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以来,寻衅滋事罪成为继流氓罪之后的又一个明显的“口袋罪”。为了与刑事罪名相衔接,治安处罚中的“寻衅滋事行为”应运而生,并由《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加以规范。但是因表述方式的模糊性,法院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的认定欠缺明确的标准,尤其是第26条第4项兜底条款的设定明显扩张了司法机关认定寻衅滋事行为的范围。同时,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并未以宪法为考量依据,导致公民的基本权利存在被过度限制的风险。这不仅会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树立。理论和实践都迫切需要从宪法层面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予以限缩解释,确定相应规范的指向,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条款的滥用予以规制,从而规范法院的裁判活动,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梳理裁判文书可以看出,近年来因寻衅滋事纠纷而进入到行政审判中的案例数量逐渐增多,这为分析司法实践中有关寻衅滋事行为的认定类型、认定结果、法院引用宪法等基本情况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样本。其中,言论型案例与宪法关系密切,更具鲜明的宪法色彩,故以言论型案件为分析对象,能够更好地实现宪法与部门法的良性互动。同时,通过整理法院认定寻衅滋事行为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等信息,能够总结出司法机关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的认定特点,比如法院认定的行为类型多样、相对人胜诉的案件数量占比少等。值得肯定的是,法院已经有意识地将宪法精神融入到司法裁判中,这对于保证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司法认定的合宪性具有重大意义。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当看到司法机关的宪法援引尚停留在形式层面,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的认定同样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一方面,法院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扩大化解释不利于保障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法院的认定标准具有随意化的缺陷,并未对相对人发表言论的行为如何构成寻衅滋事予以充分的论证,存在损害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危险。要想解决上述缺陷,宏观上来看必须将整个寻衅滋事行为的认定放在宪法秩序的框架内进行,即从宪法上讨论基本权利与寻衅滋事之间的关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全面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同时,司法机关在进行宪法考量时,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和法秩序统一原则,最重要的是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找到符合宪法的解释方案,以平衡基本权利与公共秩序的冲突。从具体规则的构建来看,首先,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的司法认定应当严格把控构成要件的合宪性,法院对相对人行为的违法性和有责性都应当作合宪性解释,形成严密的论证逻辑,以增强裁判论证说理的充分性。其次,司法机关应当在个案中进行利益衡量,将公共秩序与基本权利进行优先性比较,确定是否应对相对人的行为进行处罚。其中,具体的合宪性解释规则在要素权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则在单纯解释规则中,法院应将宪法规范的意旨注入一般法律中;二则在冲突规则中,法院应当选择多种解释方案中最符合宪法的解释。最后,司法机关应当始终保持对兜底条款适用的“谦抑性”,正确划定《治安管理处罚法》内部类似规范的适用界限,避免兜底条款适用的“口袋化”。综上,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建构具体的认定规则,规范“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司法认定。