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都取得了迅猛发展,交易品种不断拓展,逐渐形成了利率类金融衍生品、货币类金融衍生品、股票类金融衍生品三大种类下多个小类的金融衍生产品体系。在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作为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最活跃参加者的银行不断累积其所持有的衍生品资产,更是有越来越多的非银行机构投资者纷纷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寻求新的金融衍生品并力求扩大衍生品交易头寸份额。金融衍生品之所以能够在近二十年来在全球获得如此傲人的发展,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金融衍生品迎合了投资者对于风险转移型金融创新的强烈需求。时至今日,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也已走过了近二十个年头,我国已经初步搭建了由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组成的完整金融市场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强大的融资渠道和资源再配置功能。针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制度从无到有,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制定明晰了市场投资主体、打破了跨行业金融机构的资金壁垒,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给与了立法尊重与推动。我国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确实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调整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的法律法规已经初步形成制度群系,场内与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并举发展已有法律制度的铺垫与先行,利率类衍生品、货币类衍生品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性实践与交易制度尝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当前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体系还存在着不少的制度性缺陷:当前我国金融分业监管模式下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多头监管,不利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深化发展。监管层次繁琐,既降低了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效率、提高了市场参与者的监管应对成本,也容易造成各监管部门间的权力博弈和监管资源浪费;目前在我国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中,政府行政监管挤占自律监管空间,相关的金融监管法规没有明确自律监管组织的法律地位和监管职能;此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法律规范多为低层次的部门规章且效力稳定性欠缺等。可见,为推动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良性发展,必须尽快完善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体系并提升监管水平。一方面应当借鉴其他金融衍生品发达成熟市场的监管经验,对有代表性国家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并借鉴其可取做法。同时,还应将国内金融监管纳入全球性监管的框架内,顺应本国金融市场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组成部分的现实,积极参与构建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国际监管框架。更为重要的是,应从我国金融市场的成熟水平和市场需求出发,积极尝试和探索对场内和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体系进行制度重构。重构我国场内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体系应首先从监管主体的整合与重构着手,建立一个统一的专门从事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政府机构,即中国金融衍生品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金融衍生品监管的最高核心部门,负责统筹制定金融衍生品监管政策并落实执行。其次,应拓展场内金融衍生品市场一线监管主体——交易所和结算所的职能范围,从侧重于交易撮合转为交易撮合和风险管理并重。再次,实现衍生品行业自律监管组织由职能缺位向积极发挥功能回归。同时,重构场内金融衍生品的市场准入制度,确立以投资者和衍生品种类二元维度为准入分类指标的、有差别的市场准入制度。对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监管体系的重构应着眼于推动产品创新和做大交易规模,引入中央对手方进行集中清算,建立统一的场外衍生品交易数据库全面收集各类交易信息,并进行汇总、整合和分析,定期向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部门报送数据信息和分析报告。淡化政府监管,逐渐形成以自律监管为主的监管框架,充分重视和保障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组织自律监管职能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