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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深秋，乍寒还暖的时候，北京寄来一本新书：《起用一代新人》。作者李锐是一位有相当知名度的人物。且不说他曾在一些重要岗位担任领导工作的资历和身临政治旋涡的经历，喜欢读书的人，或许都会从他那些发表的论著中认识他：他对彭德怀、张闻天以及田家英等政坛风云人物的长篇回忆；他因一九五九年庐山蒙冤，被放逐到安徽磨子潭及至京郊狱中时所作的《龙胆紫集》；他那本在国内外都有相当大影响的《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和一系列研究毛泽东早年思想和活动的论文；还有就是他结合本职工作，发别人所未发或未敢发的诸多宏论。当读到钱宗仁催人泪下的坎坷经历时，他奋笔疾书：“请读《胡杨泪》”。并再发一问：“还有没有赵宗仁、孙宗仁……？还有多少知识分子的厄运没有结束？”
《起用一代新人》就属于上述最后一类作品，包括“请读《胡杨泪》”一文，全书共收入三十四篇专谈用人之道的各类文章，书名如点睛之笔，道出要旨所在：用人要新，而且是一代(当然是广义的)。
关于“代”的概念，从来很有模糊性。李锐在《起用一代新人》中多次把“一代新人”的重心放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他这样说明这一代人：“他们一只脚踏进了中年，另一只脚还留在青年，年轻人的锐气和热情没有消失，又略具中年人的审慎和经验。总之，这是我们国家当前承先启后的一代人，是要在中国历史的下一章中起决定作用的一代人。”(着重号系本文作者所加)
请不要在一般的进化论的意义上理解这段话，更不要把它仅仅看作一种“殷切希望”，一种鞭策和鼓励。这首先是一个预言，一位老共产党人、老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当代史和当代人的预言，而预言的基础，就在于对历史和人的关系的具体而深刻的理解。
历史常常在这样三种情况下给予人们更多的机遇：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诞生之际；原来的一段历史将要完成之际；被迫中断的某个具体历史过程(或日历史使命)重新继续下去之际(这第三种情况具有发生的可能性，但没有发生的必然性)。考察一下这些具体的历史过程，也可以发现，处在上述三种情况下的人物与事件，总是更多地受人注目。不过，李锐所说的“中国历史”，显然是指那种直接与时代、与社会、与人类的前进步伐相联系的历史进程。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考察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我们看到，尽管这期间发生了不少重大的历史性事变，赢得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但作为决定性因素的“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还没有发生足以标志一个旧的历史过程结束和一个新的历史过程开始的转变。二十世纪(特别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创者们所追求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目标，还没有充分实现。历史已经为这一历史过程的开创者们建立了丰碑。现在，历史又给了当代的人们另一种机遇，一种将一度被中断的某种具体历史过程继续下去的机遇。关于历史过程的中断，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消极的破坏性的中断，尽管在这种中断背后，也有必然性在起作用。“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种大中断。另一种是不得已的暂停性中断，中国现代历史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被长期延搁，相当一部分原因属于这种情况。今天，跨越历史的断层，继续历史的使命，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崇高使命，同时，也是当代中国人的机遇所在。
但是，在机遇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机遇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头脑，也就是说能够在当今时代清扫以往、开辟未来的承先启后者，必定是具有相当清醒而成熟的历史意识、社会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人。令人高兴的是，在当代中国，有相当一批人，无分年龄性别、位尊位卑，都具有了这样的意识。而在这些人中间，李锐所突出注意的那代人，作为一个群体，作为某种类型的集合，格外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这代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厄运之一——“文化大革命”中，共同接受了向来被视为成才之路的逆境的磨砺(关于逆境在人生中的地位，大概是又一种二律背反式的命题)。这是一种足以滋养其性格、唤醒其意识、决定其命运的磨砺。这种不正常的生活道路，却加快了这代人社会化的进程，这样，当他们青春期的自我意识增长时，他们的社会意识也在同步增长，而决没有今天人们常常忧虑的那种青年人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脱节的情况。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化过程的完成，使这代人养成了用理性的眼睛去审视周围一切的自觉和习惯。他们看到的是社会现实的裸露、传统文化的展览、中国历史的剖面，脑中留下了需要反思的一连串问号。这种反思一旦被插上思想和文化的翅膀，于是，带着深刻的理论色彩和浓重的实践意味的历史意识就必然要起飞。
自我意识溶入了社会意识之中，社会意识又强化了自我意识，历史意识则给予了这代人以方向，造就了有准备的头脑，而且是整整一代人的头脑。并且，还得到了同样在磨砺中生成的性格和还算心旺气盛的年龄的支持，自然还有革故鼎新的社会空气的鼓舞。所以，这代人已不甘心于只是被动地作为虽有个人意志却无历史向度的“合力”之一，而要求作为一种“朝同一方向”——推进历史潮流的方向——的力量，去自觉地加入中国现代历史的“合力”。
历史造就了这代人，并给以机会，这代人必将报答历史。看来，李锐的预言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
如何具体表征这一代？李锐用一个“新”字点出了这代人的基本风貌。巴尔扎克说过：“人生的大部分是这样过去的，即从内心里锄掉自己青春的幼苗，而这种手术叫做经验的获得。”因此，如说他们这一代是青年，但他们已很少再有青年期那种浪漫式的热情，他们甚至过早地锄掉了青春的幼苗。然而，他们又不甘心于就此进入“中年”，因为他们的青春曾经被大量地夺走和浪费过，他们还没有获得足以被社会承认的必需品：文凭、职称、资历、地位，当然还有成果，尽管当社会呼吁落实中年知识分子政策时，他们面对着咿呀学语的孩子，拥挤不堪的居室和与那些比自己年轻十年的弟妹和学生们相差无几的工资，也会发出一些不属于青年人的叹息。
他们这一代的特殊还在于他们的文化素质。除了特例，也许历史上乃至今后再也不会有整整一代人，在失学十年之后，又去接受学校教育的事情了。所以，当拿文凭和职称这两把尺子去衡量人才时，各年龄段的人才曲线在这里中断，于是生出了人才的“断裂层”之说。但是，谁也无法否认，他们中间正在产生真正有影响有前途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等各种“文化人”，而且这个集群的出现又是以大量在各行各业中发挥了骨干作用的同代人作铺垫的。这让人想起一部文学作品中的话：“经历本身也是一种文化”。
这一代的特殊，更在于他们与这个社会，与这段历史关系太密切。他们最怕被遗忘，被冷落，不过，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十年已经证明，社会会给他们提供一展身手的舞台，历史将为他们留下不亚于任何一代的一页。所以，虽然，他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令人烦恼和气愤的事，如：被某些条条杠杠无端地勾销了许多年的工龄，造成了物质生活的拮据，不明不白地受到一通指责，带来精神生活的不安。但是，他们还是紧贴着社会，谱写着历史，象西西弗一样乐此不疲。他们与社会和历史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普列汉诺夫以恩格斯为例论述的人与社會发展的关系：“从客观的一面来看，恩格斯的地位是这样的：现实在其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中碰上了他，把他当做行将到来的变革的必要工具之一。从主观的一面来看，恩格斯非常乐意参加历史运动，他认为这是他应尽的职责和一生的伟大任务。”以恩格斯为例，也许比拟不伦，但难道我们不也正处于“行将到来的变革”时期吗？
这一代人大抵是这样一些人的集合：文革中的“老五届”大学生，“老三届”中学生，或许还应该划得更宽泛一些。总之，这是一些与人民共和国差不多同时间诞生，以自己的坎坷人生具体展示着人民共和国历史命运的人。当他们在童年和少年时，已经潜伏了日后轻信、偏执和狂热的危机，而当他们卷入排空而至的浊浪时，却播下了日后沉默、惊醒和复苏的种子。所以，介于人物性格的两极之间的张力，在这一代身上表现得相当强劲而富有弹性。于是，他们一旦走出疯狂的年代，便一面奋力攀登人类文化的高峰，一面却开始审视这高峰中的一木一石；一面兢兢业业地扮演着分配到的角色，一面又希冀着对社会角色的再选择；一面认认真真、规规矩矩地生活着，一面却用笔，用口，还准备用行动去做着改变现实的事情。认识这一代尚且不易，理解这一代更为困难。由于历史的某些相似，今天人们常喜欢引用浮士德，不过，浮士德精神与这一代相比，只有部分的共同点。哲学史家梯利这样概括文艺复兴以后浮士德所表现的人格：“处于两个时代转折点的人具有这些特征：极端渴慕知识，用粗朴的方法求得知识，有中世纪的迷信和偏见，接着就产生怀疑主义，还迫切希望享受丰富的生活。”与我们所说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这一代相比，浮士德的层次当然要低许多，他只是软弱屈服的对立面，正如歌德自称的：“我给他们送去一个使其不安的同伴：看这魔鬼如何去嘲弄他们，激发他们对事业的努力。”而这一代却属于强烈的参与型的，他们在怀疑主义之后对理论和实践的渴望和献身精神是无与伦比的，这一代又是清醒的理智型的，他们在希望享受丰富生活的同时，对于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严峻的大气候有着足够的精神准备，对付的基本办法之一，就是用人的尊严、人的理性、人的感情去制造适宜生存和发展的小气候，所以，他们又是情感型的。总之，很难用一些简单的定语、概念或类比来准确地表征这一代，这也许正是十年动乱之后，人们常常讨论这一代人的特征，而又总是难以说清的原因。什么“垮掉的一代”，太不公正；什么“思考的一代”、“行动的一代”，又略嫌单调；“全颜色”，又失之笼统；“多余人”，却过于消极。以致上海有一位也属于这一代的诗人要用一连串字眼来表现这一代。他说：“这代人是‘迷惘——思考——觉醒——行动的一代’。”
令人感兴趣的是，作为老一辈的李锐，不仅注意到了这一代，而且说明了这一代，他指出：
“他们是五十年代的红领巾”，“经历过‘大跃进’的热潮和随之而来的困难时期，投入过‘学雷锋’的运动，也受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与我们党、我们国家一起经受了灾难和考验，对‘左’的流毒和大打派仗终于极为厌恶……通过正反两面的经验，更加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同党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粉碎‘四人幫’后的两年徘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近年来的开创新局面，更加使他们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途紧密连在一起，政治上逐渐成熟。生长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经历了如此从正面、反面到新的正面的全部当代历史的辩证教育，应该说，这一代人的基本特点是认真思考、勤于学习和奋发向上的。……由于长达十年的动乱，这些人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主动或被动地学习并掌握了社会科学知识，也有相当一些人刻苦地继续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现实的逼迫锻炼了他们的自学能力。‘文化大革命’给他们造成的不正常的经历，倒使他们具有了较多的求实精神，较少受框框套套的束缚，也得到了一些增强实际本领的机会。……精力旺盛，思想开阔，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处在事业上出成绩的年代，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请原谅本文如此大段地转述书中的话。因为笔者认为，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分析问题的方法，即把人的性格放到人在自己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之中去理解。我们知道，恩格斯曾经以赞许的口吻谈到过罗伯特·欧文的这一方法。而且，作者在这里表达了两种理解：一种是超乎年龄、地位、资历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一种是对于我们共同经历过、生活着的现实社会的理解。这是感情和理智相统一的理解。黑格尔认为：“理解就是克服”。不错，有了这种理解，我们就会克服种种消极的、偏激的、缺乏责任感的情绪、思想和行为，比如，从启用一代新人的角度看问题时，就不会发出人才“青黄不接”的喟叹，就能克服人才出现“断裂层”的似是而非的结论，就能够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中，发现青与黄之间的一大片绿色，象《起用一代新人》中一样，把文章的重点放在这特殊的一代上面。
那么，这一代自己是怎么想，怎么看，怎么做的呢？应该说，多年来对于青春时代和现实社会的反思，使他们的自我意识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他们基本上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位置，摆好了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认准了自我发展的方向，总之，借用一句心理学的术语，他们积极地实现了“自我认同”。同时，他们也对自己这一代人之间，对这一代与上一代，与上上一代的关系进行了横向的剖析。发觉，这是一个文化的承继和递转的问题，而自己仍站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属于一个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却又远未结束的时代。这样，在他们的心理上、观念上，探索的兴奋点和思考的某些结论上，都出现了与鲁迅那一代，与金岳霖、钱钟书，与巴金、老舍那一代的强烈共鸣，诸如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问题，中国国民性问题，中国文化特质问题，东西文化交流和比较研究的问题，等等，这些半个世纪以前激动着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问题，今天又令这一代兴奋不已，这种“越代继承”的现象，人们尽可以用不同的观点解释之，但就我们所说的这一代而言，则无疑使他们确定了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驻足之地，发现了时代的地平线。与此同时，他们又在和自己父辈的一代人共同清理三十多年的战场，希冀从“左”的路线、思潮和传统对于人的创造力，对于知识分子，对于文化发展的束缚中求得解脱，并渴望为中国的四化大业，为人类的文化再贡献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多。
黎巴嫩著名诗人，小说家纪伯伦这样发问：“我的思想是一块海绵；我的心是一道溪流。我们大多数人宁愿吮吸而不愿奔流，这不很奇怪吗？”而我们所说的这一代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主张思想和心的统一，他们一边吮吸一边奔流，奔流需要吮吸，吮吸为了奔流。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对于“现在”的态度。当然，这与他们曾经失去了许多原可以主要用来吮吸的时间有关，但这更与他们对当今时代的价值观和事业心的理解有关。他们自认功力不够，但他们更愿在奔流中锻炼力量；他们承认火候不到，但他们不愿意先熄灭了自己，然后再添油加薪；他们不否认有不够扎实和片面之处，但他们不屑于追求过时的“扎实”和圆滑的“全面”。这是否有点过于自负？有点自命不凡？不，他们会一再表示，他们这一代只能是承先启后的一代，或者说只能是过渡性的一代，他们自认的使命是把二十世纪的事业继续下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他们抱定的目标是打通二十一世纪的路。最近出版的《走向世界文学》一书的主编(他也属于这一代)在序言中把他们的书比作桥，并表示任何桥的自我实现方式，就是任后人从它身上踏过去。笔者不把这样的话看作谦虚，而把它看成这一代人的一种未来观，一种清醒而适度的自我期望。事实上，上一代中睿智而敏感的知识分子，如李泽厚，也曾经这样分析过这一代知识分子。他把这一代称为自章太炎一代以来的第六代，说“第六代是在邪恶的斗争环境中长大成熟的，他们在饱经各种生活曲折，洞悉社会苦难现实之后，由上当受骗而幡然憬悟，上代人失去了的勇敢和独到开始回到他们身上，再次喊出了反封建的响亮呼声。他们将是指向未来的桥梁和希望。”
一百多年来，就中国社会发展的主体一面而言，知识分子问题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两个最根本最深刻而又最困难的问题，鲁迅当年曾有写包括自己一代在内的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的打算，可惜没有实现。可以想象，如果写成了，那必定是动人心魄的一曲悲歌。哲学家桑塔耶那说过：“不能记起过去的人，便注定要重蹈覆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向前看”和“往后看”并不应该是排斥的。纠缠历史旧账和细枝末节，固然不够豁达的气度，但鼓励和制造健忘症，起码也是对人，对未来的不负责任。所以，李锐在《起用一代新人》一书中，屡屡提到令人心酸，心痛，心寒的历史，那就是极左路线造成的对知识分子不公正的历史，而且从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一面，追究了这种“冰冻三尺”的现象的渊源。关于如何总结历史教训，如何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这将是一个极有深度的问题，本文当然力不能及，但是，本文愿意指出，我们所说的这一代，特别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正处于世纪之交，弄得好，他们将真正实现时代的交替，将重谱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交响曲。但弄得不好，跨越了世纪不一定便跨越了时代，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之曲还可能重演。所以，笔者这样理解《起用一代新人》中那种对接班人问题的紧张、急迫的节奏，那种意味深长的弦外之音，同样，笔者也认为，这正是党中央把干部四化，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为改革成败的关键的深意所在。
(《起用一代新人》，李锐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五月第一版，1.65元)
《起用一代新人》就属于上述最后一类作品，包括“请读《胡杨泪》”一文，全书共收入三十四篇专谈用人之道的各类文章，书名如点睛之笔，道出要旨所在：用人要新，而且是一代(当然是广义的)。
关于“代”的概念，从来很有模糊性。李锐在《起用一代新人》中多次把“一代新人”的重心放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他这样说明这一代人：“他们一只脚踏进了中年，另一只脚还留在青年，年轻人的锐气和热情没有消失，又略具中年人的审慎和经验。总之，这是我们国家当前承先启后的一代人，是要在中国历史的下一章中起决定作用的一代人。”(着重号系本文作者所加)
请不要在一般的进化论的意义上理解这段话，更不要把它仅仅看作一种“殷切希望”，一种鞭策和鼓励。这首先是一个预言，一位老共产党人、老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当代史和当代人的预言，而预言的基础，就在于对历史和人的关系的具体而深刻的理解。
历史常常在这样三种情况下给予人们更多的机遇：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诞生之际；原来的一段历史将要完成之际；被迫中断的某个具体历史过程(或日历史使命)重新继续下去之际(这第三种情况具有发生的可能性，但没有发生的必然性)。考察一下这些具体的历史过程，也可以发现，处在上述三种情况下的人物与事件，总是更多地受人注目。不过，李锐所说的“中国历史”，显然是指那种直接与时代、与社会、与人类的前进步伐相联系的历史进程。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考察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我们看到，尽管这期间发生了不少重大的历史性事变，赢得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但作为决定性因素的“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还没有发生足以标志一个旧的历史过程结束和一个新的历史过程开始的转变。二十世纪(特别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创者们所追求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目标，还没有充分实现。历史已经为这一历史过程的开创者们建立了丰碑。现在，历史又给了当代的人们另一种机遇，一种将一度被中断的某种具体历史过程继续下去的机遇。关于历史过程的中断，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消极的破坏性的中断，尽管在这种中断背后，也有必然性在起作用。“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种大中断。另一种是不得已的暂停性中断，中国现代历史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被长期延搁，相当一部分原因属于这种情况。今天，跨越历史的断层，继续历史的使命，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崇高使命，同时，也是当代中国人的机遇所在。
但是，在机遇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机遇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头脑，也就是说能够在当今时代清扫以往、开辟未来的承先启后者，必定是具有相当清醒而成熟的历史意识、社会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人。令人高兴的是，在当代中国，有相当一批人，无分年龄性别、位尊位卑，都具有了这样的意识。而在这些人中间，李锐所突出注意的那代人，作为一个群体，作为某种类型的集合，格外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这代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厄运之一——“文化大革命”中，共同接受了向来被视为成才之路的逆境的磨砺(关于逆境在人生中的地位，大概是又一种二律背反式的命题)。这是一种足以滋养其性格、唤醒其意识、决定其命运的磨砺。这种不正常的生活道路，却加快了这代人社会化的进程，这样，当他们青春期的自我意识增长时，他们的社会意识也在同步增长，而决没有今天人们常常忧虑的那种青年人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脱节的情况。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化过程的完成，使这代人养成了用理性的眼睛去审视周围一切的自觉和习惯。他们看到的是社会现实的裸露、传统文化的展览、中国历史的剖面，脑中留下了需要反思的一连串问号。这种反思一旦被插上思想和文化的翅膀，于是，带着深刻的理论色彩和浓重的实践意味的历史意识就必然要起飞。
自我意识溶入了社会意识之中，社会意识又强化了自我意识，历史意识则给予了这代人以方向，造就了有准备的头脑，而且是整整一代人的头脑。并且，还得到了同样在磨砺中生成的性格和还算心旺气盛的年龄的支持，自然还有革故鼎新的社会空气的鼓舞。所以，这代人已不甘心于只是被动地作为虽有个人意志却无历史向度的“合力”之一，而要求作为一种“朝同一方向”——推进历史潮流的方向——的力量，去自觉地加入中国现代历史的“合力”。
历史造就了这代人，并给以机会，这代人必将报答历史。看来，李锐的预言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
如何具体表征这一代？李锐用一个“新”字点出了这代人的基本风貌。巴尔扎克说过：“人生的大部分是这样过去的，即从内心里锄掉自己青春的幼苗，而这种手术叫做经验的获得。”因此，如说他们这一代是青年，但他们已很少再有青年期那种浪漫式的热情，他们甚至过早地锄掉了青春的幼苗。然而，他们又不甘心于就此进入“中年”，因为他们的青春曾经被大量地夺走和浪费过，他们还没有获得足以被社会承认的必需品：文凭、职称、资历、地位，当然还有成果，尽管当社会呼吁落实中年知识分子政策时，他们面对着咿呀学语的孩子，拥挤不堪的居室和与那些比自己年轻十年的弟妹和学生们相差无几的工资，也会发出一些不属于青年人的叹息。
他们这一代的特殊还在于他们的文化素质。除了特例，也许历史上乃至今后再也不会有整整一代人，在失学十年之后，又去接受学校教育的事情了。所以，当拿文凭和职称这两把尺子去衡量人才时，各年龄段的人才曲线在这里中断，于是生出了人才的“断裂层”之说。但是，谁也无法否认，他们中间正在产生真正有影响有前途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等各种“文化人”，而且这个集群的出现又是以大量在各行各业中发挥了骨干作用的同代人作铺垫的。这让人想起一部文学作品中的话：“经历本身也是一种文化”。
这一代的特殊，更在于他们与这个社会，与这段历史关系太密切。他们最怕被遗忘，被冷落，不过，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十年已经证明，社会会给他们提供一展身手的舞台，历史将为他们留下不亚于任何一代的一页。所以，虽然，他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令人烦恼和气愤的事，如：被某些条条杠杠无端地勾销了许多年的工龄，造成了物质生活的拮据，不明不白地受到一通指责，带来精神生活的不安。但是，他们还是紧贴着社会，谱写着历史，象西西弗一样乐此不疲。他们与社会和历史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普列汉诺夫以恩格斯为例论述的人与社會发展的关系：“从客观的一面来看，恩格斯的地位是这样的：现实在其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中碰上了他，把他当做行将到来的变革的必要工具之一。从主观的一面来看，恩格斯非常乐意参加历史运动，他认为这是他应尽的职责和一生的伟大任务。”以恩格斯为例，也许比拟不伦，但难道我们不也正处于“行将到来的变革”时期吗？
这一代人大抵是这样一些人的集合：文革中的“老五届”大学生，“老三届”中学生，或许还应该划得更宽泛一些。总之，这是一些与人民共和国差不多同时间诞生，以自己的坎坷人生具体展示着人民共和国历史命运的人。当他们在童年和少年时，已经潜伏了日后轻信、偏执和狂热的危机，而当他们卷入排空而至的浊浪时，却播下了日后沉默、惊醒和复苏的种子。所以，介于人物性格的两极之间的张力，在这一代身上表现得相当强劲而富有弹性。于是，他们一旦走出疯狂的年代，便一面奋力攀登人类文化的高峰，一面却开始审视这高峰中的一木一石；一面兢兢业业地扮演着分配到的角色，一面又希冀着对社会角色的再选择；一面认认真真、规规矩矩地生活着，一面却用笔，用口，还准备用行动去做着改变现实的事情。认识这一代尚且不易，理解这一代更为困难。由于历史的某些相似，今天人们常喜欢引用浮士德，不过，浮士德精神与这一代相比，只有部分的共同点。哲学史家梯利这样概括文艺复兴以后浮士德所表现的人格：“处于两个时代转折点的人具有这些特征：极端渴慕知识，用粗朴的方法求得知识，有中世纪的迷信和偏见，接着就产生怀疑主义，还迫切希望享受丰富的生活。”与我们所说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这一代相比，浮士德的层次当然要低许多，他只是软弱屈服的对立面，正如歌德自称的：“我给他们送去一个使其不安的同伴：看这魔鬼如何去嘲弄他们，激发他们对事业的努力。”而这一代却属于强烈的参与型的，他们在怀疑主义之后对理论和实践的渴望和献身精神是无与伦比的，这一代又是清醒的理智型的，他们在希望享受丰富生活的同时，对于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严峻的大气候有着足够的精神准备，对付的基本办法之一，就是用人的尊严、人的理性、人的感情去制造适宜生存和发展的小气候，所以，他们又是情感型的。总之，很难用一些简单的定语、概念或类比来准确地表征这一代，这也许正是十年动乱之后，人们常常讨论这一代人的特征，而又总是难以说清的原因。什么“垮掉的一代”，太不公正；什么“思考的一代”、“行动的一代”，又略嫌单调；“全颜色”，又失之笼统；“多余人”，却过于消极。以致上海有一位也属于这一代的诗人要用一连串字眼来表现这一代。他说：“这代人是‘迷惘——思考——觉醒——行动的一代’。”
令人感兴趣的是，作为老一辈的李锐，不仅注意到了这一代，而且说明了这一代，他指出：
“他们是五十年代的红领巾”，“经历过‘大跃进’的热潮和随之而来的困难时期，投入过‘学雷锋’的运动，也受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与我们党、我们国家一起经受了灾难和考验，对‘左’的流毒和大打派仗终于极为厌恶……通过正反两面的经验，更加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同党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粉碎‘四人幫’后的两年徘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近年来的开创新局面，更加使他们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途紧密连在一起，政治上逐渐成熟。生长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经历了如此从正面、反面到新的正面的全部当代历史的辩证教育，应该说，这一代人的基本特点是认真思考、勤于学习和奋发向上的。……由于长达十年的动乱，这些人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主动或被动地学习并掌握了社会科学知识，也有相当一些人刻苦地继续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现实的逼迫锻炼了他们的自学能力。‘文化大革命’给他们造成的不正常的经历，倒使他们具有了较多的求实精神，较少受框框套套的束缚，也得到了一些增强实际本领的机会。……精力旺盛，思想开阔，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处在事业上出成绩的年代，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请原谅本文如此大段地转述书中的话。因为笔者认为，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分析问题的方法，即把人的性格放到人在自己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之中去理解。我们知道，恩格斯曾经以赞许的口吻谈到过罗伯特·欧文的这一方法。而且，作者在这里表达了两种理解：一种是超乎年龄、地位、资历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一种是对于我们共同经历过、生活着的现实社会的理解。这是感情和理智相统一的理解。黑格尔认为：“理解就是克服”。不错，有了这种理解，我们就会克服种种消极的、偏激的、缺乏责任感的情绪、思想和行为，比如，从启用一代新人的角度看问题时，就不会发出人才“青黄不接”的喟叹，就能克服人才出现“断裂层”的似是而非的结论，就能够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中，发现青与黄之间的一大片绿色，象《起用一代新人》中一样，把文章的重点放在这特殊的一代上面。
那么，这一代自己是怎么想，怎么看，怎么做的呢？应该说，多年来对于青春时代和现实社会的反思，使他们的自我意识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他们基本上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位置，摆好了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认准了自我发展的方向，总之，借用一句心理学的术语，他们积极地实现了“自我认同”。同时，他们也对自己这一代人之间，对这一代与上一代，与上上一代的关系进行了横向的剖析。发觉，这是一个文化的承继和递转的问题，而自己仍站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属于一个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却又远未结束的时代。这样，在他们的心理上、观念上，探索的兴奋点和思考的某些结论上，都出现了与鲁迅那一代，与金岳霖、钱钟书，与巴金、老舍那一代的强烈共鸣，诸如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问题，中国国民性问题，中国文化特质问题，东西文化交流和比较研究的问题，等等，这些半个世纪以前激动着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问题，今天又令这一代兴奋不已，这种“越代继承”的现象，人们尽可以用不同的观点解释之，但就我们所说的这一代而言，则无疑使他们确定了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驻足之地，发现了时代的地平线。与此同时，他们又在和自己父辈的一代人共同清理三十多年的战场，希冀从“左”的路线、思潮和传统对于人的创造力，对于知识分子，对于文化发展的束缚中求得解脱，并渴望为中国的四化大业，为人类的文化再贡献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多。
黎巴嫩著名诗人，小说家纪伯伦这样发问：“我的思想是一块海绵；我的心是一道溪流。我们大多数人宁愿吮吸而不愿奔流，这不很奇怪吗？”而我们所说的这一代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主张思想和心的统一，他们一边吮吸一边奔流，奔流需要吮吸，吮吸为了奔流。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对于“现在”的态度。当然，这与他们曾经失去了许多原可以主要用来吮吸的时间有关，但这更与他们对当今时代的价值观和事业心的理解有关。他们自认功力不够，但他们更愿在奔流中锻炼力量；他们承认火候不到，但他们不愿意先熄灭了自己，然后再添油加薪；他们不否认有不够扎实和片面之处，但他们不屑于追求过时的“扎实”和圆滑的“全面”。这是否有点过于自负？有点自命不凡？不，他们会一再表示，他们这一代只能是承先启后的一代，或者说只能是过渡性的一代，他们自认的使命是把二十世纪的事业继续下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他们抱定的目标是打通二十一世纪的路。最近出版的《走向世界文学》一书的主编(他也属于这一代)在序言中把他们的书比作桥，并表示任何桥的自我实现方式，就是任后人从它身上踏过去。笔者不把这样的话看作谦虚，而把它看成这一代人的一种未来观，一种清醒而适度的自我期望。事实上，上一代中睿智而敏感的知识分子，如李泽厚，也曾经这样分析过这一代知识分子。他把这一代称为自章太炎一代以来的第六代，说“第六代是在邪恶的斗争环境中长大成熟的，他们在饱经各种生活曲折，洞悉社会苦难现实之后，由上当受骗而幡然憬悟，上代人失去了的勇敢和独到开始回到他们身上，再次喊出了反封建的响亮呼声。他们将是指向未来的桥梁和希望。”
一百多年来，就中国社会发展的主体一面而言，知识分子问题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两个最根本最深刻而又最困难的问题，鲁迅当年曾有写包括自己一代在内的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的打算，可惜没有实现。可以想象，如果写成了，那必定是动人心魄的一曲悲歌。哲学家桑塔耶那说过：“不能记起过去的人，便注定要重蹈覆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向前看”和“往后看”并不应该是排斥的。纠缠历史旧账和细枝末节，固然不够豁达的气度，但鼓励和制造健忘症，起码也是对人，对未来的不负责任。所以，李锐在《起用一代新人》一书中，屡屡提到令人心酸，心痛，心寒的历史，那就是极左路线造成的对知识分子不公正的历史，而且从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一面，追究了这种“冰冻三尺”的现象的渊源。关于如何总结历史教训，如何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这将是一个极有深度的问题，本文当然力不能及，但是，本文愿意指出，我们所说的这一代，特别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正处于世纪之交，弄得好，他们将真正实现时代的交替，将重谱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交响曲。但弄得不好，跨越了世纪不一定便跨越了时代，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之曲还可能重演。所以，笔者这样理解《起用一代新人》中那种对接班人问题的紧张、急迫的节奏，那种意味深长的弦外之音，同样，笔者也认为，这正是党中央把干部四化，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为改革成败的关键的深意所在。
(《起用一代新人》，李锐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五月第一版，1.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