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关于“体外胚胎”法律属性的解释路径主要有三种:其一,以德国为代表的路径将“体外胚胎”纳入了宪法人性尊严及生命权的保护范围之内;其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路径将“体外胚胎”界定为在物和人之间过渡的中间体;其三,以我国民法学界为代表的路径将“体外胚胎”界定为民事权利的客体。通过仔细分析我国民法学界关于“体外胚胎”法律属性的争论,并借助对德美两国理论学说的梳理,本文认为对“体外胚胎”法律属性的争论应以宪法为解说的起点。本文主要以规范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对人权条款作为未列举基本权利的条文依据进行解释。本文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绪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由现实及理论问题导出对“体外胚胎”予以宪法层面关注的必要性;第二层次是:对与“体外胚胎”相关的概念、术语予以解释和澄清;第三层次是:文章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部分是关于“体外胚胎”法律属性相关学说的梳理。通过对德美两国各自规范、判例及学说的介绍及评析,发现德国的实践及学说对我国“体外胚胎”保护规范体系的建构具有借鉴意义。通过分析我国民法学界关于“体外胚胎”法律属性的各种学说,以及司法实践对折中说的接纳,这种理论及实践的矛盾无益于解决“体外胚胎”的保护问题,并且也和民法的理论体系无法融合。通过对我国宪法学者关于“体外胚胎”宪法地位应坚持人格尊严规范说的质疑,本文认为应从我国人权条款出发来论证“体外胚胎”的宪法地位。第三部分的核心问题在于运用人权主体理论及对我国人权条款的解释,以探讨“体外胚胎”的宪法性质。“体外胚胎”具有作为人权主体的资格,但我国宪法中的人权条款是作为原则意义而存在的,无法为其提供实效性的保护基础,因此须以具有规范价值的基本权利来具体化对“体外胚胎”的保护。认定“体外胚胎”具有生命权的标准是其具有生命现象。虽然我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生命权,但人权条款可为其提供解释依据。同时,宪法要求国家履行其对生命的保护义务。据此,对“体外胚胎”建立了以人权条款为原则,以生命权为具体规范的“双层保护”模式。第四部分论证“体外胚胎”生命权与研究自由的冲突及解决。为了人类福祉,“体外胚胎”无可避免的要被用于生物医疗科学的研究,以解决人类受不孕症及其他疾病的困扰。基于对胚胎生命的尊重,并为了避免“体外胚胎”的工具化及商业化,以“体外胚胎”用于科学研究需接受宪法上比例原则的检验,具体分为两种情形:剩余胚胎可在一定条件下用于研究,禁止以研究为目的而制造胚胎。最后得出全文的结论:第一,“体外胚胎”具有宪法上的生命权,但这种生命权并非绝对,需与同样作为基本权利的研究自由进行衡量和调和;第二,现有之法律体系已不能为“体外胚胎”提供足够的保护,因此须建构合理的胚胎保护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