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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履危蹈险，身经百战，指挥了一系列战役战斗，屡建奇勋。胜利拉开全国解放战争大幕的中原突围，就是他军事生涯的代表作之一。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6月23日是李先念同志110周年诞辰日。值此之际，谨撰此文表达对李先念同志以及为中原突围胜利而奋斗牺牲的革命先辈们的深切怀念。
从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至1946年6月全面内战开始前，李先念率领新四军第五师和随后组建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部队，在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中原地区，进行了长达10个多月的战略坚持，牵制了国民党30余万军队，迟滞了国民党军向华东、华北和东北的进军，为其他解放区进行反内战准备、实施战略展开，赢得了宝贵时间。
日本刚宣布投降，李先念就以其对蒋介石反动本质的深刻认识和战略家的眼光，对于内战的严重危险作了清醒估计。其时，国民党400余万军队，有一半以上还位于远离内战前线的西南、西北大后方。蒋介石为了迅速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完成对解放区的分割包围，伺机发动内战，在日本投降时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调兵遣将，企图控制华北、华东，抢占东北。而雄踞中原的新四军第五师及其创建的中原解放区，则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腹之患。国民党军要东进、北上、南下进攻我解放区，中原地区是其不可逾越的障碍。李先念通过对形势的分析，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投降后在其他解放区可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受降局面，而在中原地区国民党将很快大军压境，因而指挥所部较早着手进行反内战准备。
李先念（1946年）
在实施反内战的准备中，李先念率先组织了新四军第五师部队的战略转变。他深刻分析了抗战胜利后五师部队面临的严重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汇集部队、整编正规军的建议，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从1945年8月下旬开始，他即指挥五师部队停止对日伪军的受降，着手进行集结主力、整训部队的工作。至9月中旬，五師野战军组建完毕，辖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旅，并成立了江汉、鄂东两个二级军区，从而使五师这支以分散游击为主的抗日武装，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战略转变，成为一支拥有近两万野战军和三万余地方军的反内战的重要战略力量。在此期间，李先念还把握时机，对不愿充当蒋介石发动内战炮灰的河南国民党第十三游击纵队司令程道荣（程耀德）晓以大义，经周详、缜密的工作，使其率部5000余人与我军“合作”（起义），加强了五师部队的反内战力量。对此，中共中央在9月1日给李先念等的电报中指出：“你们争取程道荣部队合作混编，是一个大成绩。”
根据抗战胜利后全国局势的变化和发展，中共中央于9月间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依据此方针提出了“争取东北、巩固华北、坚持华中”的战略方针。在贯彻实施这一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的总体布局中，五师所处的中原地区以其特殊的战略地位而成为我党力争控制的目标之一。李先念着眼于全局，以战略家的眼光，向党中央提议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八路军河南（嵩岳）军区部队和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与五师靠拢，“确立中原大局”。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10月下旬，“三大主力”及冀鲁豫军区水东部队于随（县）枣（阳）桐（柏）唐（河）四县边境地区胜利会师，随即组建了以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下辖第一、二两个野战纵队和江汉、鄂东、河南三个二级军区，共六万余人。新建立的中原军区作为当时全国七大作战区域之一，巍然屹立在中原前哨阵地，把守着华东、华北和东北解放区的大门。
在组织战略转变的同时，李先念积极着手开辟反内战的战略基地。当时，我鄂中、襄西、襄南、鄂东、鄂南、豫中、豫西等广大地区，相继被国民党军侵占，中原我军活动空间急剧缩减。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李先念等于9月28日向中央提出了夺取桐柏山地区的作战计划，以使“我阵地大开展，河南、湖北根据地连贯起来”。原准备待“三大主力”会师后，再开始实施这一计划，但由于国民党军企图截击我王戴部，李先念根据形势的变化，又于10月12日向中央提出不等会师，适时由五师部队单独发起桐柏战役，以接应王戴部队南下的主张。中央军委鉴于蒋介石在《双十协定》签字后仍继续扩大内战规模，很快批复了这一自卫反击的作战计划，并指出这“有充足的理由”，希望“大胆作战”。10月20日，李先念亲率五师野战军发起了自卫反击的桐柏战役。经过半个月的连续作战，桐柏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共歼敌2000余人，先后解放了桐柏、枣阳、新野、唐河四座县城，控制了桐柏山广大地区，为“三大主力”会师中原并坚持中原的斗争准备了战略回旋基地。“三大主力”会师后，李先念又与王树声、王震等指挥中原军区部队进行了桐柏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先后在唐河、枣阳等地反击国民党军队，又歼敌5000余人，并牵制了国民党的24个师和8个游击纵队。11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原局的电报中，充分肯定了桐柏战役的战略作用：“你们最近在豫南、鄂北的行动已取得重要胜利，吸引了刘峙五六个军对着你们，这就大大帮助了刘伯承在平汉北段的作战。”
12月中旬，国民党第五、第六两战区集中兵力向桐柏地区进逼，企图对中原军区部队实施南北夹击。李先念洞察敌人阴谋，指挥主力部队越过平汉铁路，东进大别山，粉碎了敌人的合击计划。在部队东进过程中，中原军区部队曾面临着一次艰难的选择：是继续东进到华东解放区，还是留在大别山牵制敌人。李先念以全局利益为重，作出了牺牲局部利益、坚守中原阵地的抉择。在停战令下达前的1946年1月8日，他便以中原局名义电告中共中央并华中局：“我们已决定全部留原地坚持，大部分散游击，暂时集结4个旅，作游击性的运动战。”对此，中共中央及时于9日电复：“你们停止东进、北上的计划，在原地坚持是对的。望你们在最近一星期内计划控制较大地区及若干城镇，以便在停战时刻到后，你们能有较大地区立足生存。”遵照中央指示，中原军区部队控制了罗山、礼山、经扶、光山边境地区。李先念关于坚持中原斗争的这一战略决策，充分地显示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顾全大局、牺牲自我的博大胸怀和傲视艰险、无所畏惧的革命胆略。
1945年10月，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王震等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王树声等率领的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等在桐柏山区胜利会师。随即整编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图为会师场景
在率部坚持中原地区斗争的过程中，李先念始终坚持以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他不仅在军事指挥上显示出了高超的艺术，挫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军事进攻，而且在谈判桌上也显示出卓越的才能。1946年1月10日停战令下达后，在坚持自卫的原则下，李先念亲自领导了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停战谈判斗争，先后与国民党方面签订或达成“罗山协议”“应山协议”和“汉口协议”。其间，他先赴汉口，后在宣化店，亲自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尤其是在1946年5月，在获悉国民党军将于5月5日开始向中原地区发动全面进攻的计划后，李先念协助周恩来，与国民党进行了极其艰苦的谈判斗争，揭露了国民党的阴谋，推迟了中原内战的爆发。与此同时，他还组织领导中原军民开展反围困斗争，采取特殊的经济政策，以“苦熬必胜”为方针，积极开展生产自教，并亲自开荒种地，领导中原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原地区的经济封锁。
在坚持中原的日子里，李先念始终保持着高度清醒的头脑，一刻都没有放松教育部队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针锋相对”的方针，从多方面做好应对全面内战的准备。在国民党先后调遣30万大军将我中原部队压缩围困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带时，他一方面通过谈判斗争，以争取部队的“合法”转移;另一方面加紧了武装突围的各项准备，使中原军区部队始终尽可能地处于主动和机动的战略地位。
从1946年6月下旬至7月底，李先念统率中原军区部队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他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与中原地区的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正确进行战役决策，准确选择战役方向，巧妙实施战役计划，灵活运用作战形式，率领部队杀出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重圍，实现了战略转移，胜利地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帷幕。
1946年6月，蒋介石内战部署就绪，即密令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郑州、武汉两个行营30余万军队，对包围已久的中原军区部队实施“围歼”，阴谋发动第二次皖南事变。面对强敌，李先念处险不惊，沉着镇静，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慎思断行，作出了中原突围的战略决断，并对突围的方向、时机以及方式进行了全面、周详的部署。6月21日，他和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郑位三以中原局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深刻分析了中原军区部队面临的严峻形势，认为向南突围有长江之隔，向东突围敌在津浦路上早已布有重兵，向北突围又有黄河阻拦，只有向西突围。而向西的两条路中，最近国民党军又占领信阳、随县地区，已失去其一;如再将应山、安陆、云梦各要点占去，则我成纵队的集体突围路线完全丧失。在此情况下，部队虽还可以旅团为单位突围，但由于此种分散突围路线也不很多，可能有半数部队突不出去，特别是如等国民党军部署完毕，正式向我全面进攻时再突围，则我不仅在战略上也在战术上处于被动，那种局面很难设想。由此提议：“中央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的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对于这一构思和决断，毛泽东主席于6月23日以中央名义复电给予了肯定：“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并充满信任地指示：“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在得到中央批准之后，李先念即开始精心组织战役计划实施的各项工作。他紧紧抓住中原突围的战役枢纽，作出了主力分南北两路向西，其他部队分别在东、西、北线行动的分路突围、相互策应的具体部署。为确保主力向西突围的成功，他精心安排皮定均等率第一纵队第一旅向东佯动，造成主力东进态势，以迷惑敌人;确定张体学等率鄂东独立第二旅也在东面行动，执行掩护任务，并抽调精悍部队秘密接替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的警备任务，在宣化店演一场“空城计”。他为中原突围战役所进行的缜密、巧妙的安排，为赢得整个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6月26日，国民党军兵分四路，开始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并计划于7月1日发动总攻击，妄图“在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中原军区部队。当日晚，李先念指挥五万将士（注：中原军区组建时共六万余人，突围前化装和复员转移万余人）主动作战略转移，分路举行中原突围战役。他亲率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所在的北路军主力，与敌人展开了斗智斗勇的“竞赛”。他高度重视战役的首战，认真选定突破口，指挥部队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一举突破了敌重兵把守的平汉铁路“钢铁防线”，抢在敌人发动总攻之前，跳出其内层包围圈;他十分强调部队的快速动作，带领广大指战员发扬人民军队不畏艰难困苦、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与追堵之敌抢时间、比速度，越天河口一线，穿豫西南平原，跨唐、白二河，数度抢先通过敌人的封锁区，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的“合围”阴谋;他灵活运用分散集中的战术，在敌大军追堵的严重情况下，及时在内乡以南师岗地区将北路军兵分两路纵队行动，以分散敌之兵力;他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群众，找到了抢渡丹江洪流的徒涉点，率部强渡丹江天堑;他敢于进行战役中的局部决战，指挥部队在郧县南化塘鲍峪岭地区，与胡宗南号称“天下第一军”的整编第一师第一旅等部展开殊死搏斗，硬是从敌人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辟开前进的通道。在他亲自率领与指挥下，北路军一路斩关夺隘，所向披靡，直指陕南。
1946年6月26日晚，李先念指挥中原军区部队开始突围。为隐蔽突围行动，他特意在撤离前签署了一张落款为28日的照片，并托人于28日送给驻宣化店美方代表古来福上校。图为题字赠送的照片
在中原部队四面开花、胜利突围的过程中，李先念以高度的全局观念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再次牺牲中原部队的局部利益，作出了有利全局的战略转移终点的抉择，毅然指挥中原突围部队，放弃进入老解放区的预定计划，执行在外线牵制敌人的战略任务。1946年7月上中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获悉国民党军将同时向我华中、山东、豫东、豫北解放区进攻的部署，及时对我军迎击国民党全面进攻原拟计划中的南线作战计划进行了调整，将外线出击改变为内线歼敌，指示华中我军立即在内线发起苏中战役。根据战局的变化，中央军委于7月5日电示李先念等：“你们的任务是活动于鄂西北、豫西南广大地区，一面保存自己，同时牵制敌人，这对全局贡献极大。”13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电示李先念等：“我中原军之任务，是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15日，中共中央再次电示中原局：“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
对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赋予中原部队的新的战略任务，李先念义无反顾，他一面积极部署北路军的行动，一面电示其他各路突围部队执行中央指示。当他率领北路军左翼部队突破敌在商南县东赵川、梁家坟等地的阻击进入陕南地区后，即于7月23日在白鲁础开会研究和部署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并于24日将部队分为七股行动。同时，他又电示南路军“在鄂西北创造游击根据地”;电示江汉军区部队“依据中央令，自取道路，立刻进川”;电告王震率领的北路军右翼部队“转至山阳、商县以南地区，然后以团或营为单位分散活动”;电示河南军区部队“可在镇平、内乡、卢氏、洛南展开游击战争”等。根据中共中央和李先念的指示，中原各路突围部队迅速结束突围战役，积极转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的新任务中。除李先念亲率的北路军左翼部队7月24日分兵创建豫鄂陕根据地之外，北路军右翼部队于7月29日进抵商县黑山镇，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布置分散活动（后经中央同意，胜利返回延安）;河南军区部队亦于29日进抵豫陕边地区开始打游击;南路军和十五旅主力，于25日抵达房县青峰镇，纵队党委研究和部署了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江汉军区部队积极向川东探进;在强渡襄河时英勇阻击敌人而未能过河的南路军一部，亦于7月下旬进至豫陕边地区开展游击活动;鄂东独二旅则在胜利突围之后又返回大别山地区，就地坚持游击战争;第一纵队第一旅于7月20日进抵苏皖解放区，经休整直接参加了苏中战役后期的作战。至7月底，中原军区各路突围部队均先后胜利实现战略转移，并肩负起新的战略重任。至此，中原突围战役胜利结束。
1946年7月1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致电郑位三、李先念等，高度评价中原突围
李先念亲自部署和指挥的中原突围战役，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尤其在解放战争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中原突围战役，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在战略上、战役上，均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在政治上，它以有力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昭示了蒋家王朝反动、虚伪的本质，显示了人民军队的强大威力，鼓舞和坚定了全党、全军打败蒋介石的革命信念。在军事上，它一举破灭了蒋介石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实现其“惊人之举”的幻想，夺取了解放战争首战的胜利。在战略上，它先后共牵制国民党军15个整编师32个旅共约36万人，有力地支援了华东、华北、东北各解放区的作战。在具体战役上，它不仅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目的，保存了80%以上的军力，而且还取得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自损八千（人），歼敌一万”的战绩。中原突围战役的全面胜利，凝聚了李先念的超凡智慧，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关于战略转移的理论和实践。正如新华社1992年6月26日播发的《李先念同志生平》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原突围战役，充分显示了李先念和中原军区部队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及他统率大兵团同强大敌人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
从1946年8月至1947年2月，李先念为执行党中央新的战略决策，领导和指挥中原突围部队在敌后创建了两个根据地，其中他亲率北路军主力创造性地开辟了新的战略基地，创建了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同时还坚持和发展了中原地区的游击战争，形成了与解放区正面战场相呼应的中原敌后战场，又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军有生力量，配合了兄弟部队在内线战场的作战。
为在豫鄂陕边区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李先念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关于根据地建设的理论，结合豫鄂陕边区的具体实际，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他首先对创建豫鄂陕根据地作出了具体的部署，确定了创建根据地的三大步骤：一是各部实施到达指定地区和使部队获得相当的休整，主力部队与陕南游击队相结合，以武装开辟根据地;二是围绕解决财政给养这个中心，迅速展开根据地建设的各项工作，使部队生根立足;三是以党政军工作全面展开为标志，步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这三个步骤保证了豫鄂陕根据地的迅速创建和稳步发展。 在部署創建豫鄂陕根据地的过程中，李先念强调要实行武装斗争为先导。豫鄂陕根据地是解放战争初期在外线建立的，我军处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里，敌强我弱，孤悬敌后。根据这一特点，李先念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成七支，分散游击，以武装行动来保证部队的休整与立足。8月初，当北路军与陕南游击队胜利会师后，他又创造性地将两部合编，使创建这一根据地的北路军主力如虎添翼。在此基础上，他将部队按地域初步划分为三个军分区，严令并鼓励各部克服一切困难，坚决依照计划迅速到达指定地区，开展游击斗争，打击国民党乡保武装，摧毁其反动政权。
为创造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李先念向中央提议，要求晋冀鲁豫军区、陕甘宁边区及陕西工委展开有效行动进行策应，牵制和调动一部分进攻之敌。同时建议太岳军区加强对黄河地区的工作，并派一部游击部队渡河发展，打通华北解放区与豫鄂陕边区的联系。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对李先念的提议给予了高度重视，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西北局等部积极采取战略行动，从而使豫鄂陕边区的敌情大大缓解。李先念抓紧这一有利时机，率部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很快打开了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新局面。
对豫鄂陕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李先念亦作了精心运筹和全面部署。他于8月22日向北路军各部发出了《为创建豫鄂陕根据地而斗争》的指示，27日又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加紧根据地建设》的有关部署，在这两份文电中，李先念系统地阐述了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战略构想，并对部队的分散与集中，争取、团结和依靠群众，建立地方政权组织，培植地方武装，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解决部队的给养，以及安排使用干部等问题，确定了具体的方针、原则与方法。他特别强调指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出路，只有按中央指示，在豫鄂陕边区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创建豫鄂陕边根据地，以此来争取我们的生存，掩护我南路军在川鄂陕地区创造根据地的行动，以此来支持陕甘宁边区及晋冀鲁豫边区甚至整个华北、华东的斗争，以此来增强我党我军在西北的有利战略地位。”
为了改变我军在孤悬敌后的外线作战中的劣势地位，李先念还从豫鄂陕边区的实际出发，实行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政治上，他十分注意团结和宣传群众以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胡宗南对陕西的统治，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实行灵活可行的统一战线政策。我军在根据地中心区建立民主政权，一般只派县、区、乡长，对原国民党保甲长则主要是教育利用，使其为新政权服务。中心区外围则建立两面政权，使其暗中助我，明可“支敌事敌”。另外，以“坚决的军事进攻与统一战线之配合”来瓦解敌军队。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打击封建势力，使贫雇农得到利益，从而调动了根据地人民参军参战和支前的积极性。军事上，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和消灭敌人。由于采取了这些积极有力的措施，使我军变劣势为优势，变不利为有利，保证了我军在创建豫鄂陕根据地中的主动地位。
李先念率部在豫鄂陕边区创建根据地，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蒋介石令胡宗南、刘峙调集五万以上兵力，于1946年9月上旬开始对边区进行第一次“清剿”。面对这一形势，李先念接连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对反“清剿”斗争进行了认真部署，确定了我军基本上还是采取分散游击、在根据地内线作战的方针，作战对象主要是敌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并要求准确掌握情况，抓住有利机会，因地制宜地采用各种伏击战打击敌人。
在李先念的亲自领导下，豫鄂陕根据地的开辟与创建工作顺利进行。到9月中旬，豫鄂陕根据地已建立了四个地委和军分区，14个县（工）委和县政府（办事处），地方武装发展到2000多人，并决定由鄂西北调到陕南归建的十五旅主力，建立第五地委和军分区。豫鄂陕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后，李先念又向中央提出了组建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的建议，得到中央批准。9月24日，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区党委和军区成立大会。至此，豫鄂陕根据地正式创立。同日，李先念向中央报告说：我中原军区北路军在此地“生根立足的阶段当可迅速结束，并逐渐步入大发展及创造正规根据地的阶段”。
1946年10月，李先念奉命回到延安，同中原局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继续指挥中原军区仍在外线作战的各路部队和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随后，中央决定将中原突围后到达延安的十三旅一部等组成中原局机关。图为在延安的十三旅一部合影
李先念在亲自指挥北路军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同时，还指挥南路军、十五旅主力和江汉军区部队在鄂西北共同创建了鄂西北根据地;指挥鄂东独二旅以及留下的游击武装，在鄂东和鄂中等地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豫鄂陕根据地的工作全面展开后，李先念奉命于1946年10月返回延安。11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原局设在延安。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李先念又与中原局其他同志一道继续指挥了中原军区在外线作战的各路部队和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他一方面对巩固与扩大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给予了极大关切，对这两个根据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方针、原则及方法作了许多具体指示;另一方面，对重组与坚持原中原地区的游击战争给予了高度重视，强调要加强与统一领导留在原地坚持的武装，再创新的局面。
从中原突围后至1947年2月，中原部队在敌后转战了七个月。这段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正处于战略防御阶段的关键时期。李先念率领中原军区部队不仅在敌后开辟了两个新的战略基地，而且重组与坚持了原中原解放区的游击战争，在外线艰苦作战，继续牵制了国民党大量正规军（多时达32个旅，一般24个旅，少时也有14个旅），还牵制了大量保安团队。所有这些，既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各解放区正面战场，支援了在内线作战的兄弟部队粉碎蒋军的进攻，又创造了坚持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还为战略反攻中原准备了条件。
1947年2月以后，李先念继续领导和指挥了转战外线的中原军区各支部队。他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精心运筹，为保存中原军区的骨干力量，为党中央作出挺进中原的战略决策，为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均作出了突出贡献。
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前夕，中共中央正确分析形势，于1947年2月发出了《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指示。李先念以通观全局的战略眼光，洞察中原地区在全国战略反攻中的重要地位，并结合战斗在那里的各支部队的不同情况，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根据豫鄂陕边区敌情空前严重的实际和中共中央将主动撤出延安的戰略部署，他电告豫鄂陕军区部队：“留在陇海路以南或撤回黄河以北两个方针，我们都可以同意。但两种利害相权，需要你们自己下决心。”并指出：“必须有两种准备，一是准备北渡……二是准备北渡不成，在河南、陕西游击坚持……同时可能必须分批北渡。”经中央军委批准，豫鄂陕军区部队7000余人，于二三月间分批北渡黄河，进入山西晋城休整，从而为反攻中原积蓄了一支骨干武装。豫鄂陕军区主力进入晋城之后，他又亲率辗转到达延安的中原军区干部战士400余人，于4月14日从晋绥解放区出发，5月中旬到达晋城，同豫鄂陕军区部队会合，亲自领导部队的整训。他还数次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建议山西及晋冀鲁豫解放区抽拨一部分兵员补充豫鄂陕军区部队。这一建议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
在抓紧豫鄂陕军区主力整编补充工作的同时，李先念还指挥已转入外线作战的鄂西北军区部队积极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并将这些部队的活动情况及时上报中共中央，为中央作出有关战略决策提供依据。5月15日，他电示鄂西北军区张才千、李人林部，要求他们联络和集中中原地区的零散部队，指出联络和集中的原则是：“已经立住脚跟的部队要他们坚持，并说明只要能坚持一个时期，情况是会好转的，前途是光明的。要能坚持得住，必须认真依靠群众。假使还未立住脚跟而又有被消灭的危险，当随你们行动。”根据中共中央和李先念的指示，张才千、李人林率领所部先后联络集中和会合了在鄂西北等地坚持斗争的罗厚福、吴昌炽、熊心乐及黄民伟、江贤玉、沈甸之、王鸿荣、曾昌华等部，组成了“中原游击纵队”，成为党在鄂西北地区的一支核心武装。中原游击纵队成立后，一面积极打击敌乡保武装，一面抓紧收拢分散坚持斗争的中原军区小股部队，队伍不断壮大。该纵队后根据斗争需要北上豫皖苏，改编成为中原独立旅。6月18日，李先念又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中原游击纵队改编为中原独立旅的情况，同时还报告了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部、一纵二旅旅长杨秀坤部，以及鄂西北和鄂中、豫南等地我部队活动的情况。这些情况，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挺进中原的伟大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当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拉开之后，李先念作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亲率经过休整补充的由原豫鄂陕军区部队改编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参加了反攻中原的作战。8月5日，他亲率十二纵队8300余人，从山西晋城出发，挥师东进，继而南下中原，沿途攻克河南通许、扶沟等县城。10月上旬，他同陈毅一起抵河南淮阳。陈毅根据他的汇报，对十二纵队连以上干部作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新四军五师和中原军区部队的历史功绩，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11月2日，他率部胜利抵达河南光山，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胜利会师，参加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12月6日，他亲率第十二纵队在红安华家河与中原独立旅会合，组成新的江汉军区，并对重建江汉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和部署作了指示。根据他的部署和指示，江汉军区部队和地方干部1.2万人，西越平汉路，很快恢复和发展了江汉根据地。为此，陈毅吟诗赞曰：“江汉飞传刘邓捷，中原重见李郑回。”
在解放战争前期，尤其是在中原突围前后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中，李先念始终坚定不移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策略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极为艰险复杂的战争进程中，显示了灵活的斗争艺术和卓越的指挥才能。他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所建树的历史功勋永垂青史。（编辑 叶松）
作者：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先念传》作者之一，《李先念年谱》常务副主编
顾全大局 坚守中原
从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至1946年6月全面内战开始前，李先念率领新四军第五师和随后组建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部队，在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中原地区，进行了长达10个多月的战略坚持，牵制了国民党30余万军队，迟滞了国民党军向华东、华北和东北的进军，为其他解放区进行反内战准备、实施战略展开，赢得了宝贵时间。
日本刚宣布投降，李先念就以其对蒋介石反动本质的深刻认识和战略家的眼光，对于内战的严重危险作了清醒估计。其时，国民党400余万军队，有一半以上还位于远离内战前线的西南、西北大后方。蒋介石为了迅速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完成对解放区的分割包围，伺机发动内战，在日本投降时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调兵遣将，企图控制华北、华东，抢占东北。而雄踞中原的新四军第五师及其创建的中原解放区，则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腹之患。国民党军要东进、北上、南下进攻我解放区，中原地区是其不可逾越的障碍。李先念通过对形势的分析，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投降后在其他解放区可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受降局面，而在中原地区国民党将很快大军压境，因而指挥所部较早着手进行反内战准备。
在实施反内战的准备中，李先念率先组织了新四军第五师部队的战略转变。他深刻分析了抗战胜利后五师部队面临的严重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汇集部队、整编正规军的建议，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从1945年8月下旬开始，他即指挥五师部队停止对日伪军的受降，着手进行集结主力、整训部队的工作。至9月中旬，五師野战军组建完毕，辖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旅，并成立了江汉、鄂东两个二级军区，从而使五师这支以分散游击为主的抗日武装，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战略转变，成为一支拥有近两万野战军和三万余地方军的反内战的重要战略力量。在此期间，李先念还把握时机，对不愿充当蒋介石发动内战炮灰的河南国民党第十三游击纵队司令程道荣（程耀德）晓以大义，经周详、缜密的工作，使其率部5000余人与我军“合作”（起义），加强了五师部队的反内战力量。对此，中共中央在9月1日给李先念等的电报中指出：“你们争取程道荣部队合作混编，是一个大成绩。”
根据抗战胜利后全国局势的变化和发展，中共中央于9月间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依据此方针提出了“争取东北、巩固华北、坚持华中”的战略方针。在贯彻实施这一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的总体布局中，五师所处的中原地区以其特殊的战略地位而成为我党力争控制的目标之一。李先念着眼于全局，以战略家的眼光，向党中央提议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八路军河南（嵩岳）军区部队和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与五师靠拢，“确立中原大局”。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10月下旬，“三大主力”及冀鲁豫军区水东部队于随（县）枣（阳）桐（柏）唐（河）四县边境地区胜利会师，随即组建了以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下辖第一、二两个野战纵队和江汉、鄂东、河南三个二级军区，共六万余人。新建立的中原军区作为当时全国七大作战区域之一，巍然屹立在中原前哨阵地，把守着华东、华北和东北解放区的大门。
在组织战略转变的同时，李先念积极着手开辟反内战的战略基地。当时，我鄂中、襄西、襄南、鄂东、鄂南、豫中、豫西等广大地区，相继被国民党军侵占，中原我军活动空间急剧缩减。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李先念等于9月28日向中央提出了夺取桐柏山地区的作战计划，以使“我阵地大开展，河南、湖北根据地连贯起来”。原准备待“三大主力”会师后，再开始实施这一计划，但由于国民党军企图截击我王戴部，李先念根据形势的变化，又于10月12日向中央提出不等会师，适时由五师部队单独发起桐柏战役，以接应王戴部队南下的主张。中央军委鉴于蒋介石在《双十协定》签字后仍继续扩大内战规模，很快批复了这一自卫反击的作战计划，并指出这“有充足的理由”，希望“大胆作战”。10月20日，李先念亲率五师野战军发起了自卫反击的桐柏战役。经过半个月的连续作战，桐柏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共歼敌2000余人，先后解放了桐柏、枣阳、新野、唐河四座县城，控制了桐柏山广大地区，为“三大主力”会师中原并坚持中原的斗争准备了战略回旋基地。“三大主力”会师后，李先念又与王树声、王震等指挥中原军区部队进行了桐柏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先后在唐河、枣阳等地反击国民党军队，又歼敌5000余人，并牵制了国民党的24个师和8个游击纵队。11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原局的电报中，充分肯定了桐柏战役的战略作用：“你们最近在豫南、鄂北的行动已取得重要胜利，吸引了刘峙五六个军对着你们，这就大大帮助了刘伯承在平汉北段的作战。”
12月中旬，国民党第五、第六两战区集中兵力向桐柏地区进逼，企图对中原军区部队实施南北夹击。李先念洞察敌人阴谋，指挥主力部队越过平汉铁路，东进大别山，粉碎了敌人的合击计划。在部队东进过程中，中原军区部队曾面临着一次艰难的选择：是继续东进到华东解放区，还是留在大别山牵制敌人。李先念以全局利益为重，作出了牺牲局部利益、坚守中原阵地的抉择。在停战令下达前的1946年1月8日，他便以中原局名义电告中共中央并华中局：“我们已决定全部留原地坚持，大部分散游击，暂时集结4个旅，作游击性的运动战。”对此，中共中央及时于9日电复：“你们停止东进、北上的计划，在原地坚持是对的。望你们在最近一星期内计划控制较大地区及若干城镇，以便在停战时刻到后，你们能有较大地区立足生存。”遵照中央指示，中原军区部队控制了罗山、礼山、经扶、光山边境地区。李先念关于坚持中原斗争的这一战略决策，充分地显示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顾全大局、牺牲自我的博大胸怀和傲视艰险、无所畏惧的革命胆略。
在率部坚持中原地区斗争的过程中，李先念始终坚持以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他不仅在军事指挥上显示出了高超的艺术，挫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军事进攻，而且在谈判桌上也显示出卓越的才能。1946年1月10日停战令下达后，在坚持自卫的原则下，李先念亲自领导了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停战谈判斗争，先后与国民党方面签订或达成“罗山协议”“应山协议”和“汉口协议”。其间，他先赴汉口，后在宣化店，亲自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尤其是在1946年5月，在获悉国民党军将于5月5日开始向中原地区发动全面进攻的计划后，李先念协助周恩来，与国民党进行了极其艰苦的谈判斗争，揭露了国民党的阴谋，推迟了中原内战的爆发。与此同时，他还组织领导中原军民开展反围困斗争，采取特殊的经济政策，以“苦熬必胜”为方针，积极开展生产自教，并亲自开荒种地，领导中原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原地区的经济封锁。
在坚持中原的日子里，李先念始终保持着高度清醒的头脑，一刻都没有放松教育部队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针锋相对”的方针，从多方面做好应对全面内战的准备。在国民党先后调遣30万大军将我中原部队压缩围困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带时，他一方面通过谈判斗争，以争取部队的“合法”转移;另一方面加紧了武装突围的各项准备，使中原军区部队始终尽可能地处于主动和机动的战略地位。
中原突围 指挥若定
从1946年6月下旬至7月底，李先念统率中原军区部队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他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与中原地区的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正确进行战役决策，准确选择战役方向，巧妙实施战役计划，灵活运用作战形式，率领部队杀出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重圍，实现了战略转移，胜利地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帷幕。
1946年6月，蒋介石内战部署就绪，即密令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郑州、武汉两个行营30余万军队，对包围已久的中原军区部队实施“围歼”，阴谋发动第二次皖南事变。面对强敌，李先念处险不惊，沉着镇静，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慎思断行，作出了中原突围的战略决断，并对突围的方向、时机以及方式进行了全面、周详的部署。6月21日，他和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郑位三以中原局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深刻分析了中原军区部队面临的严峻形势，认为向南突围有长江之隔，向东突围敌在津浦路上早已布有重兵，向北突围又有黄河阻拦，只有向西突围。而向西的两条路中，最近国民党军又占领信阳、随县地区，已失去其一;如再将应山、安陆、云梦各要点占去，则我成纵队的集体突围路线完全丧失。在此情况下，部队虽还可以旅团为单位突围，但由于此种分散突围路线也不很多，可能有半数部队突不出去，特别是如等国民党军部署完毕，正式向我全面进攻时再突围，则我不仅在战略上也在战术上处于被动，那种局面很难设想。由此提议：“中央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的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对于这一构思和决断，毛泽东主席于6月23日以中央名义复电给予了肯定：“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并充满信任地指示：“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在得到中央批准之后，李先念即开始精心组织战役计划实施的各项工作。他紧紧抓住中原突围的战役枢纽，作出了主力分南北两路向西，其他部队分别在东、西、北线行动的分路突围、相互策应的具体部署。为确保主力向西突围的成功，他精心安排皮定均等率第一纵队第一旅向东佯动，造成主力东进态势，以迷惑敌人;确定张体学等率鄂东独立第二旅也在东面行动，执行掩护任务，并抽调精悍部队秘密接替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的警备任务，在宣化店演一场“空城计”。他为中原突围战役所进行的缜密、巧妙的安排，为赢得整个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6月26日，国民党军兵分四路，开始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并计划于7月1日发动总攻击，妄图“在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中原军区部队。当日晚，李先念指挥五万将士（注：中原军区组建时共六万余人，突围前化装和复员转移万余人）主动作战略转移，分路举行中原突围战役。他亲率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所在的北路军主力，与敌人展开了斗智斗勇的“竞赛”。他高度重视战役的首战，认真选定突破口，指挥部队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一举突破了敌重兵把守的平汉铁路“钢铁防线”，抢在敌人发动总攻之前，跳出其内层包围圈;他十分强调部队的快速动作，带领广大指战员发扬人民军队不畏艰难困苦、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与追堵之敌抢时间、比速度，越天河口一线，穿豫西南平原，跨唐、白二河，数度抢先通过敌人的封锁区，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的“合围”阴谋;他灵活运用分散集中的战术，在敌大军追堵的严重情况下，及时在内乡以南师岗地区将北路军兵分两路纵队行动，以分散敌之兵力;他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群众，找到了抢渡丹江洪流的徒涉点，率部强渡丹江天堑;他敢于进行战役中的局部决战，指挥部队在郧县南化塘鲍峪岭地区，与胡宗南号称“天下第一军”的整编第一师第一旅等部展开殊死搏斗，硬是从敌人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辟开前进的通道。在他亲自率领与指挥下，北路军一路斩关夺隘，所向披靡，直指陕南。
在中原部队四面开花、胜利突围的过程中，李先念以高度的全局观念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再次牺牲中原部队的局部利益，作出了有利全局的战略转移终点的抉择，毅然指挥中原突围部队，放弃进入老解放区的预定计划，执行在外线牵制敌人的战略任务。1946年7月上中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获悉国民党军将同时向我华中、山东、豫东、豫北解放区进攻的部署，及时对我军迎击国民党全面进攻原拟计划中的南线作战计划进行了调整，将外线出击改变为内线歼敌，指示华中我军立即在内线发起苏中战役。根据战局的变化，中央军委于7月5日电示李先念等：“你们的任务是活动于鄂西北、豫西南广大地区，一面保存自己，同时牵制敌人，这对全局贡献极大。”13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电示李先念等：“我中原军之任务，是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15日，中共中央再次电示中原局：“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
对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赋予中原部队的新的战略任务，李先念义无反顾，他一面积极部署北路军的行动，一面电示其他各路突围部队执行中央指示。当他率领北路军左翼部队突破敌在商南县东赵川、梁家坟等地的阻击进入陕南地区后，即于7月23日在白鲁础开会研究和部署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并于24日将部队分为七股行动。同时，他又电示南路军“在鄂西北创造游击根据地”;电示江汉军区部队“依据中央令，自取道路，立刻进川”;电告王震率领的北路军右翼部队“转至山阳、商县以南地区，然后以团或营为单位分散活动”;电示河南军区部队“可在镇平、内乡、卢氏、洛南展开游击战争”等。根据中共中央和李先念的指示，中原各路突围部队迅速结束突围战役，积极转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的新任务中。除李先念亲率的北路军左翼部队7月24日分兵创建豫鄂陕根据地之外，北路军右翼部队于7月29日进抵商县黑山镇，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布置分散活动（后经中央同意，胜利返回延安）;河南军区部队亦于29日进抵豫陕边地区开始打游击;南路军和十五旅主力，于25日抵达房县青峰镇，纵队党委研究和部署了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江汉军区部队积极向川东探进;在强渡襄河时英勇阻击敌人而未能过河的南路军一部，亦于7月下旬进至豫陕边地区开展游击活动;鄂东独二旅则在胜利突围之后又返回大别山地区，就地坚持游击战争;第一纵队第一旅于7月20日进抵苏皖解放区，经休整直接参加了苏中战役后期的作战。至7月底，中原军区各路突围部队均先后胜利实现战略转移，并肩负起新的战略重任。至此，中原突围战役胜利结束。
李先念亲自部署和指挥的中原突围战役，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尤其在解放战争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中原突围战役，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在战略上、战役上，均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在政治上，它以有力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昭示了蒋家王朝反动、虚伪的本质，显示了人民军队的强大威力，鼓舞和坚定了全党、全军打败蒋介石的革命信念。在军事上，它一举破灭了蒋介石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实现其“惊人之举”的幻想，夺取了解放战争首战的胜利。在战略上，它先后共牵制国民党军15个整编师32个旅共约36万人，有力地支援了华东、华北、东北各解放区的作战。在具体战役上，它不仅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目的，保存了80%以上的军力，而且还取得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自损八千（人），歼敌一万”的战绩。中原突围战役的全面胜利，凝聚了李先念的超凡智慧，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关于战略转移的理论和实践。正如新华社1992年6月26日播发的《李先念同志生平》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原突围战役，充分显示了李先念和中原军区部队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及他统率大兵团同强大敌人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
转战外线 继续牵敌
从1946年8月至1947年2月，李先念为执行党中央新的战略决策，领导和指挥中原突围部队在敌后创建了两个根据地，其中他亲率北路军主力创造性地开辟了新的战略基地，创建了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同时还坚持和发展了中原地区的游击战争，形成了与解放区正面战场相呼应的中原敌后战场，又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军有生力量，配合了兄弟部队在内线战场的作战。
为在豫鄂陕边区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李先念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关于根据地建设的理论，结合豫鄂陕边区的具体实际，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他首先对创建豫鄂陕根据地作出了具体的部署，确定了创建根据地的三大步骤：一是各部实施到达指定地区和使部队获得相当的休整，主力部队与陕南游击队相结合，以武装开辟根据地;二是围绕解决财政给养这个中心，迅速展开根据地建设的各项工作，使部队生根立足;三是以党政军工作全面展开为标志，步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这三个步骤保证了豫鄂陕根据地的迅速创建和稳步发展。 在部署創建豫鄂陕根据地的过程中，李先念强调要实行武装斗争为先导。豫鄂陕根据地是解放战争初期在外线建立的，我军处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里，敌强我弱，孤悬敌后。根据这一特点，李先念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成七支，分散游击，以武装行动来保证部队的休整与立足。8月初，当北路军与陕南游击队胜利会师后，他又创造性地将两部合编，使创建这一根据地的北路军主力如虎添翼。在此基础上，他将部队按地域初步划分为三个军分区，严令并鼓励各部克服一切困难，坚决依照计划迅速到达指定地区，开展游击斗争，打击国民党乡保武装，摧毁其反动政权。
为创造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李先念向中央提议，要求晋冀鲁豫军区、陕甘宁边区及陕西工委展开有效行动进行策应，牵制和调动一部分进攻之敌。同时建议太岳军区加强对黄河地区的工作，并派一部游击部队渡河发展，打通华北解放区与豫鄂陕边区的联系。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对李先念的提议给予了高度重视，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西北局等部积极采取战略行动，从而使豫鄂陕边区的敌情大大缓解。李先念抓紧这一有利时机，率部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很快打开了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新局面。
对豫鄂陕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李先念亦作了精心运筹和全面部署。他于8月22日向北路军各部发出了《为创建豫鄂陕根据地而斗争》的指示，27日又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加紧根据地建设》的有关部署，在这两份文电中，李先念系统地阐述了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战略构想，并对部队的分散与集中，争取、团结和依靠群众，建立地方政权组织，培植地方武装，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解决部队的给养，以及安排使用干部等问题，确定了具体的方针、原则与方法。他特别强调指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出路，只有按中央指示，在豫鄂陕边区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创建豫鄂陕边根据地，以此来争取我们的生存，掩护我南路军在川鄂陕地区创造根据地的行动，以此来支持陕甘宁边区及晋冀鲁豫边区甚至整个华北、华东的斗争，以此来增强我党我军在西北的有利战略地位。”
为了改变我军在孤悬敌后的外线作战中的劣势地位，李先念还从豫鄂陕边区的实际出发，实行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政治上，他十分注意团结和宣传群众以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胡宗南对陕西的统治，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实行灵活可行的统一战线政策。我军在根据地中心区建立民主政权，一般只派县、区、乡长，对原国民党保甲长则主要是教育利用，使其为新政权服务。中心区外围则建立两面政权，使其暗中助我，明可“支敌事敌”。另外，以“坚决的军事进攻与统一战线之配合”来瓦解敌军队。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打击封建势力，使贫雇农得到利益，从而调动了根据地人民参军参战和支前的积极性。军事上，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和消灭敌人。由于采取了这些积极有力的措施，使我军变劣势为优势，变不利为有利，保证了我军在创建豫鄂陕根据地中的主动地位。
李先念率部在豫鄂陕边区创建根据地，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蒋介石令胡宗南、刘峙调集五万以上兵力，于1946年9月上旬开始对边区进行第一次“清剿”。面对这一形势，李先念接连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对反“清剿”斗争进行了认真部署，确定了我军基本上还是采取分散游击、在根据地内线作战的方针，作战对象主要是敌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并要求准确掌握情况，抓住有利机会，因地制宜地采用各种伏击战打击敌人。
在李先念的亲自领导下，豫鄂陕根据地的开辟与创建工作顺利进行。到9月中旬，豫鄂陕根据地已建立了四个地委和军分区，14个县（工）委和县政府（办事处），地方武装发展到2000多人，并决定由鄂西北调到陕南归建的十五旅主力，建立第五地委和军分区。豫鄂陕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后，李先念又向中央提出了组建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的建议，得到中央批准。9月24日，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区党委和军区成立大会。至此，豫鄂陕根据地正式创立。同日，李先念向中央报告说：我中原军区北路军在此地“生根立足的阶段当可迅速结束，并逐渐步入大发展及创造正规根据地的阶段”。
李先念在亲自指挥北路军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同时，还指挥南路军、十五旅主力和江汉军区部队在鄂西北共同创建了鄂西北根据地;指挥鄂东独二旅以及留下的游击武装，在鄂东和鄂中等地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豫鄂陕根据地的工作全面展开后，李先念奉命于1946年10月返回延安。11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原局设在延安。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李先念又与中原局其他同志一道继续指挥了中原军区在外线作战的各路部队和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他一方面对巩固与扩大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给予了极大关切，对这两个根据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方针、原则及方法作了许多具体指示;另一方面，对重组与坚持原中原地区的游击战争给予了高度重视，强调要加强与统一领导留在原地坚持的武装，再创新的局面。
从中原突围后至1947年2月，中原部队在敌后转战了七个月。这段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正处于战略防御阶段的关键时期。李先念率领中原军区部队不仅在敌后开辟了两个新的战略基地，而且重组与坚持了原中原解放区的游击战争，在外线艰苦作战，继续牵制了国民党大量正规军（多时达32个旅，一般24个旅，少时也有14个旅），还牵制了大量保安团队。所有这些，既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各解放区正面战场，支援了在内线作战的兄弟部队粉碎蒋军的进攻，又创造了坚持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还为战略反攻中原准备了条件。
投入反攻 饮马江汉
1947年2月以后，李先念继续领导和指挥了转战外线的中原军区各支部队。他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精心运筹，为保存中原军区的骨干力量，为党中央作出挺进中原的战略决策，为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均作出了突出贡献。
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前夕，中共中央正确分析形势，于1947年2月发出了《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指示。李先念以通观全局的战略眼光，洞察中原地区在全国战略反攻中的重要地位，并结合战斗在那里的各支部队的不同情况，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根据豫鄂陕边区敌情空前严重的实际和中共中央将主动撤出延安的戰略部署，他电告豫鄂陕军区部队：“留在陇海路以南或撤回黄河以北两个方针，我们都可以同意。但两种利害相权，需要你们自己下决心。”并指出：“必须有两种准备，一是准备北渡……二是准备北渡不成，在河南、陕西游击坚持……同时可能必须分批北渡。”经中央军委批准，豫鄂陕军区部队7000余人，于二三月间分批北渡黄河，进入山西晋城休整，从而为反攻中原积蓄了一支骨干武装。豫鄂陕军区主力进入晋城之后，他又亲率辗转到达延安的中原军区干部战士400余人，于4月14日从晋绥解放区出发，5月中旬到达晋城，同豫鄂陕军区部队会合，亲自领导部队的整训。他还数次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建议山西及晋冀鲁豫解放区抽拨一部分兵员补充豫鄂陕军区部队。这一建议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
在抓紧豫鄂陕军区主力整编补充工作的同时，李先念还指挥已转入外线作战的鄂西北军区部队积极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并将这些部队的活动情况及时上报中共中央，为中央作出有关战略决策提供依据。5月15日，他电示鄂西北军区张才千、李人林部，要求他们联络和集中中原地区的零散部队，指出联络和集中的原则是：“已经立住脚跟的部队要他们坚持，并说明只要能坚持一个时期，情况是会好转的，前途是光明的。要能坚持得住，必须认真依靠群众。假使还未立住脚跟而又有被消灭的危险，当随你们行动。”根据中共中央和李先念的指示，张才千、李人林率领所部先后联络集中和会合了在鄂西北等地坚持斗争的罗厚福、吴昌炽、熊心乐及黄民伟、江贤玉、沈甸之、王鸿荣、曾昌华等部，组成了“中原游击纵队”，成为党在鄂西北地区的一支核心武装。中原游击纵队成立后，一面积极打击敌乡保武装，一面抓紧收拢分散坚持斗争的中原军区小股部队，队伍不断壮大。该纵队后根据斗争需要北上豫皖苏，改编成为中原独立旅。6月18日，李先念又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中原游击纵队改编为中原独立旅的情况，同时还报告了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部、一纵二旅旅长杨秀坤部，以及鄂西北和鄂中、豫南等地我部队活动的情况。这些情况，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挺进中原的伟大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当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拉开之后，李先念作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亲率经过休整补充的由原豫鄂陕军区部队改编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参加了反攻中原的作战。8月5日，他亲率十二纵队8300余人，从山西晋城出发，挥师东进，继而南下中原，沿途攻克河南通许、扶沟等县城。10月上旬，他同陈毅一起抵河南淮阳。陈毅根据他的汇报，对十二纵队连以上干部作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新四军五师和中原军区部队的历史功绩，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11月2日，他率部胜利抵达河南光山，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胜利会师，参加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12月6日，他亲率第十二纵队在红安华家河与中原独立旅会合，组成新的江汉军区，并对重建江汉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和部署作了指示。根据他的部署和指示，江汉军区部队和地方干部1.2万人，西越平汉路，很快恢复和发展了江汉根据地。为此，陈毅吟诗赞曰：“江汉飞传刘邓捷，中原重见李郑回。”
在解放战争前期，尤其是在中原突围前后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中，李先念始终坚定不移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策略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极为艰险复杂的战争进程中，显示了灵活的斗争艺术和卓越的指挥才能。他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所建树的历史功勋永垂青史。（编辑 叶松）
作者：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先念传》作者之一，《李先念年谱》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