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公共行政理论还是实践,都具有朝向他在性演进的逻辑。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愈加关联的社会网络结构中,公共行政的他在性建构却遇到了障碍,如何让他在性超越现实的狭隘性,同时又不陷入纯粹的乌托邦,如何在高度复杂的环境中实现自我建设,同时又面向他者建设,是当代公共行政的内在紧张。因此要实现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积极建构,就必须清楚梳理和界定公共行政他在性建构的相关问题。虽然这种他在性建构问题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甚至有人提出了后现代公共行政领域他在性的内涵,但并没有人从公共行政历史入手。至20世纪后期,大部分专业和学科在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中都缺乏历史分析意识,历史分析意识并非简单地与时空相关,更是与实践与研究相关的整体文化,具有他在性维度,能够从历时性的知识积累中提炼出本质,看清事物发展规律和趋势,但同时也注意到历史主义的窠臼,考虑历史对当下的价值和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对公共行政领域朝向他在性的演进逻辑进行了梳理和反思,系统地梳理和思考公共行政朝向他在性的演进逻辑,进而找出他在性建构目前存在的问题,挖掘并论证他在性在当代的价值。本文通过整理与反思发现,以后现代公共行政领域的他在性审视公共行政历史可以发现当代公共行政朝向他在性建构的内在紧张关系,基于他在性可以为公共行政的重建提供方向,并对同样处于高度复杂治理环境中的我国公共行政建设具有启发意义。公共行政领域的他在性应当包含丰富的内容:第一,他在性意味着向他者开放,迎接他者,包容差异,并对他者负责的道德性内容。第二,他在性意味着反权威。首先反权威是去中心化或者说非正典化,祛除公共行政现代性建构中对主体性价值（控制、理性、效率、科学等）等宏大叙事和基础主义的迷信;其次反权威是政府及其官员自视为他者（行政人员自身解构权威）,当政府自视为与他者平等的他者时,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也就消失了;再次是对抗权威（即使是与政府产生冲突时也拥有对抗自由）的参与性治理活动。第三,他在性意味着所有他者的在场形式都不能削弱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本质,对他者开放并不意味着以他者为中心的逆向自我中心主义,所有行动主体都处在平等的社会结构之中相互建构。第四,他在性还意味着公共行政直面高度复杂的具体现实环境（他者）。本文首先从公共行政历史入手,发现了它不断朝向他者建构的演进逻辑,包含了一个从拒绝他者到承认他者、再到向他者开放和建构的研究与实践过程,即公共行政朝向他在性的演进。本文从实体层面和价值层面对公共行政的自我建构进行系统描述,展示公共行政在此阶段通过对他者的拒绝完成了自我建构;但很快公共行政发现自己需要他者来证明完整性,在公共行政历史中可以发现多个主要他者在公共行政建构中的角色和价值,基于此本文从实体层面和价值层面分析了公共行政对他者承认的他在性建构内容及其所产生的价值。沿着公共行政朝向他在性的演进逻辑,本文整理和揭示了当代公共行政他在性建构存在的障碍。第一,公共行政的他在性建构面临自我与他者相互依赖却又分裂冲突的当代环境,包括因不能放手去处理与他者有关的问题而面临的自我分裂,也包括在场的他者突破传统时空范畴限制而带来的新问题,即实体性治理思维的失效对他在性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二,公共行政他在性建构遭遇了狭隘的现实性,首先20世纪后期的官僚制不能自视为他者且变本加厉地控制和排斥他者,破坏着社会性（社会回答了“我是谁”及我与他者关系的问题）,并且基于原子化个体（自我）设计出发点的官僚制存在制度不正义;其次市场希望实现他者的复权却未以恰当形式在场,20世纪后期的市场想改变甚至替代表明公共领域他在性匮乏的政府中心治理角色问题,但是这种他者复权的理念和途径出现了问题。第三,公共行政领域急切地对公共行政他在性建构中狭隘的现实性作出回应,但在处理与他者的关系过程中又出现了进一步的问题,首先20世纪后期对合法性问题（公共行政寻求合法性多半需要他者帮助）的认知途径各异,造成20世纪后期公共行政对他者承认问题的混乱,不同他者都沦为公共行政的承认工具;其次公共行政对他者的责任问题,公共行政理论被指责失去对实践的解释和指导价值,二者的脱节源于公共行政对他者责任的混乱。在后现代公共行政他在性内涵指导下,面对这些障碍的路径选择是,第一,公共行政需要具有向他者开放,迎接他者,包容差异,并对他者负责的道德性内容。第二,公共行政他在性意味着依据反权威来建构公共行政。首先,公共行政在他在性建设中自视为他者可以应对官僚制本身在现实中的狭隘性问题,更深层次上是依据反权威（控制）、反傲慢（理性）和倾听、行政关怀等来建构公共行政,其次,是参与性治理活动能够对抗权威（即使是与政府产生冲突时也拥有对抗自由）。第三,无论是在处理与他者有关的问题上,还是迎接一切他者的过程中,尤其是面临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是他性的）的到来,公共行政需要支点来解决自我分裂问题,自信地处理与他者有关的问题,并且对抗处于后现代主义中公共利益走向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风险。第四,向他者开放还意味着公共行政直面高度复杂的具体现实环境,在如今这个全球化、信息化世界,当“共在规定此在”变为现实,在异于历史上任何发展阶段的快速流动趋势中,对他者承认的合法性策略以及这其中的责任问题都没能完全适应社会治理需求,突破实体性在场观念对公共行政他在性建设提出了现实性要求。我国公共行政他在性建构不仅面临与西方共同的当代背景,也存在于本土特有的国情中,二者对我国公共行政的他在性建设提出了不同要求。具体而言,第一,我国公共行政的他在性建设面临着与西方相似的问题,存在于多样、复杂、恶化当代共同治理空间中,治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自我问题能找到他者原因,自我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我们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但需要合作的我们又存在于不正义的霸权结构中,并且去中心化的网络信息技术对公共行政自我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二,在本土化国情中,我国公共行政他在性建构也存在自我建设和他者建设双重问题,例如自我建设中身份归属的模糊性和缺乏现实维度,他者建设与环境、政治、社会这些他者的关系问题、公共性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他者为中心的国际合作问题等等。对于同时处于当代共同国际环境与本土特有境况的我国公共行政他在性建构而言,我们需要汲取全球共有的经验和寻找解决本土特有问题的思路与方案;就中国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而言,没有高低之分,也没有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对抗之争,而是科学地汲取公共行政他在性建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