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系法定代表人违反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在未取得担保决议授权或超越决议授权范围的情况下所实施的以公司名义签订担保合同的行为。依据担保对象的不同,越权担保类型主要为越权关联担保和越权非关联担保。《公司法》第16条明确规定公司担保的决策机关及表决程序,以期达到规范公司担保活动的目的,但对于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第16条和章程规定签订担保合同的法律后果未予以规定,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如何认定越权担保合同效力产生很大分歧,甚至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九民纪要》和《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对越权担保合同效力认定问题的裁判标准予以统一,确立了“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相对人善意认定”的裁判思路,但仍有部分规定的内容不完善,引发司法实践的新争议。本文选取近十年最高院和各省高院的案件数据组成案例样本,以合同效力、相对人注意义务和合同无效后的责任划分作为变量对案例样本进行数据量化的统计分析。其中,合同效力的有无系司法裁判关于越权担保合同效力认定标准的直观体现;相对人是否尽到注意义务系影响合同效力的关键因素;而合同无效的责任划分是对最终法律后果承担主体的确定,与越权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紧密相连。对案例样本统计分析后发现,法院审理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案件的裁判思路逐渐一致,但是与越权担保合同认定相关的问题未得到解决,如相对人注意义务范围不明确且履行注意义务的标准模糊,导致司法裁判对于善意相对人的认定标准不一;公司是否有权对越权担保合同予以追认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倾向于认定公司不享有追认权,不利于维护公司的合法利益;合同无效时公司法律责任划分不合理,有悖于公平原则,不利于保持相对人与公司之间的平等主体地位。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完善建议,明确相对人注意义务的范围除审查公司决议外,原则上应当审查公司章程;对相对人善意的认定,应从公司类型和担保行为是否有偿两个角度出发,界定以形式审查为核心的注意义务标准;如果相对人主观非善意时,合同效力处于待定状态,由公司自主决定是否予以追认;若公司不予以追认时,合同归于无效,依据相对人过错程度进一步细化责任承担情形,相对人为过失时,公司应按照过错与责任相一致原则承担部分赔偿责任。若相对人为明知越权代表行为存在时,则由相对人与法定代表人的按比例承担合同无效的法律责任;在此情形下,若两者系恶意串通实施越权担保行为损害公司合法利益,则应对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