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西势东渐”潮流的推动,面对传统中华文明秩序濒临崩溃的局面,朝鲜王朝社会随之经历了一系列剧烈的思想阵痛与自我变革。这一过程相较于周边诸国可谓格外复杂艰辛。其根本原因在于,朝鲜半岛历代王朝国家长期接受“中华文明”的思想根深蒂固而积重难返。换言之,即“西势东渐”之前,朝鲜半岛上历代王朝国家将“中华文明”作为普遍价值准则而确立的独特自我价值体系牢不可破。这一历史惯性的延续,也就注定了它在日后迈向“近代”的过程中,必然要面临两大难题:一是需要处理作为传统普遍价值理念的“中华文明观”;二是又要顾及“中华”意义涵盖下的相对利益共同体——“中国”。一言以蔽之,即“中华文明”与“中国”,乃朝鲜王朝近代转型过程中,抑或是近代韩国社会重构自我价值体系时不可绕开的两大课题。基于这一前提,本文立足于“文明论”,试图通过重点考察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至二十世纪初,朝鲜王朝对传统中华价值理念的变革,以及在此过程中与中国关系和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进而勾勒出其迈向近代、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从“文明”视角来观察近代前后的朝鲜半岛以及中韩关系,既能较为清晰地展现近代之前同一文明（即“中华文明”）笼罩下中韩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又有助于把握近代前后受西洋异质文明冲击之际,因中华文明的解构而引发的中韩之间“共性”的快速剥离,以及韩国自身“个性”的凸显。这种通过韩国视阈划分东西文明差异的研究,多少也将“西洋文明”进行了“相对化”与“他者化”,从而对于摆脱我们现已习以为常的“西方中心主义”或“进步论·发展论”式的历史叙述框架亦有裨益。除绪论部分外,全文共由五大章节组成,每一章节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在厘清“中华思想”与“中华秩序”两大概念的基础上,大致考察了朝鲜半岛对于“中华思想”的受容和加入“中华秩序”的整个历程。其中,重点论述了十七世纪明清鼎革之后,朝鲜王朝“中华”意识的流变,以及对“中国”认知的变化。通过研究可知,整个前近代时期朝鲜王朝的“中华思想”,即对“中华文明”和“中国”的认知可谓表现复杂。前者作为一种深层的价值理念,从未发生过本质性的变化;而后者作为现实存在,往往会伴随客观条件的波动多有变化。第二章,重点考察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洋势力日渐近逼的情况下,朝鲜王朝统治阶级所作的一系列应对举措,以及在此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类思想变革。通过分析研究可知,从1840年代前后至1880年代前后,朝鲜王朝在西势东渐的冲击下,开始逐渐脱离了传统的中华思想与中华体制。即,不再是以中华文明作为唯一的至高准则,也不再完全束缚于同中国（清）之间的宗藩关系。第三章,以1894年清日战争为界,主要考察了此次战争之后,随着朝清两国宗藩关系的废止和大韩帝国的成立,朝鲜王朝内部思想意识的再度革新,以及对于中国认知的新动向。其中,重点以《独立新闻》和《皇城新闻》为依据,分析探讨了当时朝鲜社会内部文明意识的分化。这一阶段朝鲜王朝内部的思想意识可谓呈现出了两大特征:一是“自主独立思想”的确立和“文明开化理念”的普及;二是基于全新价值理念基础上的,对于“中国”的拒斥与疏离。第四章,着眼于1905年《乙巳条约》签订之后,韩国所处境遇的新一轮变化,进而重点考察了随着日本在韩统监制度的确立,大韩帝国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而展开的一系列“爱国启蒙运动”,以及在此过程当中近代韩国“民族”概念的形成和“民族主义”思想的确立。通过分析这一时期韩国发行的种种报刊杂志内容可知,此间形成的一系列民族国家思想,可谓起到了近代转型期韩国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并对日后的韩国社会以及中韩关系造成了深远影响。最后结论部分,重新梳理全文脉络,就整个近代转型过程中韩国社会文明意识的转换及对中国认识的变化予以总结、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