学者，用宝贵的马车拖上书籍和研究设备。他曾下达过一条著名指令：“行军时让驴子和学者走在中间。”他还成立埃及科学院，自任副院长。返国时，许多珍贵文物被运回法国，开启了对埃及古代文明的研究。拿破仑将自己对艺术与美的喜爱、对科学与理性的尊重，成功升华为整个国家的文化自觉，并进而成为今日法兰西文明的精髓。
还有一个，是戴高乐总统。这位将军出身的右翼政治家，其文治武功当然无法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但他的“戴高乐主义”却影响深远。特别是他提倡东西方“缓和与合作”， 承认中国，制定泛欧洲外交政策、努力减少美国和英国的影响。在战后美国已确定全球超级强国地位的背景下，他居然还能折冲尊俎，合纵连横，发挥法国的独特影响力，无论后世对他如何盖棺论定，至少他不失“法国至上主义者”的坚强本色，值得尊重。某种意义，中国也是戴高乐思想的受益者。
回到“中法建交五十周年”这一正题。1964年，作为西方大国，法国为何会率先与新中国建交，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话题，复杂的国际政局、大国外交的波诡云谲，哪里是一篇小文所能尽述的。本刊只能略尽新闻机构的职责，在感念法国文化曾带给无数中国人美好的精神享受、继续为中法经贸和文化交往鼓掌的同时，派出采访团深入法国，采访各界精英以及普通民间人士，向读者呈现今日法国的几个侧影。
如果说法国是一片汪洋大海，我们的工作，似乎只是采集了几朵浪花、几颗水珠，聊以自慰的是，一滴水也有海洋的影子；一个巴黎人，自然也洋溢着法国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