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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中共中央纪委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委员、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这是自去年2月中央纪委决定对刘志军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检查以来，中央再次发布刘志军案的官方消息。
刘志军案因与“中国高铁”发展相关，加之其治下数名铁道部高官相继落马，又因去年发生的7·23温州动车事故，刘志军案一直被外界格外关注。
“反腐败既‘打老虎也打苍蝇’，对腐败分子，不管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搞腐败，就一查到底，反腐败‘零容忍’是底线。”6月4日，反腐败学者、中央党校教研部教授林吉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是说。
源于“破窗理论”
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刘宗洪曾就反腐败“零容忍”进行过专题研究。
“‘零容忍’原指不宽容任何轻微的犯罪行为，后来引申到反腐败领域。”刘宗洪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上个世纪，美国预防犯罪学家乔治·凯林和詹姆斯·威尔逊提出了“破窗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一幢大楼的一扇窗户遭到破坏而无人修理，肇事者就会误认为整栋大楼都无人管理，从而得到可以任意破坏的暗示，紧接着就会发生一系列犯罪行为。
刘宗洪教授认为，“破窗理论”从心理学视角揭示了轻微违法与犯罪之间的关系。要消除犯罪现象，必须对轻微的犯罪行为予以严惩。
不久，美国警署把“破窗理论”应用于社会治安管理上，严肃查处轻微的犯罪行为，对犯罪分子实行“零容忍”，取得了明显成效。
刘宗洪在研究中发现：1993年，纽约市在美国联邦调查局10万以上人口的189个城市中的犯罪率统计中排名第87位，但到了1997年上半年，纽约市在名单中则位列第150位。纽约治安形势的好转主要得益于“零容忍”警政。
后来，香港廉政公署把“零容忍”理念应用于廉政建设，使其清廉指数一跃位居亚洲前列。
据刘宗洪介绍，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不久就提出了反腐败“零容忍”政策。一方面，香港廉政公署在制度设计时对任何轻微的腐败行为均不予容忍。另一方面，香港廉政公署在执行法律法规时也体现出腐败“零容忍”的精神。
一个例证是：20世纪60年代，香港廉政公署公布了《防止贿赂条例》，对腐败的罪与罚作了非常清晰的规定，从而堵塞了轻微腐败的漏洞。
“关于举报范围，我们称为零度容忍，无论是大贪还是小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处理，只是调查力度不一样。” 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廉政专员兼执行处处长郭文纬在清华大学讲演时曾经如此表述。
通过对香港廉政公署推行“零容忍”政策的分析，刘宗洪认为，对轻微的腐败不予制止，不仅会提高腐败分子的胆量，而且会激发其他官员的腐败动机。“实践证明，反腐败‘零容忍’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有效举措。”
林吉吉教授也表示，香港廉政公署实施反腐败“零容忍”，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巨大威慑作用，用较短时间就遏制住了腐败。
“零容忍”做得还不够
在中共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
“可见实现反腐败‘零容忍’是我们党的追求目标，也是党的先进性的一种体现”。刘宗洪分析说。
香港廉政公署如此严格的反腐“零容忍”政策让“潜规则”失去寄生的空间，近年来，其反腐模式也一度为大陆反贪腐部门所关注。
例如，今年1月2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在全省法院党风廉政建设会议上指出，“全省法院反腐的要求是‘抓大不放小’，时时处处保持高压态势，真正实现‘零容忍’”。
通过个案分析，可以感受到中央不仅对“小步快跑”型腐败不容忍，同时对“大腐败”查处力度也是空前的。
据公开报道显示：河南省封丘县原县委书记李荫奎，在担任封丘县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贪污受贿上千万元，先后1575次受贿，创下县委书记受贿次数之最。
“李荫奎属于‘小步快跑’型腐败。”反腐败问题专家李永忠分析认为，以往有些贪官欲壑难填，“张嘴很大，下口很猛”，单笔贪腐金额十分巨大，现在有些官员则存在 “大腐不干，小腐不断”的心理。
据中央纪委统计数据显示，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3.5万件，结案44.6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6.6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6607人，立案件数、结案件数和党纪政纪处分人数逐年增长。
中共十七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了刘志军、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宋勇、许宗衡等一批位高权重的省部级高官。
通过官方公布的过去五年反腐倡廉数据，林吉吉教授认为，纪检监察机关所查处的人数以及官员职位亦可彰显中央反腐败“零容忍”的决心。
客观评估当前反腐败形势，才能选择恰当的反腐路径。不可忽略的现实是，社会上对于反腐败的确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去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中央党校所作专题报告中就曾指出，对于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社会上存在一些不同认识，既有人过高估计成绩，存在盲目乐观倾向；也有人过分夸大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存在悲观失望情绪。
今年5月末6月初，贺国强在中央级别的一报一刊上面又相继发表署名文章，就反腐倡廉形势以及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进行阐述。
如何评估当前反腐败形势，实际上早在去年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曾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即：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反腐败问题专家李永忠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三个并存”和“两个依然”科学概括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既要看到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明显成效，又要看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李永忠分析认为，在反腐败战略上，中央曾提出标本兼治，后来加了一个注重预防，这一变化就体现出预防的重要性，但至今未能形成以预防为主的共识，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这说明在反腐败的战略上，我们缺乏一个顶层设计，我们改革创新不够，我们的‘零容忍’做得还不够。”李永忠坦承。
拥有长达32年纪检监察工作经历的李永忠认为，反腐败“零容忍”需要一定的土壤，首先是权力结构要改革，要靠合理的权力配置和科学的权力结构来遏制腐败。
根据《廉政公署条例》，香港廉政公署是独立于香港政府的架构，廉政专员则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公署超然的地位，保证了其查处力度的有效性。
在执行法律法规时，香港廉政公署也体现出反腐败“零容忍”的态度。廉政公署下设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管理处，三处相互合作，实施“举报必接、有腐必查、惩腐务尽”的原则。
“我们现在权力过分高度集中，主要体现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结构无法避免腐败的产生，与‘零容忍’的初衷相悖，只能是理想化的‘零容忍’，改变同体监督，实现异体监督才能产生‘零容忍’的土壤。”李永忠说。
这是自去年2月中央纪委决定对刘志军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检查以来，中央再次发布刘志军案的官方消息。
刘志军案因与“中国高铁”发展相关，加之其治下数名铁道部高官相继落马，又因去年发生的7·23温州动车事故，刘志军案一直被外界格外关注。
“反腐败既‘打老虎也打苍蝇’，对腐败分子，不管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搞腐败，就一查到底，反腐败‘零容忍’是底线。”6月4日，反腐败学者、中央党校教研部教授林吉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是说。
源于“破窗理论”
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刘宗洪曾就反腐败“零容忍”进行过专题研究。
“‘零容忍’原指不宽容任何轻微的犯罪行为，后来引申到反腐败领域。”刘宗洪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上个世纪，美国预防犯罪学家乔治·凯林和詹姆斯·威尔逊提出了“破窗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一幢大楼的一扇窗户遭到破坏而无人修理，肇事者就会误认为整栋大楼都无人管理，从而得到可以任意破坏的暗示，紧接着就会发生一系列犯罪行为。
刘宗洪教授认为，“破窗理论”从心理学视角揭示了轻微违法与犯罪之间的关系。要消除犯罪现象，必须对轻微的犯罪行为予以严惩。
不久，美国警署把“破窗理论”应用于社会治安管理上，严肃查处轻微的犯罪行为，对犯罪分子实行“零容忍”，取得了明显成效。
刘宗洪在研究中发现：1993年，纽约市在美国联邦调查局10万以上人口的189个城市中的犯罪率统计中排名第87位，但到了1997年上半年，纽约市在名单中则位列第150位。纽约治安形势的好转主要得益于“零容忍”警政。
后来，香港廉政公署把“零容忍”理念应用于廉政建设，使其清廉指数一跃位居亚洲前列。
据刘宗洪介绍，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不久就提出了反腐败“零容忍”政策。一方面，香港廉政公署在制度设计时对任何轻微的腐败行为均不予容忍。另一方面，香港廉政公署在执行法律法规时也体现出腐败“零容忍”的精神。
一个例证是：20世纪60年代，香港廉政公署公布了《防止贿赂条例》，对腐败的罪与罚作了非常清晰的规定，从而堵塞了轻微腐败的漏洞。
“关于举报范围，我们称为零度容忍，无论是大贪还是小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处理，只是调查力度不一样。” 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廉政专员兼执行处处长郭文纬在清华大学讲演时曾经如此表述。
通过对香港廉政公署推行“零容忍”政策的分析，刘宗洪认为，对轻微的腐败不予制止，不仅会提高腐败分子的胆量，而且会激发其他官员的腐败动机。“实践证明，反腐败‘零容忍’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有效举措。”
林吉吉教授也表示，香港廉政公署实施反腐败“零容忍”，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巨大威慑作用，用较短时间就遏制住了腐败。
“零容忍”做得还不够
在中共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
“可见实现反腐败‘零容忍’是我们党的追求目标，也是党的先进性的一种体现”。刘宗洪分析说。
香港廉政公署如此严格的反腐“零容忍”政策让“潜规则”失去寄生的空间，近年来，其反腐模式也一度为大陆反贪腐部门所关注。
例如，今年1月2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在全省法院党风廉政建设会议上指出，“全省法院反腐的要求是‘抓大不放小’，时时处处保持高压态势，真正实现‘零容忍’”。
通过个案分析，可以感受到中央不仅对“小步快跑”型腐败不容忍，同时对“大腐败”查处力度也是空前的。
据公开报道显示：河南省封丘县原县委书记李荫奎，在担任封丘县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贪污受贿上千万元，先后1575次受贿，创下县委书记受贿次数之最。
“李荫奎属于‘小步快跑’型腐败。”反腐败问题专家李永忠分析认为，以往有些贪官欲壑难填，“张嘴很大，下口很猛”，单笔贪腐金额十分巨大，现在有些官员则存在 “大腐不干，小腐不断”的心理。
据中央纪委统计数据显示，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3.5万件，结案44.6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6.6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6607人，立案件数、结案件数和党纪政纪处分人数逐年增长。
中共十七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了刘志军、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宋勇、许宗衡等一批位高权重的省部级高官。
通过官方公布的过去五年反腐倡廉数据，林吉吉教授认为，纪检监察机关所查处的人数以及官员职位亦可彰显中央反腐败“零容忍”的决心。
客观评估当前反腐败形势，才能选择恰当的反腐路径。不可忽略的现实是，社会上对于反腐败的确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去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中央党校所作专题报告中就曾指出，对于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社会上存在一些不同认识，既有人过高估计成绩，存在盲目乐观倾向；也有人过分夸大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存在悲观失望情绪。
今年5月末6月初，贺国强在中央级别的一报一刊上面又相继发表署名文章，就反腐倡廉形势以及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进行阐述。
如何评估当前反腐败形势，实际上早在去年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曾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即：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反腐败问题专家李永忠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三个并存”和“两个依然”科学概括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既要看到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明显成效，又要看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李永忠分析认为，在反腐败战略上，中央曾提出标本兼治，后来加了一个注重预防，这一变化就体现出预防的重要性，但至今未能形成以预防为主的共识，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这说明在反腐败的战略上，我们缺乏一个顶层设计，我们改革创新不够，我们的‘零容忍’做得还不够。”李永忠坦承。
拥有长达32年纪检监察工作经历的李永忠认为，反腐败“零容忍”需要一定的土壤，首先是权力结构要改革，要靠合理的权力配置和科学的权力结构来遏制腐败。
根据《廉政公署条例》，香港廉政公署是独立于香港政府的架构，廉政专员则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公署超然的地位，保证了其查处力度的有效性。
在执行法律法规时，香港廉政公署也体现出反腐败“零容忍”的态度。廉政公署下设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管理处，三处相互合作，实施“举报必接、有腐必查、惩腐务尽”的原则。
“我们现在权力过分高度集中，主要体现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结构无法避免腐败的产生，与‘零容忍’的初衷相悖，只能是理想化的‘零容忍’，改变同体监督，实现异体监督才能产生‘零容忍’的土壤。”李永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