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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歌剧院自1973年落成后，一直是世界顶级音乐人和舞蹈家的盘桓之地。这座位于贝内农岬的宏大建筑像一朵凝固的浪花，那贝壳般的流线造型，衬以蔚蓝色的大海和优雅的海港大桥，令人宛如置身仙境。
悉尼歌剧院的辉煌使澳洲进入世界舞台，它被称为“20世纪的奇迹”，然而，它的设计者并非澳洲人，而是一名丹麦设计师；它的建造历时十六年，耗资一亿多澳元，其过程波澜迭起，和悉尼歌剧院本身一样，令人叹为观止。
在这座艺术圣殿的崛起中，有三个人起到关键作用，他们是音乐家尤金·古森斯（1893—1962）、建筑设计师约恩·乌茨（1918—2008）以及时任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的乔·卡希尔（1891—1959）。而设计者约恩·乌茨和悉尼歌剧院建造背后的秘闻，则令人扼腕。
古森斯的建议
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音乐家古森斯出任澳洲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指挥。古森斯地位显赫，其薪水远远高于澳大利亚总理。他雄心勃勃，想让悉尼的音乐队伍跻身世界著名的六大交响乐团，在古森斯的指挥领域，歌剧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他发现，偌大的悉尼竟无上演一流歌剧的场所。于是他开始竭力向上层人士鼓吹：澳洲一定要建立一个歌剧院。他对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卡希尔说：“一个没有歌剧院的都市不能称为都市。”作为一州之长，卡希尔要安排许多紧迫的项目，如建造学校、医院、公路以及居民住房等，而歌剧院，似乎并不那么紧迫。卡希尔对古森斯的建议犹豫不决，但在后者的感染下，最后还是同意了这个计划。
古森斯工作之余，常在悉尼大桥一带的海滨徘徊。他早就注意到位于环形码头的那个名叫“贝内农”的海岬。
“没有比它再好的地点了。如果在此建立歌剧院，大桥、海和后起的建筑会浑然一体，悉尼将因此而更加著名！”未来的憧憬像一曲宏大的交响乐在古森斯的脑海中轰鸣激荡。
1954年11月30日，卡希尔宣布，悉尼歌剧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委员会考察了建立歌剧院的三十多个候选地点，古森斯坚持己见：“歌剧院的地点非贝内农岬莫属！”当时政府正在贝内衣岬兴建一个国际航运中转站，古森斯说：“让那个中转站见鬼去吧，歌剧院必建于此！”
1955年9月13日，筹备委员会由州长卡希尔宣布，歌剧院设计方案将从世界范围内招标。于是，建筑方案设计评选委员会的四名权威人士坐镇悉尼美术馆，严格地审查来自世界各地的设计方案。当时有三十二个国家的建筑师参与竞争，方案达二百三十三个。
丹麦人乌茨来到了悉尼
1957年1月29日，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卡希尔宣布了歌剧院设计获奖名单：一等奖给了一个叫乌茨的丹麦建筑设计师。对于建筑界来说，当年三十八岁的乌茨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寄来的设计方案，并不像其他选手那样精雕细琢，只不过是一幅草图而已。但乌茨的设计实在是超凡脱俗，当时的评选委员会宣称：“我们反复推敲，终于确信，乌茨的方案不同凡响，那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世界第一流设计。”
乌茨的草图只是一个轻盈的意念，但这个意念融和了南太平洋岛国的海洋、天空及周边的环境因素，人们可以从几何形态的贝壳式组合中看到这个年轻国家发展的历史和前景。它继承了古老的欧洲文明，又召唤着未来。总之，标新立异和意蕴无穷使乌茨的设计一举夺魁。
乌茨的家乡在丹麦北部海滨，那里有很多类似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古堡式的建筑，乌茨从小耳濡目染，他回忆说，这些古堡对他的设计“具有重大影响”。
乌茨酷爱旅游，他曾在年轻时邀游欧美。他对墨西哥的古玛雅文化极感兴趣，特别是玛雅古塔。“那种主体建筑与地平线的强烈对比令我着迷。”乌茨说。歌剧院的设计，也得益于玛雅文化。乌茨亦喜欢航海，他曾透露，他的设计来源于他对未曾去过的悉尼海港的想象，最直接的影响则来自一幅金属画，那画上描绘的是一艘隐没在悉尼海湾中的巨大帆船。帆的优美线条启发了他。乌茨曾明确表示，帆船的桅杆样式和原理曾影响了他的设计。
并不是所有人都为乌茨的设计图喝彩，一些人虽不否认乌茨是个天才的建筑师，但他们认为，乌茨的天才似乎更集中于构思设计上。建筑师的另一面——实施工程，乌茨似乎大有缺憾。据说，乌茨精于设计，但设计完后，往往拔腿就走，不大顾及作品如何完成。乌茨的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刚愎自用使未来的悉尼歌剧院蒙上了一层阴影。
1957年，乌茨踌躇满志地来到悉尼，他作为总设计师和工程负责人，集中解决工程实施的问题。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他以家乡丹麦为基地，往返于澳洲和欧洲之间。此时，工程正处于打地基阶段，乌茨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建立他那不同寻常的、既轻盈又结实的贝壳形建筑物的顶部。当时，混凝土刚刚问世，乌茨试图以鸡蛋壳的球面几何原理来解决工程的难题，他组织了一些人在丹麦制作模型，并在英国进行模拟试验。建筑师们在表层上以混凝土加小钢筋制成网状结构，并用电脑精确算出每片外壳所承受的平均压力。这是个极其关键的步骤，假如其中一片贝壳坍塌，其余的将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一片片地倒下去。实验最后成功了。
1958年5月，专家们对歌剧院底层进行了水下勘探。1959年4月，歌剧院破土动工。
卡希尔的果断
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卡希尔一直是歌剧院工程的倡导者、支持者和组织者。卡希尔的极大热情，无疑是歌剧院横空出世的重要因素。人们非常惊讶，这个具有工党领袖背景的一州之长如何对当时毫无知名度的乌茨给予极大支持。有人说，卡希尔是想“通过建筑歌剧院树起他个人的纪念碑”。但事后成名的乌茨回忆说：“卡希尔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卡希尔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支持歌剧院工程上马的。当时，许多政坛和社会高层人士认为，斥资修建这样豪华的歌剧院实在是挥霍。有人说：“建歌剧院所带来的灾难将终生压在澳大利亚人身上。”还有人说：“工程是新南威尔士所不能承受的奢侈。”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卡希尔先是组织了一个以捐款为主的基金会，后又发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歌剧院彩券基金会”。报纸上说，卡希尔“像狗一样地到处乱窜，为这个新兴的工程奔忙”。 沉溺于无数次实验中的乌茨，不断被卡希尔催促。1958年，工程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在卡希尔的推动下着手准备。澳洲著名建筑家、歌剧院筹委会五人委员之一的爱思沃斯说：“如果没有州长的狂热推动，乌茨的设计很可能成为一个泡影。”
可惜的是，在歌剧院一期工程进行得如火如荼的1959年，卡希尔在办公室内猝死。现在看来，他的死对悉尼歌剧院工程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表明，这个工程很快发生了一连串戏剧性的变化。
风云突变
1960年是乌茨背运的一年。这一年，自由党击败了原先由卡希尔领导的工党政府，掌握了新南威尔士州的大权。新任州长阿斯金形容歌剧院工程是“一个要命的财政负担”。
1963年，乌茨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搬到悉尼的鲸鱼湾居住，开始潜心解决歌剧院内部的工程难题。音乐家古森斯要求歌剧院适合演出音乐会和歌剧。有人建议，主厅应能兼容舞蹈和戏剧的演出。大厅被要求同时用于交响乐和歌剧的演出，座席在三千到三千五之间。但实际上，歌剧观众要求有良好的视线和舒适的席位，音乐会的观众则侧重音响效果。如何将舞台、视线和声音效果融为一体？为此，乌茨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出了种种尝试，包括安装大型机械化旋转舞台等。而政府官员也一再地改变主意。最后大厅定为两千五百个席位，他们认为，大厅没有必要设置三千五百个席位，因为悉尼不可能一夜之间拥有那么多的歌剧观众。
此时，建筑歌剧院的财政危机也暴露出来。最初的总预算为九百万澳元。1957年，州长卡希尔曾乐观地宣称：歌剧院将在1963年澳洲国庆日竣工，以作为英国殖民澳洲一百七十五周年纪念庆典的一部分，然而工程到了1965年仍在持续，筹备委员会发现，至少需要四千五百万澳元才能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这个巨大的数字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乌茨的反应是：不能以平常的手段和要求来衡量这个不寻常的建筑物。他拒绝透漏施工的截止日期和确定的总投资额。
公共建筑事务部部长休斯上任伊始便召见乌茨，气咻咻地质问他为什么工程进度如此缓慢。休斯对乌茨极不尊重，他的态度带有对他的政敌——工党的强烈偏见，也就是说，他把乌茨正在兴建的歌剧院归咎于赞同这个工程上马的前工党政府，而休斯之所以能上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拥戴他的人希望他能以手中的权力加快修建歌剧院的进度和压缩开支。
双方一度陷入僵局，歌剧院工程一度处于停滞阶段。
同时，乌茨的合作者（主要是建筑工程师）不断向休斯打报告，抱怨乌茨独断专行的建筑方法以及他对物质材料的苛求。乌茨的确是在吹毛求疵，他希望按他的标准来对待这个工程，他甚至细腻到关心歌剧院附属餐厅使用的餐刀的设计样式。“完美”是乌茨唯一的标准。
他的确很少关心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完成这个建筑。
当时的媒休也众说纷纭，记者们很少提到歌剧院的建筑成就以及它将如何使澳大利亚扬名世界，却将焦点集中在工程的巨大开支上。新闻界的煽动，使大多数澳洲人相信：歌剧院旷日持久的建造实在是一个“国际玩笑”。它“损害了澳洲的形象”，“是一场政治足球赛”。
人们讽刺正在兴建的歌剧院是“一只蜷伏的白象”。至1965年年底，尽管歌剧院外观已逐渐成形。但人们相信，距离这个“大白象”的投入使用，还是遥遥无期。
乌茨和政府僵持了一段时间，1966年2月26日，乌茨在休斯的办公室与休斯发生了严重的争吵。随后他宣布辞职，乌茨辞职返乡。新南威尔士政府相信，为了人们的利益，他们只能接受乌茨的辞呈。此时，歌剧院的基础和外形已基本完成，是按乌茨的原意进行的。
乌茨宣布辞职后，他的支持者立即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希望政府恢复乌茨的职位，让其继续主持歌剧院工程建设。在游行的队伍中，有著名建筑师森帝拉和著名音乐家阿弥迪奥。攻击乌茨的人则指责他没有留下歌剧院内部完整的设计图，并说乌茨有那种在无限延长的时间中对每个细节都吹毛求疵的怪癖。他们认为，假如继续让乌茨负责这个工程的话，歌剧院永远都不会达到他的要求，那将是一个漫长的“仲夏夜之梦”。乌茨反驳说，他所做的一切是“希望歌剧院的内部和外部水乳交融，就像一件完美无缺的艺术精品”！绝大多数澳洲人对乌茨的去职所持的态度是轻松多于同情。他的一些支持者也认为：以九年的时间让乌茨实现他的梦想，这也算是公平了。
其实，关于乌茨去职后“没有留下任何有关歌剧院内部建设的资料”的指责是不成立的。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的研究人员向笔者证实，他们至今保存着乌茨亲手绘制的七千多张歌剧院内部设计的草图。
事实上，乌茨去职后不久，他还潜心解决了歌剧院屋顶的装饰等问题。他设计出一种白色瓷砖，上面刻有波纹，这些线条改变了阳光的反射方向，使歌剧院在南半球强烈的日照下看起来不那么刺眼，这不仅是建筑师天才的一笔，也同时表明乌茨对自己不得不离去的作品怀有一腔热情，尽管乌茨在1966年5月举家回国时痛切地说：“假如那些人要将这个作品摧毁，我也不会觉得惊奇。”
一语成谶。乌茨的拂袖离去使歌剧院的内部工程一度陷入混乱，大权在握的休斯接受了乌茨的辞职后，重新组织力量，成立由四位澳大利亚公民组成的新的筹建委员会。
1967年，休斯授权新的筹建委员会重新设计了歌剧院的内部结构，于是，原先设想上演歌剧的综合大厅变成了音乐厅，原先设想的戏剧厅变成了演歌剧的场所，实验剧场变成了上演戏剧的大厅，与此同时，还增加了三个建筑单位——两个小剧场和一个展览厅，所有这些都与乌茨的原意大相径庭。1966年，乌茨设计的旋转舞台已经定位，但1967年官方改变计划后那台庞大的设备被拆除，后被移至长湾监狱的一家工厂。根据当年的媒体报道，由于综合大厅被改为音乐厅，歌剧不得不移至原先设计的剧场演出。这一变动的结果会导致不能上演大型歌剧。这一预言，最后被证实。
后来的故事
乌茨去职后，歌剧院工程的步伐开始加快。1968年，新的筹委会发表了预算：歌剧院的总投资为八千五百万澳元，工程将在1972年底之前竣工。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歌剧院工地有一千二百名工人同时工作，他们大部分是刚刚从世界各地迁居澳洲的移民。 1972年12月12日，在悉尼歌剧院竣工的前夜，悉尼交响乐团首次使用新建音乐厅演奏，以招待工程建设的有关人员。乐队指挥对其音响效果感到异常满意。然而，随之赶来试验的歌剧、芭蕾舞和戏剧这些艺术品种的导演及专家们却不断抱怨。有人说，从戏剧厅的某一个座位上看不到舞台，更多的人指出：新设计的歌剧院因舞台不够宏大，无法上演著名歌剧《阿依达》。所有这些抱怨，是否应当归咎于政府撵走了设计师、改变了乌茨原有的设计方案呢？但另一种强大的舆论认为：政府的决策是正确的。乌茨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设计师，却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实施者。乌茨习惯于半途而废，他在法国的许多建筑项目至今仍处于半成品状态。乌茨的天才想象超出了他的动手能力。
悉尼歌剧院于1973年10月竣工，前后历时十六年，耗资达一亿三千万澳元。10月20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亲自为其剪彩，并和悉尼的观众们一起欣赏了在歌剧院演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歌剧院开幕式盛况空前，皇家成员、政府官员、世界各地的嘉宾济济一堂，精彩的演出和盛大的宴会交相辉映，整个悉尼处在狂欢之中，独不见歌剧院设计者的身影，可谓讽刺。当时的乌茨究竟潜身何处？乌茨自1966年诀别悉尼后再也没有踏上过澳洲的土地。他曾多次拒绝澳洲政府的官方邀请。人们只知道他心情不好。报端形容他“像一个苦难的隐士‘吃了一颗酸葡萄’”，还攻击乌茨慢待了女王的邀请，对女王不敬。乌茨被一家报纸报道“潜身于夏威夷”。实际上，乌茨当时是在夏威夷大学建筑系讲学。五年之后，一直对此表示缄默的乌茨做出了如下解释：
我之所以谢绝参加歌剧院开幕式，并非因为我对歌剧院本身有什么成见。我是怕外交上的麻烦。我想人们一定会问我有关歌剧院的真实故事，和我所谓的“痛苦经历”。我实在是不愿意卷入这场无休无止的关于过去的争论中去。如果我在悉尼，论争将不可避免。此外，我的出席，特别是在像休斯那样的人一定会出席的情况下，只能使争论升级。争论将使庆典活动难堪。我阻止了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
在庆祝悉尼歌剧院竣工大典前夕，澳大利亚皇家协会曾授予乌茨金质奖章，但他拒绝赴悉尼参加颁奖仪式，委员会只好将奖章邮寄给乌茨。
1978年，当悉尼歌剧院落成五周年之际，乌茨被英国皇家建筑学院授予金质奖章，以表彰他设计歌剧院的成功。他在该学院的即席讲座中声称：这枚奖章将促使当年在修建歌剧院所产生的一切细小疤痕加快愈合。
这年，新南威尔士政府又一次邀请乌茨前往访问。乌茨说他正忙于设计科威特的国会大厦，无暇光顾，但他表示愿意接受为悉尼设计一个新建筑的请求。瑰丽的传奇随着时间的推移，悉尼歌剧院的成功给澳洲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就像一位作家说的那样，“它把澳大利亚放在了世界文化史的版图上”。悉尼的人们越来越怀念它的设计者乌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界一个劲儿地鼓吹：“现在是在悉尼街头欢迎乌茨的时候了。”但乌茨依旧没有光临。1981年，他的女儿琳访问悉尼时说，她希望父亲有一天能乘快艇沿悉尼湾遨游歌剧院。但她不希望父亲看到歌剧院内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乌茨仍对雪片一样的邀请函无动于衷，他只是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去的……”
1985年，乌茨被授予澳大利亚皇家建筑学院的勋章，但乌茨对新闻界说：给一个建筑师的最好礼物应是给予建筑权，而不是勋章。歌剧院经理写信请他赏光，提议让艺术家给他绘制一幅肖像以便放在歌剧院作为永久性纪念。乌茨回信说，这使他感到不安。他说，他宁可做一些实际工作，也不愿出人头地。
1993年，在悉尼庆祝歌剧院落成二十周年前夕，澳洲再次向乌茨发出邀请。《悉尼晨锋报》的一篇文章充满激情地说：“悉尼歌剧院为澳大利亚增添了无限光彩，悉尼歌剧院的崇拜者们一直盼望能在街头向它的设计者欢呼！”
悉尼歌剧院的艺术工作部部长考林斯很早就向乌茨发出邀请，请他来悉尼观光并参加这座建筑的二十岁生日庆祝活动。但是七十四岁的乌茨说，他可能抽不出时间来，但也许会让他的一个家庭成员代表他参加活动。
当时居于西班牙一座海滨城市的乌茨后来透露，当年他是被迫辞职的。因为那个叫休斯的公共设施部部长拒绝拨款给他的歌剧院完成内部设计。乌茨说：“我等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我最后已无法给我的手下发工资。”
面对媒体，休斯坦率地说，他对乌茨的内部设计方案不满意。乌茨立即反驳道，这位部长先生嫉贤妒能，是在找借口让他离开，从而使自己能在这座可以带来世界性荣誉的建筑上踏进一只脚。1983年，在回答记者的一次提问中，乌茨说：“公众设施部部长们通常只是关心老百姓的住房、消防站和城市排污系统，然而休斯先生却想在歌剧院的石基上刻下自己的名字。”
乌茨于2003年荣获具有建筑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茨克建筑学奖。2007年，悉尼歌剧院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澳洲政府再次向乌茨发出邀请，遭婉拒。
2008年4月9日，在乌茨九十大寿之际，悉尼歌剧院数百名员工在悉尼交响乐团的伴奏下为他举行了“生日快乐”音乐会，希望大师能莅临同贺，并目睹自己的杰作。乌茨热忱婉谢，他似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
2008年11月29日，九十岁的乌茨在睡梦中辞世。11月30日晚，悉尼歌剧院灯光骤然熄灭。12月1日，悉尼大桥上的澳大利亚国旗降半旗致哀，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悼词中说：“乌茨留下了一个珍贵的世界遗产，他不仅是丹麦的儿子，也是澳大利亚的儿子。”
乌茨比较出名的建筑作品还有科威特的国民议会大厦和丹麦的巴格斯瓦德教堂，那些当然都是很杰出的作品，但唯有悉尼歌剧院，最令世人流连忘返，就像丹麦建筑师协会所赞美的那样：“乌茨一生的辉煌只有一次，但这一次已是瑰丽的传奇！”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名人传记》2016年第3期〕
悉尼歌剧院的辉煌使澳洲进入世界舞台，它被称为“20世纪的奇迹”，然而，它的设计者并非澳洲人，而是一名丹麦设计师；它的建造历时十六年，耗资一亿多澳元，其过程波澜迭起，和悉尼歌剧院本身一样，令人叹为观止。
在这座艺术圣殿的崛起中，有三个人起到关键作用，他们是音乐家尤金·古森斯（1893—1962）、建筑设计师约恩·乌茨（1918—2008）以及时任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的乔·卡希尔（1891—1959）。而设计者约恩·乌茨和悉尼歌剧院建造背后的秘闻，则令人扼腕。
古森斯的建议
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音乐家古森斯出任澳洲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指挥。古森斯地位显赫，其薪水远远高于澳大利亚总理。他雄心勃勃，想让悉尼的音乐队伍跻身世界著名的六大交响乐团，在古森斯的指挥领域，歌剧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他发现，偌大的悉尼竟无上演一流歌剧的场所。于是他开始竭力向上层人士鼓吹：澳洲一定要建立一个歌剧院。他对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卡希尔说：“一个没有歌剧院的都市不能称为都市。”作为一州之长，卡希尔要安排许多紧迫的项目，如建造学校、医院、公路以及居民住房等，而歌剧院，似乎并不那么紧迫。卡希尔对古森斯的建议犹豫不决，但在后者的感染下，最后还是同意了这个计划。
古森斯工作之余，常在悉尼大桥一带的海滨徘徊。他早就注意到位于环形码头的那个名叫“贝内农”的海岬。
“没有比它再好的地点了。如果在此建立歌剧院，大桥、海和后起的建筑会浑然一体，悉尼将因此而更加著名！”未来的憧憬像一曲宏大的交响乐在古森斯的脑海中轰鸣激荡。
1954年11月30日，卡希尔宣布，悉尼歌剧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委员会考察了建立歌剧院的三十多个候选地点，古森斯坚持己见：“歌剧院的地点非贝内农岬莫属！”当时政府正在贝内衣岬兴建一个国际航运中转站，古森斯说：“让那个中转站见鬼去吧，歌剧院必建于此！”
1955年9月13日，筹备委员会由州长卡希尔宣布，歌剧院设计方案将从世界范围内招标。于是，建筑方案设计评选委员会的四名权威人士坐镇悉尼美术馆，严格地审查来自世界各地的设计方案。当时有三十二个国家的建筑师参与竞争，方案达二百三十三个。
丹麦人乌茨来到了悉尼
1957年1月29日，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卡希尔宣布了歌剧院设计获奖名单：一等奖给了一个叫乌茨的丹麦建筑设计师。对于建筑界来说，当年三十八岁的乌茨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寄来的设计方案，并不像其他选手那样精雕细琢，只不过是一幅草图而已。但乌茨的设计实在是超凡脱俗，当时的评选委员会宣称：“我们反复推敲，终于确信，乌茨的方案不同凡响，那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世界第一流设计。”
乌茨的草图只是一个轻盈的意念，但这个意念融和了南太平洋岛国的海洋、天空及周边的环境因素，人们可以从几何形态的贝壳式组合中看到这个年轻国家发展的历史和前景。它继承了古老的欧洲文明，又召唤着未来。总之，标新立异和意蕴无穷使乌茨的设计一举夺魁。
乌茨的家乡在丹麦北部海滨，那里有很多类似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古堡式的建筑，乌茨从小耳濡目染，他回忆说，这些古堡对他的设计“具有重大影响”。
乌茨酷爱旅游，他曾在年轻时邀游欧美。他对墨西哥的古玛雅文化极感兴趣，特别是玛雅古塔。“那种主体建筑与地平线的强烈对比令我着迷。”乌茨说。歌剧院的设计，也得益于玛雅文化。乌茨亦喜欢航海，他曾透露，他的设计来源于他对未曾去过的悉尼海港的想象，最直接的影响则来自一幅金属画，那画上描绘的是一艘隐没在悉尼海湾中的巨大帆船。帆的优美线条启发了他。乌茨曾明确表示，帆船的桅杆样式和原理曾影响了他的设计。
并不是所有人都为乌茨的设计图喝彩，一些人虽不否认乌茨是个天才的建筑师，但他们认为，乌茨的天才似乎更集中于构思设计上。建筑师的另一面——实施工程，乌茨似乎大有缺憾。据说，乌茨精于设计，但设计完后，往往拔腿就走，不大顾及作品如何完成。乌茨的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刚愎自用使未来的悉尼歌剧院蒙上了一层阴影。
1957年，乌茨踌躇满志地来到悉尼，他作为总设计师和工程负责人，集中解决工程实施的问题。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他以家乡丹麦为基地，往返于澳洲和欧洲之间。此时，工程正处于打地基阶段，乌茨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建立他那不同寻常的、既轻盈又结实的贝壳形建筑物的顶部。当时，混凝土刚刚问世，乌茨试图以鸡蛋壳的球面几何原理来解决工程的难题，他组织了一些人在丹麦制作模型，并在英国进行模拟试验。建筑师们在表层上以混凝土加小钢筋制成网状结构，并用电脑精确算出每片外壳所承受的平均压力。这是个极其关键的步骤，假如其中一片贝壳坍塌，其余的将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一片片地倒下去。实验最后成功了。
1958年5月，专家们对歌剧院底层进行了水下勘探。1959年4月，歌剧院破土动工。
卡希尔的果断
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卡希尔一直是歌剧院工程的倡导者、支持者和组织者。卡希尔的极大热情，无疑是歌剧院横空出世的重要因素。人们非常惊讶，这个具有工党领袖背景的一州之长如何对当时毫无知名度的乌茨给予极大支持。有人说，卡希尔是想“通过建筑歌剧院树起他个人的纪念碑”。但事后成名的乌茨回忆说：“卡希尔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卡希尔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支持歌剧院工程上马的。当时，许多政坛和社会高层人士认为，斥资修建这样豪华的歌剧院实在是挥霍。有人说：“建歌剧院所带来的灾难将终生压在澳大利亚人身上。”还有人说：“工程是新南威尔士所不能承受的奢侈。”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卡希尔先是组织了一个以捐款为主的基金会，后又发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歌剧院彩券基金会”。报纸上说，卡希尔“像狗一样地到处乱窜，为这个新兴的工程奔忙”。 沉溺于无数次实验中的乌茨，不断被卡希尔催促。1958年，工程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在卡希尔的推动下着手准备。澳洲著名建筑家、歌剧院筹委会五人委员之一的爱思沃斯说：“如果没有州长的狂热推动，乌茨的设计很可能成为一个泡影。”
可惜的是，在歌剧院一期工程进行得如火如荼的1959年，卡希尔在办公室内猝死。现在看来，他的死对悉尼歌剧院工程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表明，这个工程很快发生了一连串戏剧性的变化。
风云突变
1960年是乌茨背运的一年。这一年，自由党击败了原先由卡希尔领导的工党政府，掌握了新南威尔士州的大权。新任州长阿斯金形容歌剧院工程是“一个要命的财政负担”。
1963年，乌茨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搬到悉尼的鲸鱼湾居住，开始潜心解决歌剧院内部的工程难题。音乐家古森斯要求歌剧院适合演出音乐会和歌剧。有人建议，主厅应能兼容舞蹈和戏剧的演出。大厅被要求同时用于交响乐和歌剧的演出，座席在三千到三千五之间。但实际上，歌剧观众要求有良好的视线和舒适的席位，音乐会的观众则侧重音响效果。如何将舞台、视线和声音效果融为一体？为此，乌茨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出了种种尝试，包括安装大型机械化旋转舞台等。而政府官员也一再地改变主意。最后大厅定为两千五百个席位，他们认为，大厅没有必要设置三千五百个席位，因为悉尼不可能一夜之间拥有那么多的歌剧观众。
此时，建筑歌剧院的财政危机也暴露出来。最初的总预算为九百万澳元。1957年，州长卡希尔曾乐观地宣称：歌剧院将在1963年澳洲国庆日竣工，以作为英国殖民澳洲一百七十五周年纪念庆典的一部分，然而工程到了1965年仍在持续，筹备委员会发现，至少需要四千五百万澳元才能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这个巨大的数字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乌茨的反应是：不能以平常的手段和要求来衡量这个不寻常的建筑物。他拒绝透漏施工的截止日期和确定的总投资额。
公共建筑事务部部长休斯上任伊始便召见乌茨，气咻咻地质问他为什么工程进度如此缓慢。休斯对乌茨极不尊重，他的态度带有对他的政敌——工党的强烈偏见，也就是说，他把乌茨正在兴建的歌剧院归咎于赞同这个工程上马的前工党政府，而休斯之所以能上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拥戴他的人希望他能以手中的权力加快修建歌剧院的进度和压缩开支。
双方一度陷入僵局，歌剧院工程一度处于停滞阶段。
同时，乌茨的合作者（主要是建筑工程师）不断向休斯打报告，抱怨乌茨独断专行的建筑方法以及他对物质材料的苛求。乌茨的确是在吹毛求疵，他希望按他的标准来对待这个工程，他甚至细腻到关心歌剧院附属餐厅使用的餐刀的设计样式。“完美”是乌茨唯一的标准。
他的确很少关心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完成这个建筑。
当时的媒休也众说纷纭，记者们很少提到歌剧院的建筑成就以及它将如何使澳大利亚扬名世界，却将焦点集中在工程的巨大开支上。新闻界的煽动，使大多数澳洲人相信：歌剧院旷日持久的建造实在是一个“国际玩笑”。它“损害了澳洲的形象”，“是一场政治足球赛”。
人们讽刺正在兴建的歌剧院是“一只蜷伏的白象”。至1965年年底，尽管歌剧院外观已逐渐成形。但人们相信，距离这个“大白象”的投入使用，还是遥遥无期。
乌茨和政府僵持了一段时间，1966年2月26日，乌茨在休斯的办公室与休斯发生了严重的争吵。随后他宣布辞职，乌茨辞职返乡。新南威尔士政府相信，为了人们的利益，他们只能接受乌茨的辞呈。此时，歌剧院的基础和外形已基本完成，是按乌茨的原意进行的。
乌茨宣布辞职后，他的支持者立即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希望政府恢复乌茨的职位，让其继续主持歌剧院工程建设。在游行的队伍中，有著名建筑师森帝拉和著名音乐家阿弥迪奥。攻击乌茨的人则指责他没有留下歌剧院内部完整的设计图，并说乌茨有那种在无限延长的时间中对每个细节都吹毛求疵的怪癖。他们认为，假如继续让乌茨负责这个工程的话，歌剧院永远都不会达到他的要求，那将是一个漫长的“仲夏夜之梦”。乌茨反驳说，他所做的一切是“希望歌剧院的内部和外部水乳交融，就像一件完美无缺的艺术精品”！绝大多数澳洲人对乌茨的去职所持的态度是轻松多于同情。他的一些支持者也认为：以九年的时间让乌茨实现他的梦想，这也算是公平了。
其实，关于乌茨去职后“没有留下任何有关歌剧院内部建设的资料”的指责是不成立的。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的研究人员向笔者证实，他们至今保存着乌茨亲手绘制的七千多张歌剧院内部设计的草图。
事实上，乌茨去职后不久，他还潜心解决了歌剧院屋顶的装饰等问题。他设计出一种白色瓷砖，上面刻有波纹，这些线条改变了阳光的反射方向，使歌剧院在南半球强烈的日照下看起来不那么刺眼，这不仅是建筑师天才的一笔，也同时表明乌茨对自己不得不离去的作品怀有一腔热情，尽管乌茨在1966年5月举家回国时痛切地说：“假如那些人要将这个作品摧毁，我也不会觉得惊奇。”
一语成谶。乌茨的拂袖离去使歌剧院的内部工程一度陷入混乱，大权在握的休斯接受了乌茨的辞职后，重新组织力量，成立由四位澳大利亚公民组成的新的筹建委员会。
1967年，休斯授权新的筹建委员会重新设计了歌剧院的内部结构，于是，原先设想上演歌剧的综合大厅变成了音乐厅，原先设想的戏剧厅变成了演歌剧的场所，实验剧场变成了上演戏剧的大厅，与此同时，还增加了三个建筑单位——两个小剧场和一个展览厅，所有这些都与乌茨的原意大相径庭。1966年，乌茨设计的旋转舞台已经定位，但1967年官方改变计划后那台庞大的设备被拆除，后被移至长湾监狱的一家工厂。根据当年的媒体报道，由于综合大厅被改为音乐厅，歌剧不得不移至原先设计的剧场演出。这一变动的结果会导致不能上演大型歌剧。这一预言，最后被证实。
后来的故事
乌茨去职后，歌剧院工程的步伐开始加快。1968年，新的筹委会发表了预算：歌剧院的总投资为八千五百万澳元，工程将在1972年底之前竣工。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歌剧院工地有一千二百名工人同时工作，他们大部分是刚刚从世界各地迁居澳洲的移民。 1972年12月12日，在悉尼歌剧院竣工的前夜，悉尼交响乐团首次使用新建音乐厅演奏，以招待工程建设的有关人员。乐队指挥对其音响效果感到异常满意。然而，随之赶来试验的歌剧、芭蕾舞和戏剧这些艺术品种的导演及专家们却不断抱怨。有人说，从戏剧厅的某一个座位上看不到舞台，更多的人指出：新设计的歌剧院因舞台不够宏大，无法上演著名歌剧《阿依达》。所有这些抱怨，是否应当归咎于政府撵走了设计师、改变了乌茨原有的设计方案呢？但另一种强大的舆论认为：政府的决策是正确的。乌茨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设计师，却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实施者。乌茨习惯于半途而废，他在法国的许多建筑项目至今仍处于半成品状态。乌茨的天才想象超出了他的动手能力。
悉尼歌剧院于1973年10月竣工，前后历时十六年，耗资达一亿三千万澳元。10月20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亲自为其剪彩，并和悉尼的观众们一起欣赏了在歌剧院演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歌剧院开幕式盛况空前，皇家成员、政府官员、世界各地的嘉宾济济一堂，精彩的演出和盛大的宴会交相辉映，整个悉尼处在狂欢之中，独不见歌剧院设计者的身影，可谓讽刺。当时的乌茨究竟潜身何处？乌茨自1966年诀别悉尼后再也没有踏上过澳洲的土地。他曾多次拒绝澳洲政府的官方邀请。人们只知道他心情不好。报端形容他“像一个苦难的隐士‘吃了一颗酸葡萄’”，还攻击乌茨慢待了女王的邀请，对女王不敬。乌茨被一家报纸报道“潜身于夏威夷”。实际上，乌茨当时是在夏威夷大学建筑系讲学。五年之后，一直对此表示缄默的乌茨做出了如下解释：
我之所以谢绝参加歌剧院开幕式，并非因为我对歌剧院本身有什么成见。我是怕外交上的麻烦。我想人们一定会问我有关歌剧院的真实故事，和我所谓的“痛苦经历”。我实在是不愿意卷入这场无休无止的关于过去的争论中去。如果我在悉尼，论争将不可避免。此外，我的出席，特别是在像休斯那样的人一定会出席的情况下，只能使争论升级。争论将使庆典活动难堪。我阻止了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
在庆祝悉尼歌剧院竣工大典前夕，澳大利亚皇家协会曾授予乌茨金质奖章，但他拒绝赴悉尼参加颁奖仪式，委员会只好将奖章邮寄给乌茨。
1978年，当悉尼歌剧院落成五周年之际，乌茨被英国皇家建筑学院授予金质奖章，以表彰他设计歌剧院的成功。他在该学院的即席讲座中声称：这枚奖章将促使当年在修建歌剧院所产生的一切细小疤痕加快愈合。
这年，新南威尔士政府又一次邀请乌茨前往访问。乌茨说他正忙于设计科威特的国会大厦，无暇光顾，但他表示愿意接受为悉尼设计一个新建筑的请求。瑰丽的传奇随着时间的推移，悉尼歌剧院的成功给澳洲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就像一位作家说的那样，“它把澳大利亚放在了世界文化史的版图上”。悉尼的人们越来越怀念它的设计者乌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界一个劲儿地鼓吹：“现在是在悉尼街头欢迎乌茨的时候了。”但乌茨依旧没有光临。1981年，他的女儿琳访问悉尼时说，她希望父亲有一天能乘快艇沿悉尼湾遨游歌剧院。但她不希望父亲看到歌剧院内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乌茨仍对雪片一样的邀请函无动于衷，他只是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去的……”
1985年，乌茨被授予澳大利亚皇家建筑学院的勋章，但乌茨对新闻界说：给一个建筑师的最好礼物应是给予建筑权，而不是勋章。歌剧院经理写信请他赏光，提议让艺术家给他绘制一幅肖像以便放在歌剧院作为永久性纪念。乌茨回信说，这使他感到不安。他说，他宁可做一些实际工作，也不愿出人头地。
1993年，在悉尼庆祝歌剧院落成二十周年前夕，澳洲再次向乌茨发出邀请。《悉尼晨锋报》的一篇文章充满激情地说：“悉尼歌剧院为澳大利亚增添了无限光彩，悉尼歌剧院的崇拜者们一直盼望能在街头向它的设计者欢呼！”
悉尼歌剧院的艺术工作部部长考林斯很早就向乌茨发出邀请，请他来悉尼观光并参加这座建筑的二十岁生日庆祝活动。但是七十四岁的乌茨说，他可能抽不出时间来，但也许会让他的一个家庭成员代表他参加活动。
当时居于西班牙一座海滨城市的乌茨后来透露，当年他是被迫辞职的。因为那个叫休斯的公共设施部部长拒绝拨款给他的歌剧院完成内部设计。乌茨说：“我等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我最后已无法给我的手下发工资。”
面对媒体，休斯坦率地说，他对乌茨的内部设计方案不满意。乌茨立即反驳道，这位部长先生嫉贤妒能，是在找借口让他离开，从而使自己能在这座可以带来世界性荣誉的建筑上踏进一只脚。1983年，在回答记者的一次提问中，乌茨说：“公众设施部部长们通常只是关心老百姓的住房、消防站和城市排污系统，然而休斯先生却想在歌剧院的石基上刻下自己的名字。”
乌茨于2003年荣获具有建筑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茨克建筑学奖。2007年，悉尼歌剧院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澳洲政府再次向乌茨发出邀请，遭婉拒。
2008年4月9日，在乌茨九十大寿之际，悉尼歌剧院数百名员工在悉尼交响乐团的伴奏下为他举行了“生日快乐”音乐会，希望大师能莅临同贺，并目睹自己的杰作。乌茨热忱婉谢，他似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
2008年11月29日，九十岁的乌茨在睡梦中辞世。11月30日晚，悉尼歌剧院灯光骤然熄灭。12月1日，悉尼大桥上的澳大利亚国旗降半旗致哀，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悼词中说：“乌茨留下了一个珍贵的世界遗产，他不仅是丹麦的儿子，也是澳大利亚的儿子。”
乌茨比较出名的建筑作品还有科威特的国民议会大厦和丹麦的巴格斯瓦德教堂，那些当然都是很杰出的作品，但唯有悉尼歌剧院，最令世人流连忘返，就像丹麦建筑师协会所赞美的那样：“乌茨一生的辉煌只有一次，但这一次已是瑰丽的传奇！”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名人传记》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