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0日，在某培训机构组织的“中高考冲刺”新闻发布会上，以小说《活着》成名、近日又推出新作长篇小说《文城》的作家余华，意外地出现在这场应试教育发布会中。手拿演讲稿的他，以远远逊色于其作品文本中精巧表达的生涩与拘谨，念完了20分钟的发言。
　　作家与高考作文、小说与应试教育、绚丽的文笔与拘谨的广告表达，魔幻又真實地出现在人们面前。网络上，对于余华“下海”为培训机构站台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喊着“文学已死”，有人觉得尝试有益。借由一次关乎作文的培训，对文学乃至语言的讨论声音四起。
　　作家与作文之间，相隔多远？为什么这场普通的商业活动，掀起如此波澜？

焦虑的文本

　　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楚然，是余华多年的忠实读者，也是一位初出茅庐的中学语文教师。从本科时老师书单里开出的《许三观卖血记》一“读”倾心开始，她从学校到职场，一路追随余华的笔墨。每每余华有了新作，她总会第一时间买来阅读，对他的创作动向了如指掌。
　　但当南风窗记者向这位“铁杆粉丝”问起这则新闻，能够准确说出余华新作《文城》是“时隔八年力作”的楚然，却表示“刚刚听说”—或者说，她“不会去这种新闻版块看他（余华）的消息”。
　　作为读者，楚然对自己“文学偶像”的这番站台感到意外。同时，作为一名一线教学从业者，楚然觉得自己的偶像不该趟这趟“浑水”：“作文和小说不一样，作文是一种令人焦虑的文本。”
　　焦虑从何而来？
　　在余华这场引发争议的讲座现场，镜头扫过观众，更多的面孔并非等待大师指点的中高考学生，而是一些忧心忡忡的家长。他们虔诚等待着拥有作家头衔的余华，能给出一剂灵丹妙药，为自家孩子的名校梦添砖加瓦。
　　一个机构的发布会，只是特定人群的小范围浓缩。既做班主任、又教语文的楚然发现，自己班上的学生家长在面对不同科目的偏科时态度明显不同，焦急程度也是“肉眼可见的差异”：数学、英语这样的科目，有比较清晰的规则可循，找家教一对一、刷题、积累单词等等，总是有些办法能“再努努力”。但如果是语文成绩—尤其是作文成绩不好，家长的焦虑就会非常严重：要去哪里找什么人指点才能提高？有什么具体的措施能提高？要从现在看课外书积累吗？是看课外书有用还是背范文有用？
　　“作文首先是考试中的一个环节，注定要用成绩来区分优劣的”，这与文学创作的天马行空、以个性为佳不同。作文范式极强，有格式、字数、体裁的要求，是标准的应试产物—相对应的，也要用应试的标准作答。
　　但另一方面，这个考试的环节又不像其他科目、题型那样客观，有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而中高考的阅卷基数庞大，一天要评很多篇作文的阅卷人—大多又同时是一线的语文老师，面对繁重的任务，也不得不在“阅读”“体会”之外，尽力创建一个赏罚分明的规则体系，来维持这个主观考核在框架范围内尽量的公平。反过来，这些阅卷经历，又会指导他们的教学。
　　楚然参加了一次阅卷工作后，便叮嘱自己班上的孩子，“开头要吸引人”“仔细审题开头就交代采分点”，如果没有特别的想法，“就套用母题和模板，求稳未必求出彩”……从前自己做学生的时候，楚然痛恨这样的教导，自诩创作力不错的她，常常想在应试作文中“一鸣惊人”，被哪个阅卷老师一眼在“文海”中识为知己。但现在她知道，更重要的是班里的学生先能够有方法轻松拿到一个大众的分数，别给其他科目拖后腿就好。

作文成绩不好，家长的焦虑就会非常严重：要去哪里找什么人指点才能提高？有什么具体的措施能提高？要从现在看课外书积累吗？是看课外书有用还是背范文有用？

　　“那种满分作文，学生与阅卷人的契合可遇不可求。”初登讲台的她，还在琢磨如何在教学中融入更多的阅卷心得，帮助学生和家长抵抗无法把握作文分数的焦虑。
　　“我理解听到‘余华’就蜂拥而至的学生和家长，哪怕试试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楚然说，“可能因为职业习惯，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孩子，但（比起其他学科）我已经开始更焦虑未来的小孩如果作文不好该怎么提升了。”

粗糙的生活

　　和令人焦虑的作文文本相对的，则是粗糙的生活。
　　工作时间更久些的青年语文教师彭岚，向南风窗记者描述他在教学中逐渐承认的一个发现：那些有广泛课外书阅读量的孩子，确实更容易写出分数高的作文。
　　在自己的学生时代，彭岚觉得语文课上老师念的范文、敲黑板要求记住的那些“母题”“通用材料”，和自己偷偷放在课本下看的课外书，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体系。他在文学作品里看到瑰丽的世界，在文字间肆意徜徉，然后回到应试的作文中，写下排练好的“规定动作”。但转换了观察的视角，彭岚觉得，优秀文学作品的浸润，确实对写好作文有着不可替代的滋养作用—哪怕是“规定动作”，拥有广泛阅读基础的孩子，也能更快地理解其中的语言逻辑，转化成更适合具体题目的语言。甚至，有些感悟能力更好的学生，“能把文学作品中的场景和作文中的场景融会贯通”，最后呈现出的，便不只是好词好句的摘抄、模仿，而是真正流淌着的“文脉”了。
　　在这个维度上，彭岚愿意相信，哪怕余华只是进行一项商业活动，哪怕只是按照主办方的意思念了一篇通稿，讲了一堆“备好素材、不要远离重点、积累名句和细节”这样人尽皆知的“知识点”，也有一些独特的意义。
　　“至少参与活动的学生和家长知道，哦，余华，是一个作家，我今天见到了真人，回去要不要买两本他的书读一读？”余华作品中丰满的人物形象、优秀的场景描绘，是否可以由此走入学生的内心，再内化成纸面上的功力？彭岚甚至询问南风窗记者，余华当时的那场演讲，“恰饭”的比重多不多。“如果很少一部分的话，我想给班里孩子放一下看看，未必能直接作用于成绩，但作家可能对‘多读书’这一点更有说服力。” 　　在当下，面对焦虑的学生和家长，比起教师，作家真的对“多读书”更有说服力吗？彭岚也不敢确定。教学的时候，他总有些隐约的担忧，语文设置作文，希望学生能够会阅读、能思考、可以在理解文字的基础上驾驭文字、凝练和优美的表达。但如今这个被网络用语、视频碎片充斥着的时代，所有的严肃文本似乎都面临着被消解、被戏耍的窘境。
　　“有时候感覺，我在和一些粗糙的表达做拉锯战。”彭岚讲起前段时间的一条微博热搜，是说“如果你最近很累，导致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枯草一样被吸干的丑感，这种丑叫‘累丑’”，大家一番讨论后才猛然醒悟，所谓的“累丑”，不就是“憔悴”吗？
　　这种“语文能力退化”的担忧，让彭岚忍不住担心，自己正在教授的这些孩子们，会不会被粗糙的表达裹挟，彻底丧失对真正美的语言文字的感知？而学校、教育机构、甚至是余华们，真的拼得过汹涌的网络语言吗？

两套系统

　　优美的语言表达确实面对着某种“消费降级”。哪怕仅仅是看余华的“恰饭”之旅，这种“降级”也十分明显。2019年4月，余华曾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丽对余华投身文学教育的热情充分肯定，并举行了一场名为“文学如何抵达现实”的论坛。这场论坛，从名字到内容，再到可能辐射的与会者，总不至于离文学太过遥远。
　　两年后的3月，余华在培训机构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涩念稿。这篇稿子听来略显机械，是“毫无感情的表演”了。
　　文学化表达的降级、语言的网络化，到底是一种创新还是退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引用哈贝马斯的“两个世界”理论，来解释“粗糙的流行表达”存在的合理性。在我们生存的世界中，其实可以细分为两个世界：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在系统世界—比如官方语言、正规媒体语言、应试作文使用的书面语言等，应该保持优美、凝练的语言表达。但在生活世界，可以更开放地接受不同的语言表达，容许生活世界里随着生活创新的存在。同时，这些生活世界的语言，并不总是永远存在于“生活世界”“，系统世界的语言应该具有开放性，可以把这些语言慢慢地吸纳到系统世界中”。

如今这个被网络用语、视频碎片充斥着的时代，所有的严肃文本似乎都面临着被消解、被戏耍的窘境。

　　但这种流动，并非只有经过筛选之后的容纳与吸收这一种良性互动。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边界即思维的边界”。当某种语言流行出来，被言说、被传递的时候，它们反过来也会塑造说话者的思维，进而对“系统世界”的书面表达、日常思考影响深重。
　　彭岚的担心不无道理，相较已有判断力与一定知识积累的成年人，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会更容易受到语言对思维的反噬，长期吸收不到“雅言”，便无法在写作中运用相关的词汇；长期沉浸在粗糙的流行表达中，即便是面对范式化的应试作文，也难以得心应手。于是，文本与生活反复拉扯，家长、学生及教师都难以从中找到合理的解决措施，只能反复在难以提高的写作成绩面前焦虑，进而寻求一些带有噱头的培训机构饮鸩止渴，而这番无效的奔波又会再次贬损学生对写作、阅读自发的热爱，让应试作文变得更加艰难。
　　余华为培训机构站台，自然无法代表整个文学与文学化表达的消亡。“文学已死”口气狂妄，但“文学没死”也似乎有些许苍凉。
　　或许应该说，文学不死，文学的表达也将永恒。只是，正如余华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新书宣传期，楚然、彭岚这样的青年教师需要将部分网络语言带入语文教学吸引学生兴趣，文学与商机、文学的表达与瞬时的流行，究竟可以在互动中产生何种倾向的共振，只能等待时间的解答。
　　（应采访对象要求，楚然、彭岚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