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行业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由于石油与天然气等传统能源储存量的有限性,其过度使用会造成传统能源的供应不足;另一方面,传统能源的大量消耗也会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轻视的伤害,如产生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问题。面对传统能源的这两方面压力,发展具有清洁可再生等特点的新能源行业,逐渐成为我国未来能源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反映一个国家技术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高低的重要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全面提高新能源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推进我国新能源行业优质长远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政府为了提高新能源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出台了一系列引导新能源行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税收优惠政策便是其中之一。因此,研究税收优惠对我国新能源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果,以及这种激励效果对不同规模新能源企业和不同生命周期新能源企业是否存在异质性,最大限度的发挥税收优惠的激励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实现上述研究目标,本文首先梳理并总结了相关文献,为研究打好理论基础。其次,探究税收优惠对新能源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提出相应的假设。然后,基于2013-2018年我国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数据,采取LP法测算新能源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总体税收优惠、所得税优惠、流转税优惠与新能源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在企业规模效应层面,利用门限回归法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所得税优惠和流转税优惠的门槛效应。在企业生命周期层面,利用分样本回归研究所得税优惠和流转税优惠对不同生命周期的新能源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最后,结合以上所得出的结论,进一步提出能够激励新能源行业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表明:第一,税收优惠能激励新能源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相对于所得税优惠,流转税优惠对新能源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激励效应更显著。第二,我国税收优惠对不同规模新能源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差异,且在规模较小的新能源企业中,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更显著。第三,我国税收优惠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新能源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差异,且对处于衰退期的新能源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最强。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最后从新能源企业整体以及不同企业规模和不同企业生命周期的层面出发,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激励新能源上市公司开展研发创新活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