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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亲自推开对外科技合作的大门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率团出访美国，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科技领域开始的。我知道，您作为方毅副总理的秘书是出访的随员之一，可否介绍一下当时出访的背景?
郭曰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把工作重点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同志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认为，实行改革开放，搞四个现代化就必须从科技教育入手。他说：“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对外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曾经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因此，小平同志认为，科技工作的对外开放是对外开放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这种背景下，小平同志决定亲自推开国门，让中外科技交流之风吹进中国。
1978年5月2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会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博士。布热津斯基此次访华是与中方商谈中美正式建交事宜。他向邓小平表示，美国政府认为美中关系在其全球政策中，具有中心的重要性。美国下决心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后来经过半年6次会谈，双方达成协议。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之下，根据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卡特总统的邀请，邓小平于1979年1月29日到2月5日亲自率领新中国第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了美国。推动中美科技合作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当时代表团主要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外交部的，另一部分是科技界的。小平同志任团长，方毅、黄华任副团长。代表团共22人，科技界的占到七八位，比重还是比较大的。这说明小平同志是把科学技术的交流合作作为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内容。
记者：1978年3月18日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在会上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小平同志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1979年1月29日小平同志亲自带团出访美国，进行中美科技交流，可以看出，为了祖国更加强大，为了科技的发展，小平同志真是身体力行啊!
郭曰方：是的，科学大会是小平同志亲自倡导的，小平同志亲自出席并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实际上，在科学大会召开的前后一段时间，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和禁锢，人们的思想并不解放。我举个例子，当年数学家杨乐要去参加国际的学术交流会议，还要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个人都要画圈表示同意、批准，才可以出去。一个副研究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竟然还要中央政治局每个常委都要画圈同意，这说明我们当时的思想禁锢是很厉害的，对外的大门并没有完全打开。三中全会也开了，但是在下面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以及后来的其他一些政策问题，都反映出观念没有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平同志决定，他要亲自推开对外科技合作的大门。我想这是小平同志的一个考量。我们长期闭关自守，实际上我们跟西方的差距已经很大了，人家在发展，我们是搞了十年“文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了。科技机构大部分都解散了，人员都流失了，仪器也破坏了，整个科研工作基本上处于一个停顿的状态，差距非常大。所以小平同志说“要抓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对此，他当时有很多的论述。他先主持了“八·八科教座谈会”，又召开了科学大会，那么现在他亲自带团去美国，把科学技术交流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这是个大的背景。
八天行程，科技活动丰富多彩
记者：这次出访都进行了哪些与后来的科技合作有关的活动?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郭日方：在8天的访美日程中，我们访问了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洛杉矶和西雅图等5个城市，参观了美国许多从事高新技术研究的科研单位、企业、学校和工厂，每到一个地方邓小平都饶有兴致地向对方提出各种科学技术问题。1979年1月31日上午，我们参观华盛顿的全国宇航博物馆。博物馆展出了249架过去的飞机、40艘宇宙飞船和50个导弹及火箭，这些展品生动地表现了人类为开拓征服空间而作的努力。当邓小平来到阿波罗一11号指令舱时，宇航员柯林斯向他讲述了1969年他是怎样坐这个座舱飞往月球的。邓小平用手摸了一下从月球带回的石块，博物馆馆长齐塞因笑着对他说：“先生，你接触到月球了。”小平当时也高兴地笑起来。
1月31号下午，在中美双方签订科技合作协定之后，我随方毅副总理访问了美国科学院。2月1日参观福特汽车公司装配线，我们是坐着个小电瓶车来参观的，因为里面实在是太大了。接着是乔治亚技术学院，2月2号，我们参观休斯顿国家航空宇航局，还有约翰逊太空中心。接着是德克萨斯医疗中心，在那里我们观看了一个心脏手术，隔着圆形天窗大玻璃，下面是手术台，我们观看手术的全过程，包括血液的循环，都看得清清楚楚。接着是卫理工会医院。2月3日上午，参观休斯公司，这之后，小平和方毅同志就兵分两路了，小平同志直飞西雅图，我和方毅副总理飞洛杉矶，参观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厂，还有长堤油田钻探设备公司港口。我们到洛杉矶也是受小平同志的委派，因为这次的访问计划都是小平同志审定的。接着，我们还参观了道格拉斯的飞机制造厂，加州理工学院，这是我们在洛杉矶的行程。而小平同志则到西雅图波音飞机发展中心参观，波音飞机的总部在西雅图，小平同志参观了波音厂的飞行发展中心。2月4日，我随方毅到西雅图与邓小平会合，2月5日一起顺访日本，2月8日离开日本回国。
从我们行程可以看出，这次出访，科技内容是占了很大的比重的。从代表团的组成到访问的项目都足以证明。我们的全部行程都是用分钟来计算的，几点出发，路上几分钟，到那里几分钟，环环相扣，都安排得非常紧张。从早到晚，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以外，都是按分钟来计算的，不是按小时来计算的。行程这么紧张，但是小平同志却精力充沛，我那个时候才三十多岁，精力都有些受不了了。小平同志又要讲话，又要参观，非常累，但是却精力充沛，而且对科技项目非常有兴趣，只要看到有关的科技项目，他都非常认真，问这问那，很细致。那个时候，我们跟美国的差距太大了，所以，小平同志整天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把我们国家科技搞上去，让国家强盛起来。
中美科技合作硕果累累
记者：这次访美，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这是 中美两国政府签署的第一个正式合作协定，关于《协定》具体涉及到哪些领域?取得了哪些成果?
郭日方：这次访问之前，小平同志在制定访问方案的时候就把考察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事先有这个意向，协定也是预先准备好的。那是在1979年1月31日下午，邓小平和卡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上签了字。根据这项为期5年的科技合作协定，中国和美国将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在农业、能源、空间、卫生、环境、地学、工程学和双方同意的科学技术的其他领域及其管理、教育和人员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中美双方将给予人员和设备的入境和出境手续的便利。这项协定还规定，中美两国将成立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今后每年轮流在两国举行一次会议。然后，方毅同志和美国能源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在白宫签订了执行这项协定的备忘录。
关于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它是每两年召开一次的，到现在已经是十二次了。最后一次是2006年10月18日～1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的。实际上，中美科技协定包含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而且这个协定签订的时候，规定每五年续签一次。2006年4月份，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把这个协议又续签了五年。之前，江泽民主席也续签过。所以，这个协定还在一直执行。三代领导人，都续签了这个协定，现在已经快30年了。中美科技的合作领域越来越广泛，目前已形成“中美科技合作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广伙伴、有重点、高水平”的特点，出现了政府间合作、科研机构间合作、企业间技术合作与科技人员交流并举的好局面。
30年来，中美两国科技合作也是硕果累累，例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遥感卫星地面站的建立，还有中国数字化地震台网等就是中美科技合作的重要成果。遥感卫星地面站在北京密云，是小平同志在访美的备忘录里确定的一个科技合作项目。当时的条文是这样写的，“在合适的条件下，中国购买一个地面站，能接收美国陆地资源遥感卫星，包括现正在发展的陆地资源卫星发来的地球资源信息”，后来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到1986年12月份，这个地面站正式建成运行。成了我国唯一的民用航天遥感信息资源，填补了我国高技术民用航天技术领域的一个空白。小平同志专门为地面站写了站名——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按期完成，成功实现对撞。这也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项目，是在小平同志亲自支持下完成的。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积极促进和帮助了这个项目，杨振宁、丁肇中帮助我们培养了不少人才。它标志着中国高能物理已经真正跻身于世界的前列。
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在《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框架下签订了50个合作议定书(协议、谅解备忘录)，合作的领域非常广泛，能源、环境、信息、生物、医学、大气、中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方式也多种多样。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在这个框架下双方可以进行很多的合作，而且我们也有些项目缩短了和美国的差距，有些还处于领先地位，可以预见，中美科技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好的。
创新超越，指日可待
记者：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现在回忆30年前的出访，您还是如数家珍，行程的每个细节都记得那么清楚，您当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郭日方：这次出访美国整整8天，我有幸随代表团完成了这次访问。30年过去了，看着祖国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我的感受也是非常深刻的。第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小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在邓小平的理论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国家差距这么大，要怎么才能赶上去?他着急啊!所以，他派我们多看些科技项目。为了促成中美科技合作，更快地学到先进技术，他可以说是不辞劳苦。他当时已经是七十多岁高龄了，带领我们去参观这些科技项目，而且安排那么多项目。他就是一直在想，回来我们怎么搞上去，我们怎么缩小差距、培养人才，怎么抓我们的科技工作，加大投资。他考虑的是大的方面，所以让我们看得很细。小平关心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签订后，我们后来取得了这么多的科技成果，并对推动我们和欧洲以及其他国家的科技合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我们科学技术取得这样大的发展和成就，这个基础是小平打下来的。
第二个感触就是，参观过后，感觉中美之间科技发展水平差距确实比较大。当时，我们在很多领域远远落后于美国。关于差距，说法不一样，有说差20年，有说差30年的，总之差距真的很大。所以，我们回来以后，就是要按小平同志的想法，把我们国家的科技工作抓上去，奋起直追，缩短差距。开始我们的目标是跟踪，后来我们提出不能只是跟踪了，我们要创新超越，赶超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
第三个感受是，的的确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保证，小平同志关于科技进步的论述中，有很大的篇幅讲到要向国外的先进技术学习的问题，而且多次强调继承和发展、学习和创新的辩证关系。对此，中国科学院后来提出了知识创新工程。任何一个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创新的成果，都是一个新的突破，后来的提法我认为是正确的，就是要赶超、超过别人才行，不能总跟着别人的后面走。
记者：如何评价中美科技合作这30年?
郭日方：2005年11月，胡锦涛主席在和美国总统布什会晤的时候，明确讲到这样一段话，他说要“进一步发挥中美科技联委会的作用，鼓励两国政府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和产业界加强科技合作”。现在中美合作差不多就30年了，这30年，通过执行《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双方政府间建立一个稳定的对话合作机制，对我们两国的科技合作向更深层次高水平的发展，应该是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但是，在这个好的前提下也不是没有问题。虽然我们这30年对科学技术的经费支持逐年提高，但是，跟发达国家比较而言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有很多的不足。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和支持，这方面我认为我们做的还不够。另外，我们目前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科技发展当然要跟国民经济相结合，跟市场需求相结合。实用性比较强是对的，但是仅仅这样也不行，有些我们还应该考虑得更长远一些。比如，我们在基础科学研究这方面还不够，还很薄弱；另外我们的一些科学家受市场经济的影响，科学精神缺失，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思想意识跟老一代的科学家比较而言，相对不足。还有，我们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激励制度也还是有欠缺，有些年轻人急功近利，能够赚钱就行，能多赚钱的项目就愿意干，而对国家长远发展有利的事情、暂时还出不了名、还看不到什么成果的项目，积极性不太高。所以，我们下一步要思考和研究怎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包括改变我们的评审制度，从体制、制度、评价机制、资源配置、学术交流、公平竞争、人文关怀等各个方面能够采取切实措施。要激励人才创新潜能的发挥，要对年轻人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引导，倡导他们良好的价值观，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奉献精神、追求真理的精神，我认为是我们科技界目前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30年改革开放的科技成就，当然很多了，嫦娥工程，要到月球了，原来我们只能摸摸人家的石头，我们当年简直都不敢想，现在神七上天了；还有我们的托卡马克装置，因为这个装置产生能量的原理和太阳产生能量的原理一样，被称为“人造小太阳”，通过核聚变来解决能源问题，发出很大的能量。还有秦山核电站、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等，很多大的项目，以及磁悬浮列车等都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我们的进步非常快，而且是惊人的。从纵向来讲，从百年走过的历程来看，这是我们国家科学发展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而且取得的成果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我们实现了，很值得骄傲。
回顾30年的科技发展历程，我们不能不敬佩邓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在科技发展前进的道路上，确实还存在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今后，我们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当中，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认真想办法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把这些问题解决好。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率团出访美国，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科技领域开始的。我知道，您作为方毅副总理的秘书是出访的随员之一，可否介绍一下当时出访的背景?
郭曰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把工作重点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同志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认为，实行改革开放，搞四个现代化就必须从科技教育入手。他说：“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对外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曾经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因此，小平同志认为，科技工作的对外开放是对外开放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这种背景下，小平同志决定亲自推开国门，让中外科技交流之风吹进中国。
1978年5月2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会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博士。布热津斯基此次访华是与中方商谈中美正式建交事宜。他向邓小平表示，美国政府认为美中关系在其全球政策中，具有中心的重要性。美国下决心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后来经过半年6次会谈，双方达成协议。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之下，根据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卡特总统的邀请，邓小平于1979年1月29日到2月5日亲自率领新中国第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了美国。推动中美科技合作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当时代表团主要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外交部的，另一部分是科技界的。小平同志任团长，方毅、黄华任副团长。代表团共22人，科技界的占到七八位，比重还是比较大的。这说明小平同志是把科学技术的交流合作作为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内容。
记者：1978年3月18日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在会上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小平同志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1979年1月29日小平同志亲自带团出访美国，进行中美科技交流，可以看出，为了祖国更加强大，为了科技的发展，小平同志真是身体力行啊!
郭曰方：是的，科学大会是小平同志亲自倡导的，小平同志亲自出席并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实际上，在科学大会召开的前后一段时间，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和禁锢，人们的思想并不解放。我举个例子，当年数学家杨乐要去参加国际的学术交流会议，还要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个人都要画圈表示同意、批准，才可以出去。一个副研究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竟然还要中央政治局每个常委都要画圈同意，这说明我们当时的思想禁锢是很厉害的，对外的大门并没有完全打开。三中全会也开了，但是在下面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以及后来的其他一些政策问题，都反映出观念没有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平同志决定，他要亲自推开对外科技合作的大门。我想这是小平同志的一个考量。我们长期闭关自守，实际上我们跟西方的差距已经很大了，人家在发展，我们是搞了十年“文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了。科技机构大部分都解散了，人员都流失了，仪器也破坏了，整个科研工作基本上处于一个停顿的状态，差距非常大。所以小平同志说“要抓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对此，他当时有很多的论述。他先主持了“八·八科教座谈会”，又召开了科学大会，那么现在他亲自带团去美国，把科学技术交流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这是个大的背景。
八天行程，科技活动丰富多彩
记者：这次出访都进行了哪些与后来的科技合作有关的活动?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郭日方：在8天的访美日程中，我们访问了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洛杉矶和西雅图等5个城市，参观了美国许多从事高新技术研究的科研单位、企业、学校和工厂，每到一个地方邓小平都饶有兴致地向对方提出各种科学技术问题。1979年1月31日上午，我们参观华盛顿的全国宇航博物馆。博物馆展出了249架过去的飞机、40艘宇宙飞船和50个导弹及火箭，这些展品生动地表现了人类为开拓征服空间而作的努力。当邓小平来到阿波罗一11号指令舱时，宇航员柯林斯向他讲述了1969年他是怎样坐这个座舱飞往月球的。邓小平用手摸了一下从月球带回的石块，博物馆馆长齐塞因笑着对他说：“先生，你接触到月球了。”小平当时也高兴地笑起来。
1月31号下午，在中美双方签订科技合作协定之后，我随方毅副总理访问了美国科学院。2月1日参观福特汽车公司装配线，我们是坐着个小电瓶车来参观的，因为里面实在是太大了。接着是乔治亚技术学院，2月2号，我们参观休斯顿国家航空宇航局，还有约翰逊太空中心。接着是德克萨斯医疗中心，在那里我们观看了一个心脏手术，隔着圆形天窗大玻璃，下面是手术台，我们观看手术的全过程，包括血液的循环，都看得清清楚楚。接着是卫理工会医院。2月3日上午，参观休斯公司，这之后，小平和方毅同志就兵分两路了，小平同志直飞西雅图，我和方毅副总理飞洛杉矶，参观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厂，还有长堤油田钻探设备公司港口。我们到洛杉矶也是受小平同志的委派，因为这次的访问计划都是小平同志审定的。接着，我们还参观了道格拉斯的飞机制造厂，加州理工学院，这是我们在洛杉矶的行程。而小平同志则到西雅图波音飞机发展中心参观，波音飞机的总部在西雅图，小平同志参观了波音厂的飞行发展中心。2月4日，我随方毅到西雅图与邓小平会合，2月5日一起顺访日本，2月8日离开日本回国。
从我们行程可以看出，这次出访，科技内容是占了很大的比重的。从代表团的组成到访问的项目都足以证明。我们的全部行程都是用分钟来计算的，几点出发，路上几分钟，到那里几分钟，环环相扣，都安排得非常紧张。从早到晚，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以外，都是按分钟来计算的，不是按小时来计算的。行程这么紧张，但是小平同志却精力充沛，我那个时候才三十多岁，精力都有些受不了了。小平同志又要讲话，又要参观，非常累，但是却精力充沛，而且对科技项目非常有兴趣，只要看到有关的科技项目，他都非常认真，问这问那，很细致。那个时候，我们跟美国的差距太大了，所以，小平同志整天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把我们国家科技搞上去，让国家强盛起来。
中美科技合作硕果累累
记者：这次访美，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这是 中美两国政府签署的第一个正式合作协定，关于《协定》具体涉及到哪些领域?取得了哪些成果?
郭日方：这次访问之前，小平同志在制定访问方案的时候就把考察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事先有这个意向，协定也是预先准备好的。那是在1979年1月31日下午，邓小平和卡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上签了字。根据这项为期5年的科技合作协定，中国和美国将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在农业、能源、空间、卫生、环境、地学、工程学和双方同意的科学技术的其他领域及其管理、教育和人员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中美双方将给予人员和设备的入境和出境手续的便利。这项协定还规定，中美两国将成立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今后每年轮流在两国举行一次会议。然后，方毅同志和美国能源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在白宫签订了执行这项协定的备忘录。
关于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它是每两年召开一次的，到现在已经是十二次了。最后一次是2006年10月18日～1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的。实际上，中美科技协定包含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而且这个协定签订的时候，规定每五年续签一次。2006年4月份，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把这个协议又续签了五年。之前，江泽民主席也续签过。所以，这个协定还在一直执行。三代领导人，都续签了这个协定，现在已经快30年了。中美科技的合作领域越来越广泛，目前已形成“中美科技合作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广伙伴、有重点、高水平”的特点，出现了政府间合作、科研机构间合作、企业间技术合作与科技人员交流并举的好局面。
30年来，中美两国科技合作也是硕果累累，例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遥感卫星地面站的建立，还有中国数字化地震台网等就是中美科技合作的重要成果。遥感卫星地面站在北京密云，是小平同志在访美的备忘录里确定的一个科技合作项目。当时的条文是这样写的，“在合适的条件下，中国购买一个地面站，能接收美国陆地资源遥感卫星，包括现正在发展的陆地资源卫星发来的地球资源信息”，后来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到1986年12月份，这个地面站正式建成运行。成了我国唯一的民用航天遥感信息资源，填补了我国高技术民用航天技术领域的一个空白。小平同志专门为地面站写了站名——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按期完成，成功实现对撞。这也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项目，是在小平同志亲自支持下完成的。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积极促进和帮助了这个项目，杨振宁、丁肇中帮助我们培养了不少人才。它标志着中国高能物理已经真正跻身于世界的前列。
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在《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框架下签订了50个合作议定书(协议、谅解备忘录)，合作的领域非常广泛，能源、环境、信息、生物、医学、大气、中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方式也多种多样。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在这个框架下双方可以进行很多的合作，而且我们也有些项目缩短了和美国的差距，有些还处于领先地位，可以预见，中美科技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好的。
创新超越，指日可待
记者：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现在回忆30年前的出访，您还是如数家珍，行程的每个细节都记得那么清楚，您当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郭日方：这次出访美国整整8天，我有幸随代表团完成了这次访问。30年过去了，看着祖国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我的感受也是非常深刻的。第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小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在邓小平的理论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国家差距这么大，要怎么才能赶上去?他着急啊!所以，他派我们多看些科技项目。为了促成中美科技合作，更快地学到先进技术，他可以说是不辞劳苦。他当时已经是七十多岁高龄了，带领我们去参观这些科技项目，而且安排那么多项目。他就是一直在想，回来我们怎么搞上去，我们怎么缩小差距、培养人才，怎么抓我们的科技工作，加大投资。他考虑的是大的方面，所以让我们看得很细。小平关心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签订后，我们后来取得了这么多的科技成果，并对推动我们和欧洲以及其他国家的科技合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我们科学技术取得这样大的发展和成就，这个基础是小平打下来的。
第二个感触就是，参观过后，感觉中美之间科技发展水平差距确实比较大。当时，我们在很多领域远远落后于美国。关于差距，说法不一样，有说差20年，有说差30年的，总之差距真的很大。所以，我们回来以后，就是要按小平同志的想法，把我们国家的科技工作抓上去，奋起直追，缩短差距。开始我们的目标是跟踪，后来我们提出不能只是跟踪了，我们要创新超越，赶超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
第三个感受是，的的确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保证，小平同志关于科技进步的论述中，有很大的篇幅讲到要向国外的先进技术学习的问题，而且多次强调继承和发展、学习和创新的辩证关系。对此，中国科学院后来提出了知识创新工程。任何一个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创新的成果，都是一个新的突破，后来的提法我认为是正确的，就是要赶超、超过别人才行，不能总跟着别人的后面走。
记者：如何评价中美科技合作这30年?
郭日方：2005年11月，胡锦涛主席在和美国总统布什会晤的时候，明确讲到这样一段话，他说要“进一步发挥中美科技联委会的作用，鼓励两国政府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和产业界加强科技合作”。现在中美合作差不多就30年了，这30年，通过执行《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双方政府间建立一个稳定的对话合作机制，对我们两国的科技合作向更深层次高水平的发展，应该是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但是，在这个好的前提下也不是没有问题。虽然我们这30年对科学技术的经费支持逐年提高，但是，跟发达国家比较而言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有很多的不足。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和支持，这方面我认为我们做的还不够。另外，我们目前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科技发展当然要跟国民经济相结合，跟市场需求相结合。实用性比较强是对的，但是仅仅这样也不行，有些我们还应该考虑得更长远一些。比如，我们在基础科学研究这方面还不够，还很薄弱；另外我们的一些科学家受市场经济的影响，科学精神缺失，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思想意识跟老一代的科学家比较而言，相对不足。还有，我们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激励制度也还是有欠缺，有些年轻人急功近利，能够赚钱就行，能多赚钱的项目就愿意干，而对国家长远发展有利的事情、暂时还出不了名、还看不到什么成果的项目，积极性不太高。所以，我们下一步要思考和研究怎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包括改变我们的评审制度，从体制、制度、评价机制、资源配置、学术交流、公平竞争、人文关怀等各个方面能够采取切实措施。要激励人才创新潜能的发挥，要对年轻人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引导，倡导他们良好的价值观，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奉献精神、追求真理的精神，我认为是我们科技界目前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30年改革开放的科技成就，当然很多了，嫦娥工程，要到月球了，原来我们只能摸摸人家的石头，我们当年简直都不敢想，现在神七上天了；还有我们的托卡马克装置，因为这个装置产生能量的原理和太阳产生能量的原理一样，被称为“人造小太阳”，通过核聚变来解决能源问题，发出很大的能量。还有秦山核电站、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等，很多大的项目，以及磁悬浮列车等都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我们的进步非常快，而且是惊人的。从纵向来讲，从百年走过的历程来看，这是我们国家科学发展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而且取得的成果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我们实现了，很值得骄傲。
回顾30年的科技发展历程，我们不能不敬佩邓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在科技发展前进的道路上，确实还存在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今后，我们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当中，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认真想办法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把这些问题解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