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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周学熙受直隶总督袁世凯委派，赴日本考察“工商币制”，而他自定行程，额外参观考察了8所学校。在他所写的《东游日记》的“跋”中，鲜明地提出日本维新成功，在于“练兵、兴学、制造”三事。返国后，他受袁督命创建直隶工艺总局，并出任总办，致力“振兴实业”。与此同时，在富民强国的思想指导下，先后创设了隶属于总局的高、中、初、少、业余、大众科普等多层次职业教育实体，堪称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驱。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春，）时任直隶银元局总办等要职的周学熙（1866—1947），受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委派，东渡日本考察“工商币制”，历时两月余。他在《东游日记》中这样记载到，此行实际用于参观考察约一个半月，涉足单位40余个，除以主要时间、精力考察了工矿企业、金融机构外，还自定行程，参观考察了8所学校，即大仓商业学校（附设夜学专修科）、高等商业学校（附设商业教员养成所）、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及幼稚园）、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小学校）、东京府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及小学教员讲习所）、商船学校、成城学校（有中国留学生）和拥有5000工匠的大厂——三菱造船厂内所设的“塾”，即厂办的技工学校。
周学熙每访问一处，便对各校的学科设置、课程内容、学习年限以及印象深刻的见闻一一记录，眼界大开。整个“东游”所受的启示，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周学熙一生的事业。回国后，他立即向直隶总督袁世凯建议，“欲兴工艺，非设专局不能生效”，遂有直隶工艺总局的创建，周被委任为总办。工艺总局在《开办宗旨》中申明：“工艺局为振兴全省实业之枢纽，除总理工艺学堂及考工厂两事外，有考察全省土产及所销洋货情形，设法讲求劝谕地方工作之责”。这表明兴办工艺学堂已是“振兴实业”题中应有之意。
依托工艺总局，构建近代中国职教体系
1.高等工业学堂。在“科学与实业如影随形”的思想指导下，周学熙认识到必须通过造就工艺人才，方可期实业之发达，立即将工艺学堂由天津府转为工艺总局辖下，由他本人兼任学堂总办。不久，更名为高等工业学堂，成为天津继北洋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之后的又一所培养近代工业人才的高等学府。
学堂制定了“以教育培植工艺上之人才，注重讲授理法，继以实验，卒业后能任教习、工师之职，以发明工业为宗旨”的办学方针。在教学内容上，“以数理化为基础，以实用技术为注重”，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行“工学并举”，“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法。到1907年，学堂已设化学、机器、化学制造3年制正科；化学、机械、图绘2年制专科和1年制预科。专业课多聘外籍教师，并多次选派学生赴日本实习深造。值得指出的是，当时高等工业学堂便已实行双语教学，这对培养高质量的工业人才，意义深远。
2.图算学堂。这是仿效日本三菱造船所“厂内设塾”的办学形式，为训练工业中级干部实用人才的厂办职业教育机构。最初设于银元局，后由北洋铁工厂接办。学堂以“高等学徒”名义招生，招收15-20岁的“聪颖子弟”，教学采取“每日以半日在堂习课，半日入厂习工”的半工半读做法，“固重图算，尤重实修”。设图绘、算术、机械3科，学制3年；每年六、腊月底考核，三年期满大考，合格者毕业，不及格者则“留学”（即留级）或降为工徒，其中也有派赴日本大阪铁工厂实习深造的。
3.实习工场。实习工场名义上附属于高等工业学堂，实际上是相对独立、专门培养工匠的场所。先后设有机械、彩印、织染、窑业、刺绣、图画、木工、烛皂、制燧（火柴）等十多个工艺学科，招收12-22岁“体壮性纯，粗知书算”的青少年为工徒。除直隶本省外，实习工场的学徒也有来自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广东等省，多为2年制，最盛时有工徒近700名，场舍500余间，颇具规模。
实习工场与旧时作坊的师傅带徒弟最大的不同是“每日讲习书课一点钟”，授予修身、汉文、历史、地理、算学、体操等“浅近课程”，师资则由工业学堂教师兼任。技艺的传授主要靠本场工匠师傅，涉及近代科学则聘日籍技师指导。1906年夏，实习工场还曾举办“纵览会”，以它“五色缤纷”的织布、“花卉翎毛鲜妍”的刺绣、“匀密坚致”的织巾、“均敏妙次”的彩印、“花样新鲜成色高上”的提花绸缎在5天展期中吸引了5万余名观众，产生了“远近闻风、工业思想日益发达”的效果。
4.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场。当时的北京虽为清朝国都，但从行政区划则属于顺天府，归直隶管辖。鉴于“东西各国皆有工作学堂，凡习工艺者必兼习普通学理”，而“中国学界、工界两不相涉”，以至造成“工业窳败日甚一日”的局面。因此，工艺总局于1905年，在北京创办了第一小学堂工场；次年又续办了第二小学堂工场。这样，便可使“工徒具有学生性质，不致为无意识之工匠”。
小学堂工场制定了“学堂以开民智，工场以兴民业”，学生“入场习艺，以教养兼资裕民生计为宗旨”。它与实习工场近似，主要是造就工匠，但因学生年龄小，便以学习文化课为主。开设修身、读经、习字、作文、历史、地理、算术，以及图画、手工、唱歌、体操等课程，“每日课六小时，按时分授”。学工主要是织科，从“打线络”到“上机织布”，8道工序“间做更番”。后又设染科，制成品有花布、被面、褥面、袍料、手巾等。两校均另设半日学堂，“每日课三小时”，实行半工半读。史料称，“小学堂工场非大学堂、大工厂可比，然苟组织愈多，则推行愈广，教育愈形发达”。
5.夜课补习所。它似效仿日本大仓商业学校的“夜学专修科”，是为“寒家子弟昼为佣工，不得入学者”所设的业余教育机构，目的是提高他们的素质，也为其日后增强谋生能力。其师资聘请社会上中、小学堂教员兼任，设物理、算学、历史、地理、汉文、图画等课，并略习英、日两国语言文字，5年学制，“毕业后堪胜小学堂教员”水平，即相当于现在的中等师范毕业。这当是近代最早创办的在职职工业余教育之一。
6.面向社会大众的科普教育。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创办，开始称工商茶话所，后改称工商演说会。其创办《简章》规定，“本所以白话演说工商要理，如物理、化学以及中外商务理财各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延聘“工业学堂总教习，考工厂艺长及各学堂教习、监督”主讲；“每月初三、初八两日开讲，自晚七点二刻至十点二刻，如遇大风雨停讲”；“来听者由本所供给茶水，不取分文”，完全是公益性的科普教育活动。这种演说活动坚持了很多年，演说内容涉及的选题，大多反映了实用的职业性。有史料称，“每当演说，官绅士庶听者常逾千人”，足见其影响之广。
此外，工艺总局还为地方绅士集资设立的一所初等工业学堂提供经费补助。
推广先进思想，力促中国职业教育发端
周学熙生活的大背景是清王朝走向衰落，列强劫掠瓜分中国的时代，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之情强烈地反映在周学熙身上。他在1907年为《直隶工艺志初编》作的“序”中写道，天津口岸“出入货共值九千余万两，而输入货值仅达五分之一，且入口皆制成熟货，能自制者惟草帽辩耳。工艺不兴，利源外溢，涓涓漏卮，曷有纪极”。他以朴素的唯物史观表达了“实业强国、裕民生计”的兴办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为实业强国作贡献，关注民众生计，也是他当年兴办职业教育的动因之一，也反映了他的基本价值取向。
1901年初，亡命西安的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在感到旧有的统治方式再也不能继续维持的形势下，发布了“变法”上谕，而振兴实业和废八股科举、办新式学堂，便是“新政”在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重大举措。在这种背景下，周学熙指出，“学堂为人才根本，工艺为民生至计，二者固宜并重。而讲求之道，亦属相资。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道出了兴实业与办学堂、造就人才的关系。他还指出，“兴学”乃“振兴工商之基”，阐明了教育在振兴实业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直隶兴办实业的同时，周学熙把“兴学”摆到了重要位置。尽管当时其创建的各类职业教育规模都不大，但层次却相当齐全，俱属走在全国前列的创新之举。
工艺总局属下的各类职业教育，都十分强调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突破了传统的学校就是片面地教学生读书、学理的模式。为使高等工业学堂学生有动手实践的场所，周学熙创建了与它“联为一气”的实习工场、派学生赴日本深造。他不仅是“亦工亦读”办学形式的提倡者，更是“工学并举”的实行者。这样，培养出的高级工业技术人才，也会动手操作，不再是只懂得书本知识的“书生”；生产一线的操作工人，也具有“浅近”的不同程度的文化科技知识，不再是“无意识的工匠”。这种培养能够手脑并用的工艺人才模式，至今仍有着现实的意义。
不惜花费重金，引进外聘教师满足职教需要
百余年前的中国，因闭关锁国而与工业革命以来的近代科学技术脱节。要实业强国，兴学强国，同近代工业文明接轨，便不得不仰仗发达国家的科技人才。因此，周学熙不惜高薪酬引进外籍人士，以满足我近代工业职业教育的需要。
以高等工业学堂为例，至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有教职工26人，其中外籍人士7名，占约27%。教务长日本人藤井恒久，月支银400两（含佣工、养马、伙食），另房租20两，来华与合同届满返国川资各250两。机器教习英国人德恩，约定每周授课不少于24小时，月支银300两；因德恩系在天津当地募聘，无川资支付。而当时中国教师月薪酬为20两，外籍师资高出15-20倍。至于夜课补习所、工商演说会，则完全依靠兼职人士，如夜课补习所的汉文教习，是从考工厂适合的人员中选聘，其余课程则聘中、小学堂教师兼任。工商演说会的演讲者，更是从商、学两界人士中聘请。
毛泽东在总结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时写道：“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周学熙东渡日本考察，在直隶兴工、兴学，谋求富民强国的实践，便是一例。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春，）时任直隶银元局总办等要职的周学熙（1866—1947），受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委派，东渡日本考察“工商币制”，历时两月余。他在《东游日记》中这样记载到，此行实际用于参观考察约一个半月，涉足单位40余个，除以主要时间、精力考察了工矿企业、金融机构外，还自定行程，参观考察了8所学校，即大仓商业学校（附设夜学专修科）、高等商业学校（附设商业教员养成所）、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及幼稚园）、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小学校）、东京府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及小学教员讲习所）、商船学校、成城学校（有中国留学生）和拥有5000工匠的大厂——三菱造船厂内所设的“塾”，即厂办的技工学校。
周学熙每访问一处，便对各校的学科设置、课程内容、学习年限以及印象深刻的见闻一一记录，眼界大开。整个“东游”所受的启示，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周学熙一生的事业。回国后，他立即向直隶总督袁世凯建议，“欲兴工艺，非设专局不能生效”，遂有直隶工艺总局的创建，周被委任为总办。工艺总局在《开办宗旨》中申明：“工艺局为振兴全省实业之枢纽，除总理工艺学堂及考工厂两事外，有考察全省土产及所销洋货情形，设法讲求劝谕地方工作之责”。这表明兴办工艺学堂已是“振兴实业”题中应有之意。
依托工艺总局，构建近代中国职教体系
1.高等工业学堂。在“科学与实业如影随形”的思想指导下，周学熙认识到必须通过造就工艺人才，方可期实业之发达，立即将工艺学堂由天津府转为工艺总局辖下，由他本人兼任学堂总办。不久，更名为高等工业学堂，成为天津继北洋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之后的又一所培养近代工业人才的高等学府。
学堂制定了“以教育培植工艺上之人才，注重讲授理法，继以实验，卒业后能任教习、工师之职，以发明工业为宗旨”的办学方针。在教学内容上，“以数理化为基础，以实用技术为注重”，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行“工学并举”，“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法。到1907年，学堂已设化学、机器、化学制造3年制正科；化学、机械、图绘2年制专科和1年制预科。专业课多聘外籍教师，并多次选派学生赴日本实习深造。值得指出的是，当时高等工业学堂便已实行双语教学，这对培养高质量的工业人才，意义深远。
2.图算学堂。这是仿效日本三菱造船所“厂内设塾”的办学形式，为训练工业中级干部实用人才的厂办职业教育机构。最初设于银元局，后由北洋铁工厂接办。学堂以“高等学徒”名义招生，招收15-20岁的“聪颖子弟”，教学采取“每日以半日在堂习课，半日入厂习工”的半工半读做法，“固重图算，尤重实修”。设图绘、算术、机械3科，学制3年；每年六、腊月底考核，三年期满大考，合格者毕业，不及格者则“留学”（即留级）或降为工徒，其中也有派赴日本大阪铁工厂实习深造的。
3.实习工场。实习工场名义上附属于高等工业学堂，实际上是相对独立、专门培养工匠的场所。先后设有机械、彩印、织染、窑业、刺绣、图画、木工、烛皂、制燧（火柴）等十多个工艺学科，招收12-22岁“体壮性纯，粗知书算”的青少年为工徒。除直隶本省外，实习工场的学徒也有来自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广东等省，多为2年制，最盛时有工徒近700名，场舍500余间，颇具规模。
实习工场与旧时作坊的师傅带徒弟最大的不同是“每日讲习书课一点钟”，授予修身、汉文、历史、地理、算学、体操等“浅近课程”，师资则由工业学堂教师兼任。技艺的传授主要靠本场工匠师傅，涉及近代科学则聘日籍技师指导。1906年夏，实习工场还曾举办“纵览会”，以它“五色缤纷”的织布、“花卉翎毛鲜妍”的刺绣、“匀密坚致”的织巾、“均敏妙次”的彩印、“花样新鲜成色高上”的提花绸缎在5天展期中吸引了5万余名观众，产生了“远近闻风、工业思想日益发达”的效果。
4.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场。当时的北京虽为清朝国都，但从行政区划则属于顺天府，归直隶管辖。鉴于“东西各国皆有工作学堂，凡习工艺者必兼习普通学理”，而“中国学界、工界两不相涉”，以至造成“工业窳败日甚一日”的局面。因此，工艺总局于1905年，在北京创办了第一小学堂工场；次年又续办了第二小学堂工场。这样，便可使“工徒具有学生性质，不致为无意识之工匠”。
小学堂工场制定了“学堂以开民智，工场以兴民业”，学生“入场习艺，以教养兼资裕民生计为宗旨”。它与实习工场近似，主要是造就工匠，但因学生年龄小，便以学习文化课为主。开设修身、读经、习字、作文、历史、地理、算术，以及图画、手工、唱歌、体操等课程，“每日课六小时，按时分授”。学工主要是织科，从“打线络”到“上机织布”，8道工序“间做更番”。后又设染科，制成品有花布、被面、褥面、袍料、手巾等。两校均另设半日学堂，“每日课三小时”，实行半工半读。史料称，“小学堂工场非大学堂、大工厂可比，然苟组织愈多，则推行愈广，教育愈形发达”。
5.夜课补习所。它似效仿日本大仓商业学校的“夜学专修科”，是为“寒家子弟昼为佣工，不得入学者”所设的业余教育机构，目的是提高他们的素质，也为其日后增强谋生能力。其师资聘请社会上中、小学堂教员兼任，设物理、算学、历史、地理、汉文、图画等课，并略习英、日两国语言文字，5年学制，“毕业后堪胜小学堂教员”水平，即相当于现在的中等师范毕业。这当是近代最早创办的在职职工业余教育之一。
6.面向社会大众的科普教育。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创办，开始称工商茶话所，后改称工商演说会。其创办《简章》规定，“本所以白话演说工商要理，如物理、化学以及中外商务理财各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延聘“工业学堂总教习，考工厂艺长及各学堂教习、监督”主讲；“每月初三、初八两日开讲，自晚七点二刻至十点二刻，如遇大风雨停讲”；“来听者由本所供给茶水，不取分文”，完全是公益性的科普教育活动。这种演说活动坚持了很多年，演说内容涉及的选题，大多反映了实用的职业性。有史料称，“每当演说，官绅士庶听者常逾千人”，足见其影响之广。
此外，工艺总局还为地方绅士集资设立的一所初等工业学堂提供经费补助。
推广先进思想，力促中国职业教育发端
周学熙生活的大背景是清王朝走向衰落，列强劫掠瓜分中国的时代，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之情强烈地反映在周学熙身上。他在1907年为《直隶工艺志初编》作的“序”中写道，天津口岸“出入货共值九千余万两，而输入货值仅达五分之一，且入口皆制成熟货，能自制者惟草帽辩耳。工艺不兴，利源外溢，涓涓漏卮，曷有纪极”。他以朴素的唯物史观表达了“实业强国、裕民生计”的兴办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为实业强国作贡献，关注民众生计，也是他当年兴办职业教育的动因之一，也反映了他的基本价值取向。
1901年初，亡命西安的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在感到旧有的统治方式再也不能继续维持的形势下，发布了“变法”上谕，而振兴实业和废八股科举、办新式学堂，便是“新政”在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重大举措。在这种背景下，周学熙指出，“学堂为人才根本，工艺为民生至计，二者固宜并重。而讲求之道，亦属相资。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道出了兴实业与办学堂、造就人才的关系。他还指出，“兴学”乃“振兴工商之基”，阐明了教育在振兴实业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直隶兴办实业的同时，周学熙把“兴学”摆到了重要位置。尽管当时其创建的各类职业教育规模都不大，但层次却相当齐全，俱属走在全国前列的创新之举。
工艺总局属下的各类职业教育，都十分强调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突破了传统的学校就是片面地教学生读书、学理的模式。为使高等工业学堂学生有动手实践的场所，周学熙创建了与它“联为一气”的实习工场、派学生赴日本深造。他不仅是“亦工亦读”办学形式的提倡者，更是“工学并举”的实行者。这样，培养出的高级工业技术人才，也会动手操作，不再是只懂得书本知识的“书生”；生产一线的操作工人，也具有“浅近”的不同程度的文化科技知识，不再是“无意识的工匠”。这种培养能够手脑并用的工艺人才模式，至今仍有着现实的意义。
不惜花费重金，引进外聘教师满足职教需要
百余年前的中国，因闭关锁国而与工业革命以来的近代科学技术脱节。要实业强国，兴学强国，同近代工业文明接轨，便不得不仰仗发达国家的科技人才。因此，周学熙不惜高薪酬引进外籍人士，以满足我近代工业职业教育的需要。
以高等工业学堂为例，至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有教职工26人，其中外籍人士7名，占约27%。教务长日本人藤井恒久，月支银400两（含佣工、养马、伙食），另房租20两，来华与合同届满返国川资各250两。机器教习英国人德恩，约定每周授课不少于24小时，月支银300两；因德恩系在天津当地募聘，无川资支付。而当时中国教师月薪酬为20两，外籍师资高出15-20倍。至于夜课补习所、工商演说会，则完全依靠兼职人士，如夜课补习所的汉文教习，是从考工厂适合的人员中选聘，其余课程则聘中、小学堂教师兼任。工商演说会的演讲者，更是从商、学两界人士中聘请。
毛泽东在总结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时写道：“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周学熙东渡日本考察，在直隶兴工、兴学，谋求富民强国的实践，便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