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频繁来华传教。为了方便西方人学习当地语言,他们编纂了一系列方言词（字）典,描写了那个时期的汉语方言。这些编纂者中,大多是传教士,有些是租界领事馆的职员,也不乏一些专门致力于汉学研究的学者。来中国任职,需要通过了专门的汉语考试和层层筛选,因此,他们具有一定的汉语水平和相对严谨的治学态度。我们有幸搜集到四本与汉口方言有关的词（字）典,分别是翟理斯的《华英字典》、殷德生的《汉音集字》、富世德的《官话方言英汉袖珍词典》、唐纳德的《汉口方言英汉对照袖珍词典》。论文第一章主要论阐述了编纂者的生平及其著作,简要介绍了四部词（字）典的体例和特点。四部词典的内容涵盖了清末民初时期的汉口方言。论文以这个时期的语音和语汇为主要研究对象。语音方面,比较四本词典中汉口方言的声韵调体系,分析这个时期的语音特点。其中iai韵母在翟理斯和富世德词典中均有记载,均存在于中古见系开口二等佳、蟹、卦韵当中,是一种文读和白读的语音叠置现象。这个时期语音的最大特点是存在大量的异读,仍处于向现代武汉方言转变的过渡时期。最后,评价四部辞典在记音方面的优劣,本文认为富世德词典的注音趋向于北京话,《汉音集字》的音较其他三部词典更加“纯正”,作者基本选用的是最能代表武汉方言的音,但其对异读现象的描写不及《华英字典》详细,通过这些异读,我们可以总结出语音演变的规律。另外,翟理斯并没有完全采纳庄延龄的注音,而是将一部分字成体系的改为了北京音,使得《华英字典》中部分字的记音失去了客观性。词汇方面,主要以富世德和唐纳德词典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首先选取两部词典的基本词汇,通过计算数据比例,分析两部词典的基本词汇与《武汉方言词典》、普通话的差异度,以及它们各自在语汇方面的“纯正”性;其次,筛选具有代表性的方言特征词进行分析,结论认为二十世纪初的武汉方言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方言特征,基本的方言特征词一直沿用至今。这一节还论证了方言特征词“乖”。《武汉方言词典》中“拐”表示“坏、劣质”,本文认为其本字应为“乖”。词汇部分的第三节主要从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阐述了新词的产生。第四节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词语着手,分析当时武汉日常生活、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