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权利是指通过图书馆实现和保障公民获取知识、信息自由的权利，对于图书馆权利的理解始于美国图书馆协会颁布的《图书馆权利宣言》。现阶段我国学者对图书馆权利的理解主要从民众权利论、图书馆员集体权利论和公民和馆员的权利论三种视角。图书馆权利既有消极权利的属性，即要求国家消极不作为、不得干预;也有积极权利的性质，即要求国家积极通过提供制度性条件以保障权利的实现。图书馆权利体系中存在自由与平等两个核心价值。知识自由与图书馆平等权之间既存在内在关联也具有一定的张力，平衡二者关系使它们获得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充分实现，是图书馆权利的内在要求。国家在保障图书馆权利实现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国家需要处理好不作为与作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求国家消极不作为，以保障公众图书馆权利不受国家公权力干涉，实现知识自由;另一方面要求国家通过政策和制度、财政促进和保障图书馆权利。
　　我国图书馆立法起步较晚。域外相对成熟立法实践为我国的图书馆立法带来了重要启示。一方面需要坚持图书馆的中立性原则，即图书馆需要在宗教以及思想中保持中立姿态，排除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干预，中立地向读者提供文献、资料;另一方面，需要从单一的图书馆专门法向全面、成熟、完善的法律体系发展。我国201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保障民众平等地使用图书馆、确立图书馆的社会广泛参与性以及推进国家、行业组织、个人与出版社支持图书馆的发展，为图书馆权利的实现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但还应认识到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法》仍有相对不足之处。一方面缺乏对于国家不得干涉读者的阅读自由、保障读者的知识自由的相关制度规定;另一方面《公共图书馆法》的条文规定较为笼统，可操作性程度较低。应当通过进一步修改现有法律和制定相关配套性法律来使我们的图书馆权利获得充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