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的意义是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赶跑了皇帝，建立了共和，是中国全面现代化的起点，也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真正重建的开始。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刻意模仿美利坚合众国，是要建立美国式的政治架构，但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手段，却是刻意模仿一百二十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是要以暴力手段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自1895年觉悟到暴力革命可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惟一手段之后，十多年间从未丧失信心放弃信念，不论清政府怎样期待和平转轨，推动政治变革，以致国人中的大多数都受清政府的影响，相信和平转轨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孙中山硬是坚持暴力革命的正当性、唯一性，始终不愿与清政府妥协，与清政府合作，而正是他的这种坚持与坚守，终于使“一个人的革命”变成整个民族的觉醒，于是有了辛亥革命，有了武昌起义。
　　毫无疑义，辛亥革命的前半场确实是按照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提供的脚本在演出，只是当武昌起义爆发后，特别是当清政府阵前换将，启用先前被一度废弃的汉人高官袁世凯取代满洲贵族出身的陆军大臣荫昌，南北对峙一下子由满汉之间的冲突变成汉人之间的对决，孙中山十多年来倡导的民族革命立马失去合法性和正当性。
　　更重要也更吊诡的是，南北对决的主力其实都是清政府在过去十几年自己培养的新式军队，南方的主体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北方的主体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的北洋系。他们虽然分属两个系统，但同是汉人，同是接受东西洋现代思想的影响，因而他们的现代国家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高度一致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心目中的满汉之间的民族冲突，不仅转换为汉人之间的冲突，而且直接演变为具有现代思想倾向的南北两支新式军队之间的冲突。大家都是自己人，一切都好商量，于是辛亥革命的后半场不再照着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提供的脚本进行，不再刻意模仿法国大革命，不再追究满洲贵族的政治责任，更没有将那个可怜的小皇帝像路易十六那样送上断头台。在经过短暂的和谈之后，南北握手言欢，清帝退位，小朝廷继续保留在皇宫中，由民国奉养，小皇帝依然可以在宫中称孤道寡，只要不发生反对民国之类的重大事件，这个小朝廷还真的可以万世一系，皇权永固，实现大清王朝列祖列宗梦寐以求的理想。
　　在这场政治交易中，损失最大的是南方革命党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在辛亥之前十多年确实贡献良多，不妥协不放弃不气馁，始终如一坚持暴力推翻清廷，重建汉族人的国家，所以当南北和谈正在进行的时候，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南京突然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国立即呈现南北分治的格局。
　　南北分治不合乎中国人的政治期待，但南京临时政府北伐也并没有那样大的力量，北方南征虽然没有绝对的胜算，但当满洲贵族逐渐出局，南北纷争只是汉人之间的冲突时，这无疑是对中国智慧的最大考验。于是再经过一段艰难谈判，北方的袁世凯统治集团与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达成共识，假如袁世凯用和平手段逼退清帝，那么南京临时政府将推举其中华民国继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于是刻意模仿法国大革命的辛亥革命的后半场并没有走向暴力，而是走向了和平，走向和局，革命者充分展示了其伟大心胸，没有私利，没有独占鳌头，垄断一切，而是与参与各方分享权力，相互妥协相互让步，不仅使共和体制照样达成，而且使中国人避免了一次空前的大浩劫大灾难，避免了一场规模不会太小的血腥屠戮。
　　对于辛亥革命这个政治后果，研究者在过去一百年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中国大陆史学界依据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阶级斗争理论，总是有点不满，有点惋惜，有点不甘心，总是以为孙中山让权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言下之意，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党人宁可玉碎，也不能仅仅为了瓦全，哪怕将中国打个稀巴烂，也要坚持到底，永不言败，永让权，独占鳌头，垄断政权。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史学家这样的期待当然有其正当性合理性，但是放到今天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观察，这种期待未免太残忍，太不把人民当回事。所以从今天的立场看，从人民本位的观点看，辛亥革命参与各方相互妥协相互退让，避免了一场内战一场血腥。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而不是什么革命派的软弱性妥协性，辛亥革命后半场的这个结果，既合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也合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试想，假如南北不妥协，不论是南方北伐，还是北方南征；不论是南胜北败，还是北败南胜，真正吃亏真正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人民。
　　辛亥和局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成功案例，是参与各方共同努力相互让步的结果。我们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不应该强分彼此厚此薄彼，而是应该对这段历史抱持一种敬畏一种温情，从更宏大的历史架构中重新审视辛亥和局的意义。
　　 （摘自《团结报》2010.9.9）B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