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针对印章管理的法律规定不甚完备,实践中因为伪造印章引发的纠纷不断发生,给民事法律主体造成了重大损失。立法上并未对伪造印章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进行一个明确的定性,由此导致了司法实践中针对伪造印章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归属难以确定。通过对案件的类型化分析,发现伪造印章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案件被定性为有权代表、狭义的无权代理以及表见代理在实务中均有涉及。由此可见,伪造印章下的代理构造十分复杂,无法通过单一的法律条文进行明确的规定。现有的针对伪造印章的研究主要围绕伪造印章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而未对其构造进行深入研究,也未能深入地研究司法实践中关于伪造印章案件的审判规则,对于伪造印章的界定不清,使用伪造印章的主体未作出明确界分。鉴于此,本文通过整理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对司法裁判中的伪造印章问题、法定代表人和其他主体使用伪造印章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效果归属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除导论外,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围绕“司法实践中伪造印章的认定问题”展开。首先通过对案件的整理发现在民事争议中对于伪造印章事实认定的争议焦点在于未经备案的印章是否等同于伪造印章。通过对司法实践中案件的裁判观点进行梳理,不难发现未经备不同于伪造印章的结论,并进一步对其原因进行阐述。最后对伪造印章的内涵进行界定。实务界与理论界常出现的一个误区是错将印章是否表达真实意思作为确定印章是否伪造的依据,由此导致了未经备案印章与伪造印章相混淆的结果。应当厘清印章所表达真实意思表示与否与印章是否伪造不相关联,因而应当将定义的重点放在伪造行为本身,即印章之刻制是否经印章名义人同意。第二章对法定代表人伪造的印章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效果归属进行研究。首先通过对司法实践中裁判观点的梳理来确定伪造印章不会影响法定代表人代表行为的效果归属。裁判路径主要有两种,一种直接以法定代表人特殊身份的外观表象确定效果归属于法人。第二种则是以法定代表人签名为由确定行为有效且对法人发生效力。因此有必要讨论实践中有关签名与盖章效力的争议问题。尽管依据法律规定,签名与盖章均可成为合同成立之形式要件,但事实上由于印章所具有的固有特征,应当明确签名效力高于印章的效力,这也是法院的裁判背后所折射出的理论。最后,讨论法定代表人伪造印章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合理性,主要从印章并不必然真实表达法人的意思、法定代表人与法人具有同一性,其人格为法人所吸收以及适用风险归责原则的可归责性判断标准这三个角度进行论述。第三章对其他主体伪造印章实施法律行为的效果归属进行研究。其他主体伪造印章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之效果归属问题的解决主要是依托代理制度。首先对其他主体的范围进行一个清晰的界定。既包括公司内部除法定代表人之外的其他执行工作任务的工作人员,也包括普通的自然人,如与法人存在挂靠关系等。同时,对法院针对伪造印章案件的裁判观点及路径进行分析,部分案件适用无权代理制度,因而由行为人承担法律效果;另外一部分案件则适用于表见代理制度确定法律行为之效果归属于印章名义人承担,同时依托不同的制度基础分别结合案件进行分析。其次对伪造印章情形下效果归属的代理构造进行阐释。最后,阐明效果归属者承担责任的合理性之所在。主要从信赖利益保护以及可归责性两个方面进行讨论。表见代理保护的是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因此对于促使信赖外观形成的印章名义人而言,其应当承担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效果,本人承担的是一种以信赖作为基础的权利外观责任。反之,若外观表象不足以使得相对人产生合理信赖,则不构成表见代理,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另外,可归责性亦是判定法律行为之效果归属的考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